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慕容雪村

美国当代文学大师约翰·厄普代克有次谈起几位著名的中国作家，这几位作家的言论最近都上了报纸，读后令人不觉拍案而起。厄普代克对他们的作品中的某些细节十分好奇，他问：为什么他们对性、生育、病痛和非正常死亡的生理细节那么津津乐道？是不是中国小说缺了一个可以让作者习得礼仪的时代？

大师骂人就是这种风格。看起来委婉，实则异常恶毒，相当于在说“看看这几个粗鄙庸俗的货吧，他们写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呀。”事实上，粗鄙残忍并非中国文学的固有传统，它只是近几十年的传统。在离此不远的民国年代，汪曾祺、沈从文、林语堂、周作人、钱钟书……还有更多名字，他们都可以算是优雅的典范。再往前追溯，那就是我们最为迷人的传统，明清小说如繁花齐放，美不胜收；元小令如乡村野歌，质朴动人；宋词如比宴间琵琶，唐诗如皓月江河，楚辞瑰丽，汉赋雄伟，还有伟大的《诗三百》，简直无可形容，这一切，堪称是人类所能创造的最美的东西。吴经熊先生说王维有一颗天蓝色的灵魂，以此类推，李白的灵魂就应该是纯正的碧绿，像最清澈的翡翠，杜甫的灵魂像天边晚霞，孟浩然是明快的紫，贾岛是忧郁的蓝，还有亲爱的苏东坡，在我想来，他的灵魂就该像刚出炉的烧饼，上面再撒几粒烤焦的芝麻，热腾腾，香喷喷，越吃越美，越嚼越香……你翻开任何一本唐诗宋词，都可以看到这群文化上的璀灿群星，他们发出的光，经千万年而不磨灭，一直照耀着我们今天的道路。

在我看来，中国传统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对审美的贡献，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一种极为了不起的美学传统，这种美学体现在中国的书法、绘画之中，在宫室、桥梁和器皿之中，也在围棋之道中，但更多是在中国的诗词歌赋之中。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除了中文，这世界上还有许多种语言，而且每一种语言都有它们的经典作品和美丽篇章，适度的自豪没什么坏处，但自豪过了头，认为除了我泱泱天朝，蛮夷风物都无甚可观，甚至像古人笑话里所讲的那样：“天下文章数三江，三江文章数吾乡，吾乡文章数吾弟，吾给吾弟改文章。”那就是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了。

要领略中文之美，就应该多读古文诗词，但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这种美丽的语言差不多已经死了，死透了。代替它的，是一种极为拙劣的语言，翻翻我们的报刊杂志，你就会发现我们正在使用的语言有多么糟糕，那种陈腐的味道，僵硬的姿态，以及那种肉麻的姿态，都在提醒我们，中国人离自己的传统已经多么遥远。

肉麻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东西，特别是在宣扬孝道的时候。即使到今天，“孝”依然是政府和媒体大力倡导的价值，1993年北京重修白云观，建了一堵二十四孝墙，西城区黄城根小学也搞了这么一堵墙，在成都的青年路，在郑州99中学的跑道旁，都有这样的画，与此同时，各省市都不同程度地掀起了学习二十四孝的高潮，我很想问问这些造墙的、画画的、编书的、下令的：你们知不知道二十四孝是什么东西？在这样的时代，你们大肆推广这些故事，到底想干什么？

二十四孝中有许多故事都很变态，比如第九个故事：郭巨埋儿。说郭巨这个人非常孝顺，家里穷，没什么可吃的，怕儿子跟她奶奶争食，就把儿子骗出家门，挖了个大坑，准备把他活埋。当年鲁迅读至此处，就唬出了一头大汗，说“我是不敢做孝子了，而且也很怕我父亲是个孝子”。按我们今天的标准，这个郭巨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冷血杀人犯——那是你自己的亲儿子，你怎么下得了手？

第二十一个故事叫黔娄尝粪，说庾黔娄的爸爸得了重病，也不知道他从哪听来的，说假如病人的粪是苦的，那就还有救；假如是甜的，那就没治了。于是黔娄就怀着感天动地的孝心去吃他爸爸的粪，吃一口，嗯，苦的，于是就喜上眉稍。过两天再吃一口，坏了，甜的，于是就泪流满面。这事很难理解，按我们现代人的观点，假如父亲病了，儿子可以去求医问药，也可以悉心照料，甚至可以要求得更高一些：既然你已经知道粪便和疾病的关系，为什么不能把吃粪的劲头拿出来，去测试、比对、分析、化验，说不定可以因此而开启现代医学之门。而黔娄同学什么都不做，就只是吃他爸爸的粪，然后跪在那里哭。网上有人评价，说郭居敬（《全相二十四孝诗选》的作者）对大粪的味道了解得这么清楚，肯定是吃大粪长大的。我觉得这么评价古人多少有点不厚道，但对那些现在还推广吃粪故事的人，希望他们自己可以带头先吃一点，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保持清醒。

