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一首歌曲的歌词，词中有“中华”“宇宙”“华胄”“江湖”“揖让”“尧天”等众多意象。歌词作为一种结构精简的艺术体裁，从文字传达效率的角度要引入众所周知的意象，利用这些意象背后包含的感情倾向和意象彼此间的配合使整首歌表达出其整体的意境。而在或雄浑苍凉或壮烈悲愤等等不一而足的意境中又烘托出了歌曲所要传达的思想与内涵。

引入的意象当然不是无源之水凭空而来，它们往往抽象于让歌曲得以成型传唱的世态，是对现实世态的归纳。因此歌曲是经过创作者加入了自身体验带入了自身感情的描述现实的作品。可以说，歌曲，是现实世界在创作者感情世界的投影，它是现实世界经过了创作者感情改造的产物。

而以上这首歌又有些与众不同，它是1915年袁世凯称帝之前制定的国歌《中华雄立宇宙间》，是一首国歌。国歌与一般的歌曲不同，它除作为创作者的感情投影，还需要获得国家统治集团的认可。国歌是公器而非个人感情的宣泄，它需要契合一个时代下统治集团乃至整体国民的心声，受到认可，才能作为国家整体感情的代言去表达去象征。因此，国歌的面貌受限于时代，而它也能反映时代的一些特征。

中国自第一首近代国歌《李中堂歌》以来，先后有《巩金瓯》《五旗共和歌》《中华雄立宇宙间》《卿云歌》《三民主义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数首或临时或正式的国歌，仅仅从数量上就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变幻之烈！近代的统治集团权力交替背后的利益碰撞、理念交锋、国体变化都可以从各个势力选立的国歌上看出端倪。

《李中堂歌》是1896年李鸿章作为大清国全权特使参加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时演奏的代国歌，也是中国近代意义上国歌的开端。《李中堂乐》直接使用古诗配乐，是一首为避免外交场所尴尬临时拼凑的代国歌，因为是仓促而就，词直接引用了唐朝诗人的绝句。唐朝的诗句与清末世态充满了不协调感，歌词“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车驾六龙”中无论是“金殿”“紫阁”“仙人”“芙蓉”“太平天子”等意象都是在描述唐时的社会，放置在清末与当时的真实世态并不相符，尤其“太平天子朝天日”一句，与刚刚结束了甲午战争的清廷情况对比之下更显滑稽。歌曲与世态变化没有关系，作为国歌，从代表一国的角度，是一首偏题之作。

抛开“第一首国歌”这一特殊背景，李鸿章以《李中堂歌》作国歌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而不同于选定国歌的失败，李鸿章访俄的主要目的则明显获得了成功——1896年6月3日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中俄密约即《御敌互相援助条约》。

访俄之前李鸿章效力的清廷刚刚打输了一场与日本的国战。伊藤博文等一代东亚俊杰的努力，使得日本终于冲破岛国的限制，开始挑战清国的东亚秩序。而近邻的崛起，逼上了家门的威胁也使得清廷不再能面对时代变幻装鸵鸟。因此为清廷效力了一辈子的李鸿章，也就不得不为自己的主子走出国门奔波，寻找外援以应对实力和野心与日俱增的日本。而此时正急于东进的俄国与之一拍即合，于是便有了中俄密约之事。

密约内容共六条:“日本如侵占俄国远东或中国以及朝鲜土地，中俄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非两国共商，缔约国一方不得单独与敌方议和；开战时，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为使俄国便于运输部队，中国允于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该事交由华俄道胜银行承办经理；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都可通过该路运送军队军需品；此约自铁路合同批准日起，有效期十五年。”

密约中提到的铁路便是那条大名鼎鼎的始建于1891年，倾尽沙俄国力，以疯狂的速度从莫斯科修建至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仿佛一条穿越国土的大动脉，为俄国在东方的扩张输送力量，借助铁路的运力，俄国的人力与物力可以从自己远在欧洲的传统核心区域输送至自己国土最东端的扩张前线，支撑起一场与日本的战争。自从西伯利亚大铁路动工的那一天起东亚这片土地上便已是中日俄的一场三国大戏。

