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为和女友相聚，我辞去济南的工作，回到滨州。小城市经济不景气，工作难找，多次出入人才市场，期望一降再降，仍只觅得一份保险公司的出纳活。面试时讲好月薪1000元，履职后成了600，单位不签劳动合同，保险也一概不给交。因为手头拮据，只好抱着“骑驴找马”的念头暂且栖身。就这样做了几个月，工作琐碎繁杂，先是只干出纳，后来被公司安排兼任会计（违反财务制度），再后来连看门的活都给我了，薪水却不见涨。

这样下去终归不是办法。多次另寻出路未果，期间财政局招考事业编，正好专业对口，公司也鼓励我去报名。笔试成绩名列前茅，面试却惨遭淘汰。其他入围的考生大都是本单位子弟，父母径自领进考官房间。到我答题时，几位考官嗑瓜子的嗑瓜子，玩手机的玩手机，看都不看我一眼。

考罢心凉了半截。 这种三线城市毕竟是熟人社会，裙带纵横，靠自己难有出头之日。痛定思痛，终于还是决心南下珠三角谋生。女友也接受了现实，同意我外出闯荡。没有劳动合同，只口头辞职，单位也不挽留。收拾好行囊，揣着攒下的一千多块钱即将远行时，却因阑尾炎住进了医院。

输了几天液，医生建议立即手术。可是正规医院费用都在4000左右，无力负担，只好找了个小地方，1200元包干。手术很简陋，能省的都省了，没有进行常规的溢膜外麻醉，只在肚皮上扎了几针，半小时后开刀，切除，缝合。然后大夫解开捆住我手脚的绳子，叫我自行提上裤子走回病房完事。输了三天液药就停了。第五天拆完线，医院就叫回家休养。

出院以后却发现没地方可去。因为无力支付房租，之前一直在办公室打地铺。也不好回父母那边，大学毕业后没能找到好的工作，给了他们很大压力。农村人供养个大学生不易，落得如斯光景，让很多人看了笑话。母亲一气之下把我赶出了家门，之后便不闻不问。这副样子也实在不好再去给她添堵，只好在一处城中村租了间民房，将养好身体再做打算。 我租住的村子几乎就在市中心，已被列入拆迁改建规划。村里的原住民大多已经搬离，现在为外来务工人员和低收入群体所占据。垃圾堆成山，到处是私搭乱建。沿街是一排排的洗头房和歌厅，门窗被粉红色幕布遮得严严实实。这里住的有推着小车卖鸡蛋灌饼的河南农民，有偏远县城来的打工仔，有超市商场里站柜台的服务员，有假证贩子。最多的是坐台小姐和地痞混混，前者浓妆艳抹，衣衫暴漏，三五成群的坐在小酒吧舞厅门口的树影里，无精打采的等待着夜幕的降临。后者精赤着上身，露出背后狰狞的纹身，炫耀般晃着膀子，肆无忌惮的互相喝骂。盛夏的闷热的空气里，劣质香水味四处飘散。门前一条宽大的臭水沟，让人突兀地想起朱自清笔下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只是没有青楼画舫，只有一群流莺和龟公衬在这片红灯区里。

村里人大都在沿街盖起二层小楼，分割成大小不等的方块出租，既为多收租金，也为日后的拆迁留下要价的资本。我的房东是个矮小精干的老太太，满头银发，精神却健硕，腿脚也麻利。在我捂着肚子慢慢爬上二楼时，她疑心我是打架挨了捅的混混，立时就要将我驱离，再三解释方才得以入住。

我的房间大概七八个平米，一张床就占去了一半空间。月租金连水电费只需60元。此后的日子，除了按时到村头的包子铺里胡乱填饱肚子，我从不离开这个院子，也没有力气走得更远。天天只能坐在楼梯口通风处发呆。身体恢复的不理想，钱却花的差不多了，心里很着急。即使在这三教九流混杂的地方，我这样年纪轻轻却不工作的人也是极为可疑的。自己也非常尴尬，每逢有人问起，往往以准备某类考试搪塞。

