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把我的小说《失踪》翻译成英文的英国译者问我，有没有两千字左右的短篇小说，给他们用作一个中译英翻译比赛的文本。我最短的短篇也有五千字，就随便发了几篇专栏过去，他们挑中了这篇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上的《我相信会有一颗松掉的螺丝钉》，现在比赛已经结束，这里可以看到最后获奖的译文（https://paper-republic.org/pubs/read/one-of-the-screws-will-come-loose/），谢谢译者Luisetta Mudie，以我的英文水平，感觉译得很好。

因为专栏字数的限制，我一直觉得这篇写得太简单了,但还是在这里发一下。几年过去，我更是对当中的盲目乐观产生怀疑，上个月比赛的组织者希望我为这篇专栏再写几句话，我就写了下面这段，为了公号安全，我用的是译者Helen Wang的英文版本。

In 2013 when I was still writing a columnfor the online Chinese edition of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e editor asked ifI could write a piece about current hopes for China. I wrote I believe a screw will come loose because the worst thing about living in China is not that the system is evil, but that ordinary individuals are unaware of their complicity,in the same way that Hitler did not create Auschwitz singlehandedly and MaoZedong alone could not have made the cruel Cultural Revolution last for tenyears.

Soon after the piece was published thewebsite was blocked in China, but many readers managed to get over the firewall, and one of them wrote to me anonymously, saying he was the screw inthe story, but did not know how to come out. Although I gave it lengthy consideration, in the end I didn’t reply, because I didn’t know what risks he faced, and we must make our own decisions about our lives. Three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article was published, and I’ve come to doubt my earlier optimism. The German movie The Lives of Others told of the Stasi era in East Germany, and a loose screw in the secret police. But since then people have said that in reality, none of the secret police turned away from doing evil,not a single one. – Li Jingrui

我相信会有一颗松掉的螺丝钉

李静睿

这一次辞职之前，我做过八年时政记者，其中有三年的时间每天都要去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听庭。有时候一个刑事案件的开庭时间也就两三个小时，过了几个月之后又用十五分钟宣判，我既见过大毒枭在庭上拼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妻子，也见过情侣为了让自己脱罪怎样恶毒地互相攻击，还见过因为带了几百张黄碟出镜被判刑十年的非洲人，翻译几次告诉他刑期他都不敢相信，最后他终于痛哭失声，发出小动物一样含糊的呜呜声。

法院的空调不知道为什么开得那么低，女记者们都随身带着一件长袖衬衫，空荡荡的走廊里坐着脸色苍白的被告家属或者受害人家属，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去采访他们，所以稿子里总是缺少细节，种种诸如此类的碎片叠加在一起，让我记忆里的法院永远是那个冰冷的地方。没有想到过了好几年，我会觉得那种冰冷起码能够袒露在现实世界里，起码有我们这些不知所措的中国记者围观在周围，而我慢慢接触到的那个冰冷世界，在防火墙之内却是寂静无声。

我一共参加过五次全国两会的报道，2008年那一次的总理发布会我在现场，虽然早上六点半就开始在人民大会堂外面排队，我和同事还是只抢到了很靠后的位置，温家宝总理的声音从一个遥远的地方传过来。我记得最后一个问题，总理表示想把这个机会留给法国记者，不知道怎么是路透社的记者站起来，说有一个叫胡佳的人正在北京接受审判，他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一个月之后胡佳被判刑三年零六个月，而在他坐牢的那三年里，我认识了他的妻子和女儿，我们在通州的家只隔一条运河，她们就经常过来做客，小姑娘在我家第一次吃到了梦龙雪糕，她喜欢我做的可乐鸡翅和蜜汁烤翅，在我们大人忙着聊天的时候，她独立自主，学会了剥瓜子。有一年儿童节我给她买了条美丽的白色纱裙，最小码还是太长了，妈妈把它挂在衣柜里，她每隔一段就要跟妈妈说：妈妈妈妈，我想看看小阿姨给我买的婚纱。