二十世纪是一个需要用剑为犁争取土地的时代。技术手段和组织手段的进步将原本松散的个体聚合为拥有紧密结构的民族。从莫斯科修建的一条铁路可以使遥远的西伯利亚沿线的人口密度增加，个体的命运越来越受群体的意志摆布，同时群体也必须有效地凝聚个体力量才能贯彻自己的意志——西伯利亚大铁路是沙俄倾尽一国之力才修建成功的。个体需要抱团取暖，群体需要个体的支持，当技术的进步可以突破距离和时间的限制时，以血缘为纽带的民族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成为一个国家外壳中的驱动内核。

民族的紧密一方面使得一个国家能够供养容纳的人口更多，另一方面也使得国家对资源的需求与日俱增。当技术的进步无法堵上资源的缺口时，一个民族想要继续前进即必须从外部获得补给。于是国家这一民族的外壳便被改造成了战甲，发动战争，获得新的土地与资源，利用新获得的资源供养更多的人口，然后以更大规模的力量再发动新的战争，生生不息，循环往复。日本明治维新的人杰对自己国家的改造，便是在将日本这一岛国改造为顺应潮流的战争机器，而甲午一战更是为自己的民族赢来之后十年的发展资本。

国家处在这种“战争与资源”的循环链条中，如果一时失利，缺少新资源注入的话一个国家可能就要进入衰退期，再也无法前进。一场战争的胜败改变一个国家的国运，在这个时代并不少见，所以当东扩的俄国与西进的日本在扩张的路线上出现碰撞时一场大战便无可避免。

中俄密约签订不到十年，日俄两国便在清国的东北爆发了一场赌上两国国运的战争，史称“日俄战争”。有与日本签订了《英日同盟条约》的英国在俄国背后扯后腿，日本分别在陆地和海洋上击败俄国，成为首个战胜白种人的黄种人国家。站在同为黄种人的立场，日后的鉴湖女侠秋瑾为日本击败俄国写下了《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万里乘云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日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扫平了自己扩张路线上障碍，而东进受阻的俄国双头鹰，不得不把扩张的目光转回西方的欧洲。

日俄战争早在1891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动工修建时便已注定，但战争的起源，却还要往西方那个日不落帝国的大本营去寻找。

读近代史，一个名字是避不开的——“日不落帝国”，或者另一个角度的同义词“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这个以英伦三岛统御世界的国家和民族，是那个时代实实在在的霸主。在全世界都在跑马圈地的时代大争中，它提前一步占据了最大的地盘，成为世界秩序的制定者，而它推行的秩序反过头又维持着它的霸主地位。

以岛国之资而横绝世界，大英帝国一方面凭借的是自身雄厚的实力，但在一个国家的兴衰之间可以仅隔着一场战争的时代，想要长时间维持自己的霸主地位，单纯以强凌弱式的穷兵黩武是不可靠的，须知大英的日不落帝国便是踩着西班牙这一老牌日不落帝国上位。而支持着英国霸主地位的另一大支柱便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那宛如天授的政治手腕。

面对身边欧洲大陆上那些此起彼伏的强横邻居，英国在拿破仑时代法国强盛时便组建反法联盟，而在法国衰落后德国崛起时又开始联合法国制衡德国，总之不允许欧洲大陆出现一个决定性的力量来挑战英国的秩序。一个割裂而充满内耗的欧洲大陆，才适合大英帝国在其间拨弄风雨，将一切可能超出控制的力量维持在一个相互抵消的平衡下。因此当俄国双头鹰试图避开欧洲的冲突中心去东亚寻找新机遇时，英国便要在东亚为其寻找一个限制它的敌手，以迫使双头鹰将扩张转回欧洲，去和崛起的德国碰撞，达到限制夹在法国和俄国之间的德国的目的。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使其进入了英国的视线，于是在李鸿章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使俄国获得东进通道不久，英国便于1902年1月30日与日本签订了《英日同盟条约》，建立了针对俄国的军事攻守同盟。日俄战争期间英日同盟使俄国的盟邦法国不敢参战助俄，施压中国使其不得为俄国增援舰队加煤，为日本击败俄国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而日本击败俄国迫使其西返也帮助英国弥补了在欧亚大陆布局上的漏洞。于是从欧亚大陆的最西端的英国开始一直到大陆最东端的日本，一条横亘整片大陆的平衡链出现了。

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英日同盟，国与国背后的因果逻辑犹如一条彼此限制的链条。还是以俄国为例，无论是西边的德国还是东边的日本，都是它扩张路线上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对德国和日本而言，俄国也是限制其前进的强敌。