这不大的院子住了七八户。二楼最西头的是一家东北人，两口子三十岁左右，带着个四五岁的男孩。男的给人家开大车，拉煤；女的没有工作，在家照看孩子。两人衣着寒酸，孩子却收拾的干干净净。挨着的一户，男的是小学教师，女的在纺织厂做工，夫妻俩都是外地人，已经按揭了一套房子，还没拿到钥匙。最东头的那个酒红色头发的年轻女孩是个商场服务员，时不时的会有个中年男人过来找她，听说也是有家室的。剩下的几个屋住的是小姐，昼伏夜出，平日里屋门紧锁，傍晚时浓妆艳抹的出门，后半夜疲惫不堪的回来。其中一个的同居男友在公安局开车。这些人对自己的职业并不避讳。有时给父母家人打电话，甚至会说“妈咪叫我坐个台去”之类。后来和她们聊起，知道是些只陪酒陪唱不陪睡的。在她们看来，无非给人占点便宜，陪个笑脸而已，活儿不累，赚的又多，和端菜倒水的服务员比不低着什么，也就不以为意。

房东老两口住在一楼正屋，因为他们的存在，这处院落比其他出租屋多了些整洁和秩序。沿街的房子里住着位道上混的社会青年，姓游，带着几个小弟。皮肤黝黑，五大三粗的。有时喝了酒会兴冲冲的给我们讲江湖上的故事，讲跟他交好的老大们，讲市里最大的洗浴中心有哪位领导的股，讲他一年给刑警队送礼要花去几万。他在农村有妻小，与一个小女孩在此同居。这个女孩自称是周边某市市长的侄女，她不在时，也会有别的年轻女孩来此暂住，每次都不重样。老游说都是些商场服务员，个个都想一直跟着他，但他只是玩玩。 我是个不善交际的人，和邻居们熟稔起来还是沾了一条狗的光。有天在包子铺吃饭时，看见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手里掐着几只刚睁开眼的小狗沿街叫卖。每只大概比个拳头大不了多少，粉嘟嘟的。酷热的日头底下，饿的嗷嗷叫唤，鼻子四处拱耸。胖妇女走的又渴又累，脸晒得通红，面无表情的摇晃着手里的小东西们，拿目光垂询着过路的行人。可惜无人问津。这些是土狗，血统不好，卖不上价钱。如果卖不出去，主家也不会费钱粮将它们养大，往往就扔进臭水沟里，或者让它们栖身垃圾堆中。看着有些可怜，我花十元买了只浅黄色的，并给它起了名叫“yellow”。 这么小的狗很难养活，牙没长好，吃不得硬东西，得嚼碎了喂， 喂着喂着嘴就刁了。晚上被地砖冰的睡不着，成宿成宿的叫唤，惹得邻居抱怨，房东老太太破口大骂，威胁要把它扔出去。屋里也没地方搭窝，索性给它洗了澡，抱到床上同眠。从此就相安无事了。小家伙个头长的飞快，而且稍大点就不爱在小屋里呆，拿爪子扒拉门，嚷嚷着乞求出去。甫一见阳光,就开始撒欢，我怕被人踩死，只能寸步不离的跟着。那个叫徐帅的东北小男孩喜欢的不得了，想来也是在这里没有玩伴，太无聊了，有时候听他吵着要回东北老家。他妈妈是个热情爽朗的人，善和人打交道，很自然的攀谈起来。她是这里的老房客，对每个人了如指掌。平日里别人都出去工作，就我们仨无所事事。没事时我就到阳台上遛狗，同她的儿子一起玩，也顺便听她讲些住客们的故事。 她叫刘敏，和徐帅的爸爸是东北的农民。在家里种地一年到头也就挣口吃的，借钱养猪又赔了本，于是趁着年轻南下讨生活，攒点钱回去还债。老徐会开车，在一家煤炭公司跑长途，人很腼腆老实，一说话就脸红。跑长途经常被拦路打劫，学别人剃了光头，脖子上戴根粗链子，但始终出不来那股匪气。因本市不通火车，从外市往这里倒煤，一出车就是三五天。 “干他们这行的，人家有讲究，不叫倒煤，叫做煤，好玩吧，哈哈哈”。刘敏笑起来很爽朗，声音亲切而清脆，富有感染力。这是个热爱生活的人，贫穷没有磨掉她的笑容和活力，在这样艰苦逼仄的小天地里，她也兴味盎然的挺立着，尽展生命的光彩。开车的司机姓张，与他同居的小姐叫丽丽，在这里算阔气的。俩人老家都在河南，听说是快要结婚了。酒红色头发的女孩叫贾雯，在附近的超市上班。教师两口子一回来就紧闭房门，不爱跟这些三教九流的社会闲杂接触。这层住着的还有个南方来的小姐，同谁都不打交道，听说也快搬走了，老太太催了几次租都不给，为此还发生过口角。一楼东偏房是个在农药厂跑销售的小伙子，经常出外差，见不大着人。“黑老大”老游听说是靠偷油发财的，人看着凶悍，但并不坏，不欺负人，有他在这里住着，村里的地痞混混不来惹事。有次两个喝醉酒的老外来这里找小姐，深夜狂砸院门，让老游打跑了。他站在门口意犹未尽的骂，黑铁塔样的身板，俨然一尊门神。

