「埃及的警察就像黑手党」

2016年2月3日，28岁的意大利籍剑桥博士生朱利奥·里格尼的尸体，在开罗至亚历山大的高速公路旁的一条沟渠里被发现。里格尼当时正在埃及做工人运动研究，工人阶层在2011年民主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的朋友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2016年1月25日，也就是革命五周年纪念日。自出现伊始，该事件的始末就一直扑朔迷离，流传的各类说法和细节相互矛盾。埃及警方开始宣称里格尼死于车祸，但检察机关却披露在里格尼的尸体上发现了骨折、软骨挫伤和青肿，他的脸部和身体有多处被烟头灼伤和被刀刺伤的痕迹，法医鉴定里格尼死前可能曾遭受酷刑折磨达七日之久。

三月末，埃及内务部宣布是一个犯罪团伙绑架并杀害了里格尼，该组织的四名成员已在警方的围剿行动中全部死亡。内务部还展示了里格尼的护照和其他身份证件，并说这些证件是从已被击毙的罪犯那里发现的。没过多久，这个版本的故事就在埃及国内外记者的调查下仓皇谢幕，埃及官方只好承认把里格尼的死和这个犯罪团伙联系起来有些牵强。酷刑折磨的迹象和对里格尼死因的转嫁把矛头指向了埃及的秘密警察，他们是最有可能应该为这起谋杀负责的一方。里格尼的调查研究并不涉及特别敏感的问题，让人实在想不通他为什么会被拘禁折磨。意大利因此召回了驻埃及大使，以示抗议。

这场外交危机持续发酵的时候，塞西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他表示埃及是这些阴谋的受害者，说「除了我谁的话都不可信」。他指责了反对政府的抗议者，并批评埃及民众对于减轻国家的财政金融危机没有作出应有的贡献。他用的是军事数学的逻辑：「如果九千万手机用户里的1/10能够每天早上为国家捐一埃镑，那我们每天就能多出一千万埃镑用来缓解经济危机。」一些一年前还是塞西的忠实支持者的、有影响力的脱口秀主持人也开始公开批评塞西，私有电视台ONTV的主持人优素福在直播里说总统「不再与人民真诚交流了」。

那时的优素福和他以前塞西的捍卫者形象判若两人，他开始对着电视镜头讽刺塞西「先生，是不是圣歌比谋杀或酷刑更劳您烦心呢？」之后随着他对塞西的指责越来越多，他的节目就被暂时禁播了。

春天的时候，我问过安瓦尔·萨达特对里格尼案子的看法，萨达特是1981年遇刺身亡的已故总统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的侄子，那时他刚刚被任命为埃及议会人权委员会的负责人。萨达特广受国际社会的尊敬，因此这项任命被看做埃及社会变革的积极因素。他对我讲述了自塞西上任以来的数百起失踪案件，「每天都有，不只是里格尼，还有数百位埃及公民。」

在过去的一年里，秘密逮捕和监禁酷刑的案例数量在埃及历史上前所未有，在押的政治犯达四万多个。一个外国人被折磨致死，萨达特说这样的事情在以前的政权下是不可想象的。萨达特认为这也可能是由于监管不力，或许是年轻的警官由于经验不足而犯下的错误，并非他们故意为之。八月份，由于政府的不配合，萨达特从人权委员会辞职。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对我说塞西与警方的关系错综复杂，「他并不相信他们，却不得不委以重任。」

在埃及，军队与警方的关系一直很紧张，权力的分配也一直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中。穆巴拉克从来都没有真正相信过军方，一个原因是前任总统萨达特被伊斯兰军官刺杀身亡，所以他组建了统管警方的内务部作为政权的保障。在穆巴拉克任下，警察以残暴和纪律涣散而臭名昭著。埃及的男性都要强制服兵役，而应征入伍的人员中受教育程度最低的被分配在警方，他们的所作所为是2011年民主革命的一个原因。

但在穆巴拉克之后，不管是穆尔西还是塞西都没有对警方的现状进行强有力的改革。「我曾经问过塞西为什么不对警察采取点行动？」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告诉我，「他说因为他不能。他说埃及的警察就像黑手党，而且有上百万人。」

2013年夏天政变后，成千上万穆尔西的支持者在开罗纳赛尔城的阿达维耶清真寺外广场和开罗大学附近的复兴广场静坐示威。查克·哈格尔告诉我，当时他一直在不断告诫塞西不要采取暴力行动，但塞西自己很清楚军方和警察在这一点上的区别，塞西认为军方必须与警察合作，但他们一直在尽力阻止警方的暴行。哈格尔告诉我尽管如此，塞西说他「控制不了警察」。