用这样一条因果链串起大陆上的国家与民族，链条上每一个可能失控的势力都有来自英国外的第三方势力来限制，大英帝国试图执掌链条的两端，使之成为一个封闭的环，然后将一个个民族的努力在环中消耗掉，这样独立于环外的英国才能长久地维持自身的霸主地位。

以整片大陆布局，在一个诸国信奉着丛林法则的乱世中，盎格鲁撒克逊人硬是通过政治手段在欧亚大陆上维持出一种力量均衡下的大致和平。因此那个时代可以称一声大英帝国维持下的世界和平。只是这种和平的背后是其他民族的才智与鲜血的徒耗。但鲜血从来都不会白流，这种和平中孕育着一场可以摧毁一个时代的战争。英国人也难以想到自己维持欧亚大陆秩序的布局会在几年后就将整片大陆卷入战火中，无数鲜血以铺天盖地之势突破旧时代的封锁，世界在烈火重生，新的秩序和制定它的霸主会在大英帝国的黄昏中登上历史舞台。

即便百年后重观历史，时间、空间与逻辑仍旧仿佛隐藏在难以探究的混沌中，因为历史归根结底是各种力量作用的矢量和，它的前进方向不走到一个决定性的分岔口谁也无法断言它会走向哪里。所谓的解读历史，并不是找到所谓的历史必然路径，而是在尝试用几条明显的线索，去串起一个个历史事件，让历史变得可以理解。

而想要串起中国的近代史，让我们从大清国的灭亡说起。

《李中堂歌》作为一首临时之作，没有被满清作为国歌保留，在之后的各种正式非正式的场合满清使用的是《颂龙旗》等几首代国歌，而真正被满清确定为正式国歌的，则是1911年10月4日颁定的，由严复作词的《巩金瓯》。

而《巩金瓯》则是不祥的亡国之音，“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袍，清时幸遭。真熙皞，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词中“金瓯”代指国土，巩金瓯即巩固国土之意，和后面的“帝国苍穹保”无一不显露清廷江山巩固的愿望，但结合当时人心思变一夫振臂万夫响应的实情，这更像是将死之人发出的对生之留恋的哀鸣。“凫藻”“熙皞”等句更是透出一股强颜欢笑的虚伪。《巩金瓯》是一首清廷对自己提前做的虚伪的挽歌，整首歌曲强颜欢笑，明明是一些欢喜振奋的意象，搭配在一起却配出了“薤露非久”的感觉。之所以说它是亡国之音，是因为仅仅是六天后，便爆发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仅仅六天，严复拍清廷马屁的文字便化作了巴掌抡圆了拍在清廷的脸上。

大清国终于要完了。这个中国的最后一个皇朝，其实与传统的中国皇朝不同，与其说它是一个王朝，不如说它是一个殖民国家。少量的满人部族借助汉人官僚的力量殖民整个汉人社会。

所以全世界的跑马争地都与满清无关，满清的跑马圈地，早在入关起便已经进入高潮，之后近三百年的统治便是高潮过后的享受成果，只是对汉人而言，却是被别人享用的鱼肉。满清以部族而统御整个中国，如同英国需要割裂而内耗的大陆，满清也需要一个割裂而冲突的中国。因此，满清要做的不是像日本那样改造自己的国家，而是想办法延长自己的统治。在时代的浪潮的冲刷下，满清内部只能产生北洋这样的实力派，虽然经由新技术的加持，但是处于别人的窠臼之中，北洋不能把自己的影响扩张到全国承担改造民族的重任，也无法借助整个民族的力量来增强自身。处于重重限制之中，李鸿章虽被伊藤博文称赞才华胜过自己，但个人的境遇不仅仅与自身的才华有关，更受制于发挥自身才华的舞台。所以李鸿章只能以大清裱糊匠的形象收场不是无因。

在满清的部族武力被太平天国彻底摧毁后，清廷不得不祭出自己入主中原百年来所学会的所有权术，在越来越不受控制的地方和中枢之间维持一种平衡。满清部族占据中枢的大义名分，借助北洋实力派，震慑汉族的地方势力。