这些在底层的泥潭中挣扎的人，每个都有精彩复杂的人生，有说不完的故事，只是不为人所知。在世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偏见中，他们怡然自得的活着，以各种古老的职业谋生，追求着属于自己的幸福。

当yellow学会连滚带爬地下楼梯时，房东老太太和邻居们早已接纳了我，把我当成了可亲善的自己人。老太婆不再大声斥责它随地大小便，而是亲切的，学着我们的样子用缺齿漏风的嘴巴叫：“耶—-喽”，在我和刘敏他们坐在阳台走廊上聊天的时候，徐帅就带着它四处撒欢；老徐有时跑长途回来，买些熟食打打牙祭，刘敏总不忘切一盘给我；邻居们纷纷把剩菜剩饭倒在我门口，yellow吃不完，而我又懒得管，每次都是刘敏和贾雯顺手打扫。不管谁回来，yellow都大老远跑去迎接，并围着转圈撒娇，只有丽丽的对象小张和它不对眼。狗是很记仇的，估计以前挨过他的踢，在他进门时，就不失时机的跳出来，呲牙裂嘴地示威，我怎么约束都无济于事。小张有几次想发作，摄于情面忍下了。老太太还要火上浇油，拿话挤兑他：“狗通人性，能分好赖人”，每每说的他面红耳赤。 老房东和他有很深的矛盾。每晚丽丽出去坐台的时候，小张都会带几个醉醺醺的朋友回家打牌，吵闹不说，憋急了就站在阳台上对着马路尿。邻居们不愿惹事，都默不作声，只有yellow不识好歹地瞎汪汪。那些醉汉就恐吓它，要将它炖了吃肉。房东老太太对这些人极其厌恶，见了就叉着腰破口大骂，这些人却不怕她。后来是楼下的老游晚上出门差点被尿一身，发了飙，这群人才有所收敛。

小张是个怕老婆的人，老婆又爱当着别人面整治他。有次为了买辆摩托车，每天跟在丽丽屁股后面苦求着要钱，叫他跪下，也毫不含糊，抱着腿腻歪。丽丽得意而轻薄地笑着，让他做各种承诺。小张指天誓日地下保证表决心，拿了钱后立即一溜烟奔去。看的邻居们摇头叹气。国庆节的时候，俩人回老家领了证，正式成了夫妻，回来后在院里散了几包喜糖。