开始她以为一直不在场的爸爸是“上学去了”，但是她渐渐有了疑心，我们大人再怎么努力也没法给她造出一个只有麦兜和加菲猫的世界，小孩子长大得太快，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学会了“国保”这个词而且频繁使用它，我们为现实世界盖的那块遮羞布被这个词撕开了第一条缝，然后我们就再也不能制止它被展现在孩子面前。现在她去了香港，我高兴她推开窗就能看到带着咸味的维多利亚海港，而不是楼下几辆从不离开的黑色轿车，与那些穿着黑色衣服的人们，那些被我们称为“国保”的人们。

我花了一点时间才接受“他们”是真实存在，而不是东欧或者苏联电影里的拙劣情节，虽然已经见过一些人，他们在我心里的样子却永远是模糊不清，我想象着他们只是一个个拧得特别紧的螺丝钉，因为被拧得太快而有点昏头转向，并不真正知道自己的位置，螺丝钉的生活过久了，工作会失去对伦理的触觉。2009年的平安夜几个朋友来我们家过，当时他处于被我们戏称为“有专车”的境况里，两个国保开车把他送到了楼下，那一天北京冷到接近零下十度，又刮着五级大风，我和家人想了想把他们也请了上来，毕竟家里那个封闭露台上既有暖气，也有用电的壁炉，虚假的火焰可以带来真实的温暖，在浑身暖意的时候，也许一颗螺丝钉也会发现自己有柔软的心。

十二点的时候朋友们互相拥抱，我和其中一个体型巨大的国保也轻轻抱了抱，只有在那身体与身体接触的瞬间，他才从一颗螺丝钉突然变回一个正常人，当然我没有办法知道他的感受，也许他不过是在敷衍。还有一次他们来家里搜东西，刚好我父母也在北京，我妈妈怯生生地用四川话问其中的一个人：“你要不要喝杯茶嘛？”他没有喝我们家的茶，但是他似乎的确也没有办法用一颗螺丝钉的姿态对待好心邀请他喝茶的阿姨。可惜这些瞬间总是走得那么快，他们还是他们，尽职尽责的螺丝钉。我们还是我们，在外交部发言人的嘴中并不存在的“持不同政见者”。

前段时间我纽约看了《悲惨世界》，结束的时候电影院里全是抽泣声和掌声，我忘不了沙威的选择，在当他发现自己深深信仰的法律并不能真正公正地诠释这个世界，他唯有一死。要是有可能，我想请他们看看这部电影，我从来没有对人性的勇敢抱有太高期望，但是我真希望他们能悄悄把自己拧得松一点，再松一点，有时候一个世界的崩塌并不需要《悲惨世界》里的悲惨革命，它只需要一颗颗松掉的螺丝钉。

这几年我算读了一些书，对我影响最深的学者是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里她提出“恶之平庸”（banality of evil），这个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在我看来这本书里有两句话最能概括何为banality of evil：一句是”极权主义统治的本质，而且恐怕所有的官僚制度的性质是把人变成官吏，变成行政体制中间的一只单纯齿轮，这种变化叫做非人类化”。另一句是“政治中，服从等于支持”。

犹太作家乔纳森•利特尔的《复仇女神》前两年出了中文版，他用一本长达七百页的小说阐释了阿伦特发明的这个词组：“国家机器是由沙子一样易碎的堆积物组成的…它存在，是因为所有人都同意让它存在，甚至，连它的牺牲者也同意，而且常常直到最后一分钟。没有了那些赫斯，那些艾希曼，那么果哥利兹，那些维辛斯基…一个斯大林或者一个希特勒就只是一个充满了无能的仇恨和恐惧的羊皮袋。”

就像我相信德国人中默默隐藏着一个奥斯卡·辛德勒，我也相信“他们”之中会隐藏着一颗松掉的螺丝钉。在这架庞大机器看起来运转依然如此良好的时候，我相信会有一颗螺丝钉从中脱离下来，它苏醒着伸了伸懒腰，周围的世界还是一片漆黑，但是它努力闪出了自己的那点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