即使在穆巴拉克统治下，军队和警察也在明争暗斗，双方都想要划出自己的势力范围。革命后，这种权力的斗争加剧了，警察残暴的传统更加确立，以至于军警权力的失衡无可避免。同自己的前任一样，塞西清楚的知道警方的行为可以超出自己的直接控制范围。2013年8月14日的早上，治安警察以骇人听闻的武力手段在塞西支持者静坐示威的广场实施了清场，并且和抗议者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有些示威者持有武器，杀死了八个警察，但抗议人群的绝大多数都是没有武装的非战斗人员，但是治安警察并没有对这些人发出足够的警告或者留出安全撤离的通道。根据人权观察组织提供的数据，当天估计有超过一千人被杀。

在这场屠杀过后，塞西和哈格尔通了电话。「他说他很遗憾，非常非常遗憾，」哈格尔记得塞西在电话里说这绝不是他想要的结果，更不是他的国家想要的结果，他希望事情不会发展到这个不可收拾的地步，「他说起了他的家庭，还有他的妻子。」我问他塞西如何谈及自己家庭的，「这样的事情让他们感到厌恶，」哈格尔说，「塞西说看到这样的流血事件，他的妻子，还有他的整个家庭都感到狠不安。」他接着说：「他没说他的家人有没有责备他，但他们都被深深触动了。他说他的家人在为每个人祈祷。」

「对于失序的切肤之痛」

广场的武力屠杀让埃及的革命告一段落。埃及人所经历的，用一位欧洲外交官的话来说，是「对于失序的切肤之痛」。在经过了两年的抗议示威和政治暴行后，每个人都像是遭到了精神创伤，有种深深的疲惫感。政府在2013年年底颁布了一项法律，禁止一切未经政府同意的示威游行，违反者将面临重达一年的牢狱之灾。

如今，这种失序又定义了埃及人的公共生活。公民以一种难以预料的非理性的方式来参与政治，好像是对于突然袭来的阵痛的反应。2016年4月，塞西的总统内阁宣布将把位于亚喀巴湾和红海交接处的两座无人居住的岛屿归还沙特阿拉伯，这两座岛屿于1950年出于安全考虑由沙特交由埃及实际管辖。经过政府首脑的私人协商，塞西同意了一项看起来很值得赞美的举措：在中东大地上进行领土的和平交接。

但这项协议的制定并没有开放给公众进行讨论，也没有经过议会的辩论，而且与沙特为埃及提供新的200亿美元援助的时机太过于巧合了。塞西出现在电视镜头前时，他在用母亲的教导为自己辩护：「母亲告诫我不可以拿人之物。」活动家和记者们在埃及记者工会组织「记者辛迪加」位于开罗市中心的总部前面举行活动以示反对，数百名民众参与其中，这是自塞西执政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抗议活动。

埃及「记者辛迪加」是一个国家成立的组织，政府一般来讲可以介入或控制该组织的活动。在塞西治下，数十个记者和博客写手被逮捕拘禁，但他们中的一些年轻人并非「记者辛迪加」成员，也没有发表过登记在册的作品。在红海岛屿引发埃及国内争议期间，这种镇压更严重了。

一时间，「记者辛迪加」的总部大楼成了一些被通缉的记者的藏身之地，组织的三位董事会成员负责这些人的隐蔽和安全。卡勒德是三名董事会成员之一，他告诉我他是自由派，但不会因持不同政见而惹当局恼怒。「如果可以不用进监狱，为什么不呢？」他说，「我一直都是遵循本心讲话，只是用一种更审慎的方式。但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堪称疯狂的政权。」我们约好时间见面，但他迟到了，因为他需要签署一份代理权协议，以防自己发生不测。就在我们见面的几个月后，卡勒德和其他两名董事都被判处两年监禁，目前这一判决结果还在上诉中。

4月25日，活动家们打算举办第二场关于岛屿争议的抗议活动。当天下午，我出发赶往辛迪加总部大楼，到处都是警察，一个便衣警察从我身边看似悠闲的走过，衣服后面的兜里装着许多塑料手铐，手铐的一端露在衣服外面晃晃荡荡，像是工人的工具，在大楼前的一个街区有十几个便衣警察。我停下来，开始与霍萨姆·卡里勒交谈。霍萨姆是一个27岁的记者，为Alhayat新闻网工作，他说他是去参与抗议而不是报道抗议的。对于岛屿的主权争议，他认为「大家需要表达看法的机会」。