有时候贾雯发了工资，会请我和刘敏出去吃烧烤。说起她的那段感情，眼里全是落寞。那个男人跟她处了几年了，却总是下不了决心离婚，两个人就这样无望的煎熬着。喝了酒，一会发狠说跟他彻底断了，一会又说自己还年轻，再等他两年。知道我女朋友是机关干部，她也为我的未来担心，说我家里穷，劝我早点找个工作挣钱，把婚事办了。同是天涯沦落人，各有各的心事，酒入愁肠，往往喝的大醉。 人在任何环境呆久了，都难免会对它产生依赖感。我的身体日渐恢复，精神却不断倦怠。日子一天天过去，兜里的钱开始见底。习惯了游手好闲的日子，对出去工作心生畏惧。南下的念头是早就断了，想来颇觉不切实际，身无分文，去一个陌生的大城市如何立足呢？想到那种流落异乡街头的孤独和无助，仿佛一叶小舟在浩瀚无边的大海中漂泊，就不寒而栗，我已经失去了适应新环境的勇气。

和这些生活同样没大有奔头的人住在一起，多少减轻了内心的焦虑。即使在这时，我仍存有些幻想。对眼前的困境还抱有虚假的乐观，只想着应急，而不愿对自己的人生进行认真的规划。我知道自己其实是在逃避，逃避来自命运的终极裁决—–放弃虚幻的梦想，踏踏实实的找一份工作，做一个低收入者，永远挣扎在社会的底层，受各种不可预知的灾祸折磨，直到走完一生。

可是这样的前景是没法让人振作起精神的。我开始迷上了游戏，天天去村头的网吧泡着，以此来麻醉自己。每天玩到目光呆滞，两眼红肿，头发不梳不洗，一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的破落样。钱花没了就找女友接济。堕落到如斯光景，自然让她极为失望。她是公务员，试用期月薪只有700，两个人花用左支右绌。 有时在我面前抱怨自己没有钱添置新衣服，我也只能假装没听见。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房子，婚事自然遥遥无期。家里又穷，两个人社会地位也有差距，她父母显然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

这样下去是没有未来的。因为我老省下饭钱去上网玩游戏，她断了我的口粮，逼着我出去找活。工作并不好找。起先在街头小广告上看到家冷饮批发部招会计，去给他们建账，忙活了一周终于理清了头绪，人家却要搬迁到县里，我没有交通工具，只好辞职，也没挣到一分钱的工资。

接着去一家儿童英语培训机构应聘做讲师。起初的一个月，他们让我跟着跑业务，去县里招生，以此来熟悉公司。业务员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小孩，自己掏钱订做的制服，一套一百多。女孩子们画着眼影，男孩们的白衬衣领子都脏兮兮的。好多是从厂里跑出来的，受不了车间的辛苦，脱下工装穿上了廉价西服。其中几个小男孩跟我租住在同一个城中村里。

公司老板是贵州人，白手起家来这里打拼，听说是挣了大钱，员工们谈起他都是一脸崇敬。我只见过一面，他来公司训话时，所有人都起立，表情肃穆。他讲自己的拼搏经历，为员工描绘公司的宏伟蓝图，然后带着大家一起喊口号，唱励志歌曲，鼓舞大家艰苦奋斗。唱到高潮时，许多人都已热泪盈眶。这幅画面，我从警后在各类传销现场曾无数次重温。

公司的运营相对简单，业务员们去各处宣传招生，招到足够的生源后就地租房子办培训班。教材费和培训费是公司全部收入来源。一套盗版的迪士尼英语教材，进价只有40元，员工们自己订做精美的包装盒，大家动手糊好，卖给家长要800多。

招生的场面是极其热闹的。没几天我就跟他们去了沿海的一个县。大家找最便宜的小旅馆住下，租好一处礼堂，拉起横幅。清早起业务员们便到处发“周末少儿英语讲座”的门票。因为是免费的，不少家长便有了兴趣。县城所有的幼儿园、小学、机关办公室都要跑遍，全靠步行，两天下来鞋子都要磨烂。白天送出去的门票，晚上还要做回访，以确保家长会到场，这个电话费也是要自己出的。大部分人没有手机，在楼下的话吧排队。