对李鸿章的北洋，虽然信任有加，但北洋身上毕竟有着异族的标签。甲午之战前北洋数十年未添置一枪一炮，其中未必没有限制提防的意味。

满清不可能像日本一样去顺应潮流重组国家结构，不仅如此，它还要压制提防汉人自下而上改良的欲望。将一切可能失控的因素扼杀。满清需要的不是扩张而是维持自身的统治。

满清没有集合国家力量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而处在满清这种相互擎轴的格局中，无论是谁，都无法让国家有日本或俄国那般一往无前的振作。所有的能量都在统治集团的压制中耗散掉了。

所以，处在那个时代的汉人，如果有志于救亡图存的话，那么首先要做的便是推翻满清的殖民统治，然后才有建设自己理想中国家的可能。

近代以来各种势力对建设怎样的中国的努力都有可取之处，也难以站在一个简单的标准上去评价谁对谁错，各个势力的失败都有其可惜之处，唯独满清，它是必须灭亡的，因为它亡了中国才有希望。

从满清灭亡开始，恢复中华的中国开始释放活力。

南方的革命党用来取代《巩金瓯》的是《五旗共和歌》，“亚东开化中国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 ，锦秀山河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短短的一首歌词中，文明、开化、共和之词充塞其中，确实是开创气象。词中“开化”“揖美追欧”“旧邦新造”“民国荣光”“世界和平永保”这些西化风格明显的歌词，无一不透出一股容光焕发，开创新纪元的气魄，而这种气魄也符合当时革命者推翻清廷创造民国的英雄行为。只是这首歌所表达的感情在后来看来也确实过于乐观了一些。民国的《五旗共和歌》透着一股子过于乐观的天真。而这些天真背后，隐藏着的 “五族共和”概念却是大有来历。

五族共和其实源自清末立宪运动的“五族大同”。 奉慈禧和光绪之命考察外国宪政归来的满人大臣载泽和端方等《条陈化满汉畛域办法八条折》，主张“宪政之基在弭隐患，满汉之界宜归大同”，“放弃满洲根本，化除满汉畛域，诸族相忘，混成一体”。同时，以恒钧、乌泽声、穆都哩、裕端等一批满族留日学生为主，在东京、北京创办《大同报》及《北京大同日报》，专门以提倡“汉满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为宗旨，宣传“五族大同”。

溯其本源，“五族共和”无非是当时清廷的的统战工具。

这个政治口号被革命党所继承，“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忽然之间便变成了“开化与五族共和”，一方面是革命者妥协的结果，满清部族虽然早已腐朽，但站在满清旗帜下的汉人实力派却依然强大。另一方面，这也确实是那个时代先人们建立民族国家的一种尝试。既然满清可以用这个口号统战，那民国有何用不得的。只是这种和稀泥式的制造民族的尝试必然会失败。

不妨看看孙中山对“五族共和”的评价”自光复之后，就有世袭底官僚、顽固的旧党、复辟的宗社党，凑合一起，叫做‘五族共和‘；岂知根本错误就在这个地方……由此可知，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而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也最终证明“五族共和”的路径行不通。

经过南方革命党与北方汉人官僚实力派的北洋系合作，最终逼迫清室退位，建立民国。北洋系的二代掌门人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

而被袁世凯确定为国歌的《中华雄立宇宙间》同样是气魄雄浑，“中华雄立宇宙间，廓八埏，华胄来从昆仑巅，江湖浩荡山锦连，五族共和开尧天，亿万年。”但看这些词中的意象“中华““宇宙”“华胄”“昆仑”“尧天”却又与《五族共和歌》中那些西化风格明显的意象不同，《中华雄立宇宙间》的风格更偏向于中华传统一些。袁世凯后来修改了歌词，将“五族共和”改为“勋华揖让”作为他更改国体的先声，这首气象雄立的国歌也随袁的身死名裂而被废止，但如果结合袁世凯的真实经历的而看的话，这首被袁捧起的国歌也符合袁氏跌宕起伏而又气象万千的一生。

袁世凯确实是近代的一位雄杰，长于军事又精通实业，无论是早年在朝鲜平乱还是后来的义和团之乱进行“东南互保”，李鸿章退隐之后接手北洋的摊子还是辛亥革命逼清帝退位，都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做到了这其中哪一点都可称人杰，但袁氏还要做一件更加了不起的事，他要成就自己的帝业。

