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宏杰

法家和儒家的思维方式是完全相反的。儒家认为，“有恒产而有恒心”。“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因为他们有不大不小的恒产。如果没有自己的财产基础，这个人就会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会走上歪门邪道上去。

商鞅却说，治国之要诀是“弱民”、“胜民”。也就是压制、打击民众，削弱民众的力量。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弱民》）”只有民弱了国才能强。也就是说，只有让民众既愚昧又贫穷，这个国家才能强大。

这是基于什么逻辑呢？商鞅说：“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资。民资重于身，而偏托势于外，挟重资，归偏家，尧舜之所难也，故汤武禁之，则功立而名成。（《算地》）”

也就是说，有手艺的人靠手艺致富，做生意的人靠经商发财，这样他们都有所依靠，不把官府当回事，国家就不好管理，只有先让他们穷下来，贱下来，弱下来，他们才会尊重权力，把官员当回事：“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
商鞅在《赏刑》篇中还说：所谓壹教者，博闻、辨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以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坚者被(破)，锐者挫。……然富贵之门，要存战而己矣。

也就是说，要消灭民众中那些知识面广的，聪明的，有信义讲廉耻的，有礼乐修养的，喜欢结党的，追求名誉的人，这样的人，都不能让他们获得富贵。怎么能获得富贵呢？只有通过耕战。

因此，儒家认为“仓廩实而知礼义”，法家却认为知礼义是没有必要的。商鞅却认为中产阶级对更高的精神理想的追求是可怕的。

所以治国首先要让百姓穷下来，失去生存的基础，让他们乖乖地听从权力的指挥，遵循国家政策导向，努力耕战，通过耕战来获得地位和财富。所以“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去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