终于到了周末，家长们带着孩子来了。大人就座，孩子们被接到旁边的房间上课，玩游戏。讲座并无新意，即使在这偏远落后的县城也不足以勾起大家的兴趣。讲到尾声时，业务员们开始一对一攻坚，对家长喋喋不休英语的重要性，鼓动他们买教材报名。会场盈沸喧天，有些家长不堪其扰欲带孩子离去，玩兴正酣的小孩却不肯走，好些哭闹着要买“好玩的”英语教材，要爸妈掏钱报班。出于面子，一些人不情愿的掏钱报名。硬要走的家长会被追出去几里地，伴着业务员带哭腔的哀求充耳不闻的往前走。有的借口回家拿钱，业务员会全程陪同监督。

即使是这样的死缠烂打，业绩仍然没能达到预期。带队的中层干部脸色阴沉，将大家集齐训话，也只是强调“努力、努力、不够努力”，之后是背各种励志口号，罚站。折腾到疲惫不堪，才收队回市区。

中巴车将我们扔在市郊就走了。我和住的近的几个小男孩聊着天往村里赶。说起工作，大家都有些迷茫，不知道该如何“努力”。他们头几个月底薪只有400，之后全靠业绩提成，卖出一套教材能提100.这几个入职时间已经不短，但最多的每月也只能挣到7、800块钱。老板时常灌输的“钱不重要，年轻时最重要的是学到东西”，久了便不再有说服力。大家都有些垂头丧气，说“大不了回厂里干活”。走了一个小时，期间累的不行，就地休息了一次。望着呼啸而过的出租车，一个小孩恨恨的说：“真想打的走。”那副咬牙切齿的神情我至今难忘。

这份工作做了一个月。秋风起的时候，我们几个终于还是离职了，他们回了厂里。我找到一家职业中专教授会计。

这本是家私营的电脑培训学校，招收的是初高中肄业生，十几岁的小孩，家里大都很穷，成绩也不好，父母见升学无望，便送到这种承诺“一年培训包就业的地方”。学费3000多，从打字学起，教一些office办公软件，便送到济南、北京等大城市做廉价劳工。百分百包就业并非虚假宣传，很多毕业生在北京等地的小复印店做低薪高强度的活，无法生存返乡时，学费却是不退的。

学校里的老师大都流里流气，教课之余和学员一起混社会，经常谈论的是“溜冰”、“麻古”和带有姿色的女学员出去过夜。我来的当天，有个学生被寻仇的混混捅伤，也不报警，找社会上的大哥出头要了笔医药费完事。听说校长前不久带着大批人马跟另一群流氓“摆场子”，在市中心的银座广场对峙，场面很壮观，学生们津津乐道。负责日常运营管理的女老师是这里的毕业生，嫁给了校长，眼神有一些阴狠，为人刻薄，听说身体不好，经常对老师和学员发脾气。后来我辞职的时候，硬是扣了我未结算的工资，还要挟找人收拾我。我在这城市做了近十年的警察，但再也没跟她和学校扯上任何的关系。

我被她聘来做会计培训。新开的课目，暂时没招到学员，也不便闲着，就给计算机班的孩子们上会计课，一天四节，一节两个小时，上午两节，下午晚上各一节，月薪600，全天基本连轴转。早出晚归的，和邻居们见面少了不说，狗都顾不上喂。它自己找了几家小饭店，每天在屋后面等着吃人家倒的泔水，毛色倒是比以前光顺了好多。

课时有点长，有时候学生听厌了，就给他们讲一些职场上的事。好些孩子对会计挺感兴趣，我也卖力的教，以便他们将来无法吃计算机饭时，可以学我去做出纳谋生，反正门槛也不高。

穷人家的孩子大都性格内向，懵懂无知，正值少不更事的年纪，却要被推进社会，将来不知道要吃多少苦。他们最大的问题不是缺乏生存技能，而是不懂世情人心。渐渐的我把会计基础讲的差不多了，开始给他们上人生课，教他们如何识别坏人防范恶意，如何在职场立足，抵御风险和生存压力，间或传授一些人际技巧和法律常识。