近代以来串起中国历史的一条线索便是满清灭亡后如何利用满清遗留下的烂摊子重构起新的国家，或者说恢复中华是恢复怎样的中华，不同的势力其实是有自己的理念和计划的。

而袁世凯这位逼迫清室退位的大功臣，他计划中的中华则是一个有皇帝的中华帝国。1915年12月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宣布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

袁世凯是在满清的帝制下打滚了几十年并且混的如鱼得水的人物，他所接触所熟悉的都是满清的那套体制。横向比较当时的世界，君主、皇帝、帝国也并非洪水猛兽，那场后来打落多顶皇冠的世界大战还没发生，世界各国还是以君主制为主。而且中国的问题也不是多了一个皇帝而是是碰上了一个打着帝制的幌子实际上是殖民统治的满清，所以满清的皇帝不能容忍，但汉人的皇帝未必不可接受。

其实无论中华民国、中华帝国还是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在恢复中华后面对近代各种问题，我们民族在国家体制方面做出的尝试。但既然是尝试便会有成功和失败，不同于民国和共和国的成功，袁世凯的帝国失败了。失败者只能坐视历史脱离自己的掌控，走向分岔口的另一端。

1916年3月22日，称帝83天的袁世凯被迫宣告退位。并于同年6月6日病逝。

袁世凯与其说败在了自己的反对者手上，不如说是败在自己手下的北洋系统手上。是北洋放弃了袁世凯，放弃了《中华雄立宇宙间》，以《卿云歌》取而代之。

北洋的《卿云歌》相较之下有些不知所云了，与《李中堂乐》相似，也是古词配曲而成，“卿云灿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古词本身确实有它自己的意境，但袁世凯之后的北洋却绝对和《卿云歌》所表达的内容不符。军阀混战下的民国，作为国歌的《卿云歌》像是在对当时世态的讽刺。

有袁世凯和无袁世凯的北洋是不同的。没有了可以协调各方势力，使北洋成为一个整体的袁氏，北洋开始了自己的内乱。

1920年7月北洋系的直系和皖系之间爆发了直皖战争，1922年4月直系和奉系之间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 1924年9月则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袁氏去后十年，北洋在自己的团体内部不断纠缠，谁也无法打破来自内部的阻力，使整个体系正常运作。

而同一时期的世界则开始了自己的暴走。

大英帝国维持下的世界和平积攒下了太多的矛盾，最终一系列碰撞在萨拉热窝被引爆，欧战爆发了。协约国对同盟国，新势力对旧势力的挑战。挑战的结果是无数的王冠落地，包括挑战的发起人。日不落帝国的秩序被打破了，但新的秩序却不是由勇敢的挑战者建立的，真正得利的反而是之前僻处新大陆的美国，和英国有着血脉上的联系但又绝不相同的美国。

俄国崩溃了，但一股新的势力却在其尸体上重组了“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幽灵终于不再徘徊，而是找到了自己的躯壳。德国战败了，但其力量却最终以新的形式组合形成了新的势力——纳粹第三帝国，法国战胜了，但战争消耗了它太多的年轻人，当一个民族的年轻人都被消耗掉的话，这个民族也就没有希望了。以救世主姿态在后期介入的美国意识到了自己的强大，蛰伏时固守的光荣孤立原则被打破了，日本在东亚的野心已经不可抑制，但光复后中华却不可能让它如意。

当时的欧战，实在是世界舞台的中心，活跃在那个舞台上的人，是幸运的，他们未必优秀到无可救药，但当时的他们所处的环境，却给了他们展示才华留下姓名的机会，例如“红男爵”，一战的天空给了他尽情展示锋芒的舞台，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这片战场，他最终把自己的名字刻到了天空与时间中，让后人读史永远避不开他的名字。相较之下，北洋的那些人，无论他们的名字是被人熟悉还是遗忘，却深陷内斗的僵局，无法引导国家在惊险刺激的国际格局变化中找到出路。

既然北洋自己无法打破僵局，便只能由外部力量帮它破局。在南方，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成功地山寨了苏俄政党的组织形式，它们找到了调动力量的方式方法，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从上而下的一套集权方式，迅速掌握了足够强大的力量，携风雷而上，一举荡平了北洋势力。新的势力带来了新的国歌以取代《卿云歌》——《三民主义歌》，以主义作歌，以党歌做国歌，生动的诠释了党国一词的含义。