集会应该在半个小时内开始，但整条街区都被警察封锁了。巴克尔·艾哈迈德是一名会计，他是陪着霍萨姆来的，他告诉我他并不怎么关心两座岛屿，他来这是为了支持自己的朋友霍萨姆。就在我们交谈的时候，超过二十个便衣警察突然涌过来，他们检查了我们的证件，推搡着霍萨姆和巴克尔走向一列警车。一位警官看到了我的外国护照，挥手叫我离开。十分钟后我给霍萨姆打电话时，他的手机已经关机了，我猜想它已经被警察扣押了。

一位埃及记者发信息告诉我示威活动被转移至尼罗河畔吉萨的Mesaha广场，我赶到的时候，年轻人们正从汽车里出来分散开涌向广场外围。很快，像弥撒时唱圣歌一样，三百人异口同声的高喊「下台」口号：「Down,down with military rule!」（同解放广场民主革命期间穆巴拉克反对者，和西奈空难时期塞西抗议者，译者注）

七分钟后警察才赶过来，向示威人群投射催泪弹，抗议者们四散逃开。我跟着一组人朝东跑向居民区，眼前突然出现的恐怖景象让我们打了个趔趄：一个满脸狂怒的便衣警察，高声嘶喊着朝我们冲了过来，边跑边掏出了手枪。他在喊叫什么？他用枪对准了谁？他为什么在逆着人流全速奔跑？这些问题给埃及警察的神秘和难以捉摸再添上一笔，答案都不得而知。不管他在追赶谁，反正不是我们，我和其他六个人后背紧紧贴着身后的墙，等着这个像疯子一样的人大声咆哮着跑过去。

距离广场两个街区的地方，一切都很平静。我向同行的四个我认为是抗议者的年轻人走过去，我提出的问题同样使他们困惑：在这样一个建筑宏伟却布局混乱的城市，这场示威游行如此渺小，以至于这几个抗议者都不曾被注意到。当知道我是外国人时，他们的眼睛亮了，一个年轻人问我：「你能帮我翻译这个吗？」他递给我一张荷兰移民局签发给他们的拒签信，用英语写的，其中一句是：「鉴于你们原居住国整体的社会状况以及你们在那里微弱的社会联系，没有足够的理由表明你们在结束荷兰的居留后会立即返回。」

我尽力帮他们翻译了拒签信，之后一直在尼罗河边不停的走，我在想「如果你是生活在埃及的年轻人，你该怎么办？」霍萨姆当天晚些时候打通了我的电话，他想确认我是否安然无恙。他被警方拘留了六个小时后释放，巴克尔和其他近三百人依然在押。三天后，巴克尔在法庭上出现，这个年轻的会计师被判处两年监禁，即使他还没有来得及看到抗议是什么样子，就被带上了警车。

在拘留期间，巴克尔想到，他没有实际参与抗议活动，也不属于任何政党组织，甚至连自己的政治观点都不明确，这种情况下想要把他当做政治犯来审讯是很难的。他本能的想到要用不在现场这一理由来为自己辩护，所以他告诉审讯的官员，自己当时只是要去取回几天前送去维修的电脑，而这家店铺恰好在辛迪加大楼附近而已。在两天后的另一场审讯中，他又说自己是为了要去裁缝那里取回为表兄婚礼订做的套装。他无法解释自己前后不一的说法，只能说之前的理由并没有让审讯官满意。

巴克尔对于自己投票经历的解释同样没有说服审讯官。自2011年革命以来，巴克尔去过投票站三次，每次他都故意弄坏了自己的选票。在2011年和2012年时，在很多不喜欢任何一位候选人的年轻人中，这种行为是很常见的，但巴克尔却让审讯官困惑不已。

他们问他：「你这个人太古怪了，你身上怎么有这么多矛盾疑点？」审讯官问他是不是穆兄会的成员，或者有任何亲戚在穆兄会，巴克尔都否认了，但他的否认反而让审讯官更加恼怒。最后，审讯官问他是不是穆斯林，他肯定的回答让他们终于脸上发光，他们追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把票投给穆尔西？难道你不想要伊斯兰法律吗？

参考文献

Peter, Hessler. Egypt’s failed revolution, Newyorker, January 2,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