我训练他们如何应付面试，如何展示和推销自己，告诉他们去哪里买假文凭，怎样讨好老板和同事，教他们勤快，嘴甜，能吃苦受气。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开始褪去青涩，眼神里闪烁着与年龄不相称的狡黠自信。我一步步的把他们教坏，变成了厚脸皮和混不吝。一些混社会的学生觉得我神秘莫测，甚至要认我做大哥，让我哭笑不得。今天想来，也不知道自己当初做的对还是错。

每次上课教室里都挤得满满的，没课的老师也来旁听。校长对此很不满。会计部终于招到了第一位学员，我的合堂便上的少了，开始一对一的培训。

这是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姑娘。父母是农民，做生意发了财，也顾不上她，给她个几十万的存折，从小就让她自己在外面混。眼看着到谈婚论嫁的年纪，仍然不务正业，便逼着她来学点生存技能，找个正经地方上班，好找对象。

她坦言报班完全是为了敷衍父母。每次上课只让我陪她聊天，基本是她说我听。她跟我讲潍坊有个神仙，点一根烟就能知道她出过车祸，讲她交往过的男朋友，讲她在东营被一个博士包养，讲本地哪家娱乐场所有卖K粉和摇头丸，讲有次在歌厅看见一个吸食了冰毒的姑娘被几个大汉扒的赤条条的虐打，还带色情光碟来给我看，甚至提出带我出见见世面，出钱请我去玩。怂恿了我一段时间，见我始终不应承，很是扫兴，慢慢的就不来了。

初冬时我领到了第一份工资。天气骤然变冷，有个学生还穿着单薄的上衣，鞋露着脚趾头。想了想终究还是不忍，领着他去买了件羽绒服，买了双棉鞋。几年以后，我们在街头重逢，他在电脑城打工，说曾到处打听我。那天我有事，未及详谈，后来又断了联系，终究还是相忘于江湖了。

揣着剩下的钱回到住处，一上楼就听见徐帅的声嘶力竭的哭喊和刘敏的大声斥责：“徐帅！徐凌翔！你还能不能行了？再哭我把你从阳台上扔下去！你信不信？信不信！”原来是孩子过生日，闹着要吃奶油蛋糕。我一问，刘敏也落泪了：“俺们没钱了。老徐一个月没开支，钱花完了。昨晚到现在还没吃饭呢。他爸爸说今晚能带回钱来。我寻思晚上再给他买，这不就跟我俩闹。孩子不懂事。” 一个几岁的孩子，过生日吃个蛋糕都成为奢望，还饿了两顿没吃，听着让人心酸。我兜里还有些钱，去附近的西点屋要了个12寸的生日蛋糕，一下子花了56块。又走到附近的农贸市场，买了只白条鸡，买了些土豆、芸豆，和几斤大米。正好把钱包掏空。 邻居们也都下班回来了。大家闹着给徐帅庆生，刘敏在一边蒸米饭，炖鸡。东北菜的做法，汤汁已经被土豆和芸豆吸收，鸡肉衬在松软的土豆里，伴上青绿的芸豆，无比养眼，香气扑鼻。徐帅戴着纸做的王冠，举着蛋糕到处跑，喂这个一口，喂那个一口。贾雯去拿了个相机，给我们合影。其中有一张，徐帅在后面抱着我的脖子撒娇，我们俩脸上东一块西一块，抹的全是奶油，仍兀自张大嘴巴，笑得前仰后合的。

有次整理旧物，翻出这张照片，感慨良久。刘敏一家已经回了东北，早同我断了联系。看着照片里徐帅灿烂的笑脸，想着他现在也该读中学了，不知道样子变了没有，也不知道他们一家过的怎么样。