《三民主义歌》如果有什么主题的话，那就是主义以及对奉行这些主义的党员的勉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中华民国进入党国阶段。国民党的主义和组织形式，确实在之后的中国起到一个凝结核的作用，在东北易帜后更在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

中国的近代史与古代史的不同在于，你已经不可以仅仅着眼中国内部各个势力的此消彼长，世界形势的变化在中国引起的动荡左右着各个势力的消长。很多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要去这片土地以外找原因。比如国民党的成功的背后就有苏联的影子。而苏联之所以支持国民党则是当时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在东亚布局的一部分。

世界形势的变化在深刻地影响东亚这片土地。

再之后的历史便进入了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分岔口，国共两党相争，而之后日本大军浮海而来，一首《义勇军进行曲》开始在战火的土地上流传。歌曲壮怀激烈悲愤同时又无奈，需要人以血肉化作长城去抵御外敌。这首歌实在是深入人心，即使后来的共和国不以民族主义立国仍旧把这首歌立为了国歌。同时伪满洲国的建立，也标志着用来处理民族关系的“五族共和”的概念的彻底破产了，五族中的一族和外敌勾结，站在了敌人一方。

《义勇军进行曲》终于是一首真实表现世态的国歌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以这首歌为背景音的抗日战争中，我们中华民族确实到了最危险的关头，一但在这场战争中战败我们民族恐怕又要在异族的统治下沉沦百年，不愿做奴隶的人被迫起来发出最后的怒吼，无论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庐山讲话还是《论持久战》对坚持胜利的鼓舞，都是一个刚从异族统治下恢复中华体验过做奴隶滋味而不愿回到过去的民族的怒吼，并且我们的民族也真正在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最终获得胜利，挺过了最危险的关头。这是一首不虚伪实实在在的歌曲，歌中所唱的便是当时人们所想的，所想的更是正在做的。想法说法做法一致，是几首国歌中少有的不虚伪之作。

从真诚的角度而言，《义勇军进行曲》才是中华该有的音乐。

短短数十年却有如此多不同风格不同意境的国歌面世，难免给人以城头变幻大王旗之感。但观察历史的细微之处，会发现近代的国歌变更代表的势力消长与古代的政权变幻不同。在古代，彼此攻伐的不同势力之间可能秉持的是同一种理念，交战的双方除了立场不同并没有什么相异之处。而近代，仅仅从国歌歌词上便可看出端倪，“太平天子”“帝国苍穹保”“中华雄立宇宙间”“开化”“中华民族”，这些强调的内容完全不在一个思维领域的歌词，不同的歌词，表征着其背后的势力真正在意并以之立国的东西是如何的不同。而这些势力的冲突碰撞，此消彼长，决定着东亚文明的最终走向。这是一个不同于以前的时代，国歌告诉我们曾经有怎样的一群人，为着心中的理念死不旋踵，直至彻底毁灭。接受了那个时代遗产的我们，是何等的幸运。

中华民国、中华帝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民在恢复中华后为寻找出路的所做的三种不同的尝试，在不同的尝试过程中，三首不同的歌曲，可以作为那个时代的背景音。几首歌中《义勇军进行曲》可以说是少有的描述真实的歌曲，在这首音乐下，我们的先人确实是在用血肉铸成新的长城以抵御浮海而来的大敌，与之相比《巩金瓯》《卿云歌》更像是在讽刺。描述真实的歌曲作为国歌是合适的，而强颜欢笑的《巩金瓯》、过于乐观的《五旗共和歌》、霸气外漏的《中华雄立宇宙间》、不知所云的《卿云歌》、阵营色彩过于浓烈的《三民主义歌》都有些词不达意。相比之下，《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历史本身，刚刚从满清部族统治下光复的民族，刚刚从奴隶的境地的解放出来的民族，已不可能去做日本人的奴隶，所以，我们的先人“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政党不分共产还是国民”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直至胜利。

国歌作为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配乐，且不论曲风如何，它的词中所表达的意境愿望与思想，至少不应是虚伪之作，它应该是真实的时代的声音。从这个角度来说，《义勇军进行曲》是几首国歌中的最合适之作，它代表着恢复中华后的中华民族为了民族存亡所付出的牺牲与努力，只要中华民族永存，这首歌无论是否还是国歌都不会被遗忘。与之相比《巩金瓯》只能被消灭，《五族共和歌》《中华雄立宇宙间》《卿云歌》只能被人所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