这是我们的传统中让人最难堪的一部分，中国人的美学本来是极了不起的，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意思就是要克制、含蓄、内敛，可一谈到忠和孝，就完全失去了控制，把全部聪明才智都用在煽情上，怎么肉麻怎么来。在最近几十年间，这肉麻的事业更是突飞猛进，相信各位一定记得几年前的新闻，当时正在开一个什么会，有人做了个报告，然后就有许多人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那叫个情真意切。要是十四五岁的小女孩这么干，我觉得还可以原谅，但这些全是胡子拉碴的老男人，一个个表现得那么声情并茂、声泪俱下、声嘶力竭，真是让人不寒而栗，我当时就想：假如下流可以拿来换钱，这些人一定富可敌国。我为此还专门编了一个段子来讽刺他们：建安六年，刘备往依刘表，刘表见之曰：贤弟此来辛苦。刘备大哭。刘表又曰：贤弟别来无恙。刘备哭倒在地。刘表无奈，命刘备暂栖新野。刘表既出，刘备谓关羽：吾计颇高明否？关公道：高明固然高明，可我还有一事不解。他不过说了几句屁话，你怎么就能哭得出来？哥你看看我，脸都红了。

几年前在《山西青年报》看到一句话，说孝道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这话说错了。在维持社会的大体稳定方面，孝道可能确实有一定作用，但跟繁荣富强并没有太多关系。甚至可能相反，翻翻历史就会知道，盛世基本都是个性飞扬的年代，比如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我每次读后都会感叹，想这群家伙简直就是现代的行为艺术家，活得可真潇洒。而乱世大都没什么个性，基本上只盛产几种人：英雄、屠夫、小人，当然还有孝子。在二十四孝中，春秋有五个，西汉一个，东汉五个，三国八个，南北朝一个，后唐一个，宋朝两个，外加一个大舜，稍加留心就会发现，他们大多都活在战火频仍、饥荒连绵的年代，没有一个生活在真正的盛世，汉武年间、开元天宝年间有几个著名的孝子？至少24孝中一个都没收。为什么郭巨黔娄这样的奇葩总是产于乱世？因为乱世最需要这样的奇葩。基本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越是不安定的年代，就越需要强调孝道，而越是强调孝道，就越能说明社会出了问题。

从五四开始，中国最优秀的头脑就对“孝”及其背后的价值观提出过许多质疑，胡适、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都在其中。他们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要移孝作爱。因为爱是平等的，子女要爱父母，父母也要爱子女；而孝是不平等的，子女必须无条件地爱父母，父母却可以随随便便地把子女拿去活埋。根据我的朋友冉云飞的研究，孝道同时还意味着经济上的盘剥。事实上，孝道完全可以成为政府推脱责任的借口，根据中国的传统观念，成年子女应当承担父母的生活支出，这一条至今依然写在中国的法律中，这在全世界恐怕都是特例，有了这样的法律，政府就没必要过分操心老人的救济和福利问题。当然，这事本来也不该由政府操心，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这就是它的责任。我们应该明白，在郑州99中和北京黄城根小学墙上的那些图画，或多或少都是在向人们传达这样的信息：你要接受这种剥削和不平等，而且要无条件顺从。正如我们所知，在中国传统中，“孝”和“顺”总是紧密相联。

在近几年，被大力推广的除了孝道，还有《弟子规》，在宣传中，这东西被说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许多小学都开了专门课程，我不否认其中确实有正能量，但同时也应该明白，还有一些东西是迂腐的、过时的，甚至是有害的，比如这一句：“号泣随，挞无怨。”这是讲子女挨打的学问，古人特别讲究这个，所谓“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一般的打要忍着，严重的打就要逃开，否则就会陷亲人于不义。打错了怎么办？忍着，而且不能有任何怨言。现在我们知道，文明社会的第一规则就是要保护弱者，保护未成年人，绝不能随意打骂虐待，而《弟子规》里的这些语句，往轻了说是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往重了说就是在教唆虐待儿童。还有这一句：“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亲人去世了，我们当然应该真诚地悼念，但是否一定要守制三年（27个月）？披麻戴孝、戒绝酒肉、天天在茅草房里以泪洗面？如果有人自愿这么做，那是他的自由，但如果把这当成人人必须遵守的制度，那就有极大的邪恶之处。爱父母应当发自内心，不能来自制度的强迫。

这也是中国的传统之一：只要说“这是好事”，那就可以变成法律和制度，很少有人会考虑真正的问题：我有没有权利不去做那些你们认为的好事？

1925年3月，鲁迅这样写道：“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这话适用于许多时代。中国确实太老了，老得足以把所有的优良传统都一一摧毁。当我们翻检古书，会发现那么多不同乃至相反的东西：“忠贞有节”是传统，“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也是传统；“临财毋苟得”是传统，“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也是传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传统，“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也是传统；“虽千万人吾往矣”是传统，“好汉不吃眼前亏”也是传统；“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传统，“好死不如赖活着”也是传统……在这漫长的几千年间，好的和坏的，美的和丑的，白的和黑的，都一一抵销，到最后，无善也无恶，无是也无非，只剩下一团混沌，人们缩手缩脚地活在其中，怕官，怕挨打，怕麻烦，见有不义，缩头而去，宁可含冤而死，也不愿振臂争之。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人往往被称为“良民”、“顺民”或“老好人”，而作为现代人，我们应当明白，“好人”二字必须有其标准，你应当正直、诚实、善良，对他人的苦难抱有同情，在必要的时候，你还应当勇敢坚强。保全自己不算错，但决不能把苟且偷生视为最高智慧甚至是无上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