又由他们想到自己的命运。像我们这些人，身强力壮的，又不缺心眼，可活的这么艰难，还无可抱怨。出身不能选，智识能力都不出众，身无所长，努力往往也不得法，运气又不算好，一辈子只能在底层的泥潭里挣扎。读过的一点书全无用处，只能在肚子里沤肥，换不来任何所需的生活资料。此时还未认清自己的斤两，不肯接受命中注定的失意和落魄。我和他们毕竟不同，勉强算受过高等教育，不能腆着脸就这样落魄，内心便生出无限的焦虑来。

生活过到这步田地，想要不变得愤世嫉俗是很难的。你需要贯注极大的热情和韧劲，来止住自己向下堕落的欲望。那些有内涵有底蕴的君子们，面对人生困境或许能心胸坦荡，泰然处之，而我这样意志薄弱的人，就时常为自己的窘迫感到戚戚然。反倒是我的邻居们始终乐观豁达，充满热情，给了我面对现实的勇气。

后来命运终于迎来一线转机，我通过了公务员考试，邻居们都为我高兴，说我熬出了头。等待上班的日子，依然住在出租屋里。几个月没有回家，母亲终于辗转找上门来责骂，让我在邻居面前很是抬不起头。我的母亲，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各种不如意让她变得有些刻薄乖戾。在我身上，多少能看到些她的影子。同样心高气傲，脆弱敏感，些微的神经质，偶尔发脾气会歇斯底里。随着年岁渐长，我渐渐理解了母亲。经过贫穷和苦难的洗礼，被各种家庭矛盾和琐事纠葛，一个没有上过什么学的农村妇女，是无从寻找精神的出口和灵魂的归宿的。

在邻居们的劝说下，我回去看了她。两个人始终心存芥蒂。后来我做了警察，被女友催促着结婚，手里没有积蓄，得知她刚拿到一笔拆迁补偿款，想借点筹备婚事。正好她生病住院，我在病房照顾了七天，候着她心情好，小心翼翼的提出借钱，可是被她断然拒绝了。她说要留着养老，反过来冷笑着指责我，说我有公务员证，拆迁前若是帮她贷款建房，可以多挣一些安置费。这世上既没有一样叫公务员证的东西，我还在试用期，也没有公积金贷款额度。母子相疑到这种程度，真让人心寒。直到我有了孩子，她也老了，家里不再像以往那样窘迫，我也能时常攒些私房钱悄悄给她，我们俩的关系才有所缓和。

想来我的解决温饱，后来结婚，买房，生子，以及与母亲的和解，都是借了考上公务员的光。如果没有这次转折，恐怕这些都无从谈起，今日更不知流落到何处。我的那些邻居和学生们，大都没有我这样的机会和运气。我们都不是勇者，资质平平，扼不住命运的咽喉，很难摆脱贫穷的枷锁。一些人靠自己的努力，能混个不好不坏不上不下，更多的被淹没在了时代的洪流里。

进了寒冬腊月，出租屋冷的没法住，我搬去了表哥宿舍。也没正式跟邻居们告别。狗是没法养了，送去了农村亲戚家。两年后他们家嫁女，我去帮忙端盘子，又看到了yellow，脏乎乎的，一只眼已经瞎了，腿也瘸着，听说是吃了老鼠药，躺着等死。我走的时候，它突然来了精神，爬起来瘸着腿在后面追。一路跟着我的自行车，跑了好几里，追不上的时候就气急败坏的哀嚎。我带着它去了宠物医院，眼睛打了封闭，输了液，复明了，腿也治好了。仍旧是没法养，又把它送了回去。后来人家养烦了，嫌它一窝窝的生，转手送去了更偏远的乡下，打那后就没见过。听说至今还活着，成了老狗，天天跟鸡抢糠麸吃。

来年春，城中村要拆迁，大家纷纷搬离。我们的生活从此很少有交集。有一年老游因为寻衅滋事进了局子，我们曾打过照面，在那样的情境下，大家都觉得尴尬，终于没有搭话。刘敏回东北老家后，打来过一次电话，后来我手机丢了，便断了联系，此生想必是再无机会相见了。

来源：戴假发的南瓜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