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有学者撰文称，1901年梁启超流亡日本时在《清议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论支那人国家思想之弱点》的论说文章，从地理和历史出发，结合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观点，说明中国人以往不仅“不知有国”，而且“不知国家为何物”。作者指称，多半就是由于梁有此说，导致西方人很早就有同样的说法。影响至今，在西方中国研究中认为前现代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观点，也相当普遍。因此，作者专门花了一些笔墨来做“勘误”，说明“中国”古已有之。
近些年，随着“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化”、“中国梦”等讨论甚至是研究热的出现，中国学人向西方民族国家建构论者论证“中国”系“自古以来”的著作文章变得越来越多了。不过，不论出自怎样的角度，这样的论证在中国又何尝断过？尤其是20世纪初期，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党，凡投身于政治者，几乎都是救国论者，谁会怀疑“中国”古来有之？！不仅没有改良派、革命派会怀疑，而且他们中有人往往还像辜鸿铭一样，对中国五千年文化充满自豪，乃至于敢大胆预言，下一世纪必将是中国人的世纪。
比如，1899年梁启超就曾在中日刊物上公开宣告：“我中国之进化，远在欧洲人二千年以前，而今日欧洲之文明，与我相比，不啻霄壤。”只要政制改革，把国家由一家之私产变为人民之公产，“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他日于二十世纪，我中国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有可豫断言者”。
对中国如此自信且自豪的梁启超，如何会“不知有国”呢？
查《清议报》，可知是有学者搞错了。《论支那人国家思想之弱点》一文的作者并非梁启超，而是“冯自强”。此“冯自强”者，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一书中讲得很清楚，也是当年十分活跃的写手之一。只是，他是一名年轻的留日学生，真名叫冯斯栾。
把冯自强的这篇文章和梁启超此前发在《清议报》上的文章稍加比较，即可了解，冯文基本上只是在梁文已经讲过的一些观点上再做发挥罢了。但是，冯文发表时，八国联军已经侵占了北京，由于耳闻目睹的一切，作者对中国未来的看法显然不像先前梁启超那样乐观了。
冯自强看到了些什么，导致他变得沮丧起来了呢？
多年前，美英等国披露了大批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天津的历史照片。如今，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在网上看到这些照片。大量照片及历史档案都显示，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行动中，参与攻占天津和北京作战行动的不仅仅是外国人，还有不少经过相当训练的中国士兵，英军的主战部队就是数百名中国士兵组成的所谓“华勇营”。更引人注目的，则是天津、北京的众多平民百姓，或成群地求助于联军保护，或大批帮助联军运送物资，或兴致勃勃地围观八国联军攻城，或热心帮助联军翻墙进入皇城，或充当刀斧手，替联军砍杀捕捉到的义和团分子，或送挽联痛悼死去的外人，送锦旗称颂联军功德无量……
很显然，这正是冯自强感叹国人多半“不知有国”的原因所在。他不无痛苦地写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一语，几为吾支那人之习惯。……夫国与国相争，无论是非，凡是国民者只有协力一致，未闻反有迎外人者。”然而“今回之变，闻有跪迎外师者”；“有争书顺民之旗者”；“闻某地有二千华人欲同编入异国之籍”者；“有异国夺吾土地，而反有电贺之者”。作者愤然称：爱尔兰人与英格兰人族属稍异，即“屡不甘服英人管治之下，誓不得自治不已”。何以我国人“气沮骨脆”，外人强势以临，吾人即“甘于下心低首婢膝奴颜以服之”？！“果如是，此国此种能立于世界一日乎？”
熟悉这段历史者多半了解，自1840年以来，每逢中外冲突和战争时，类似的场景总在上演。除非外人的行为直接伤害到了族群利益，会引发诸如“三元里抗英”那类局部的反抗外，普通民众对外人与官府所代表的“国家”之间的冲突，常常会抱着一种旁观态度。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国军队中就有了由中国士兵组成的成编制的队伍。太平天国的起义军也曾要求与英军联手进攻广州。更让今人难以接受的情况是，列强军队在中国征用的大批劳工，常常乘着战乱对自己的同胞大肆抢劫，大批商人亦乘机哄抬物价，大发国难财。
对于这种情况，有时连外国人也会感到纳闷。1899年梁启超之所以会专文谈论“爱国”问题，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想要回答中国人为何会“不知爱国”。他的解释是：“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这是因为，历史上之“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
为什么过去不知有国，如今却知道国家之重要了呢？当时所有知识人都清楚国人过去对中国与世界的看法发生了偏差。那么，这偏差产生的原因何在呢？
对此，梁启超有过解释。他说：“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苟无外侮，则虽兄弟之爱，亦几几忘之矣。故对于他家，然后知爱吾家；对于他族，然后知爱吾族……对于他国，然后知爱吾国。”
冯自强在这方面的看法多少不同于梁启超。他做了更深入的解读。他指出，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人类生产力发生了大变化。由于物理学大进步，“蒸气、电气发明，藉轮船、火车、电线之力，使地球之距离缩小。昔日所梦不及之地，引之如在门户；昔日之老死不相往来之国，致之若在比邻”。如今西方已大进步，中国却极落后，以致“强国大邦纷罗左右，侵入之力日深，竞争之局日烈，皮色、风俗、言语、习惯、文字，种种与己昔日所习见者迥异”。两相对抗的结果，中国屡被列强所破，辽东、台湾继失，胶州、威海、旅大、九龙，连连见夺；今日更遭多国之师直逼都下，迫为城下之盟。这种情况下，国人中稍有知识者，自然不可能“不知有国”了。
证之以1904年陈独秀《说国家》一文，此说确有事实依据。陈文即称：“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那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
问题是，在中国，有知识、明时势、能了解此中利害者能有几何？梁启超已经注意到，沿海各口岸因与外界接触早，“过去不自知其为国，今见败于他国，乃始自知其为国也”。尤其是大批迁于海外者，因远游他国，则爱国心尤盛。但中国多数地区交通不便，内地同胞多半一生“不出乡井，目未睹凌虐之状，耳未闻失权之事，故习焉安焉”，依然生活在过去时代，自然“视国事为不切身之务云尔”。而冯自强的文章却更清楚地告诉我们，沿海口岸的多数百姓其实还是一样“视国事为不切身之务”，不仅“不知有国”，而且全不在意华夷之别，遇事只以自身利害为念。
坦率地说，上述介绍和讨论不过是想引申出纵、横两条观察历史的线索。由纵的时间轴，我们理当可以看出，人类历史，包括中国历史，在民族国家意识及其制度发展上，存在着一种渐进性；愈到近代，由于生产力大发展，人们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愈显密切，民族国家对个人的影响作用也愈强。由横的社会轴，我们亦不难发现，社会不同阶层与民族国家利害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辐射状，愈靠上层愈易感觉到此种关系之重要，愈靠下层却愈不易感受到此间关系，因而愈易麻木并隔膜。
影响这两种关系由弱而强的一个最主要因素，是生产力，特别是科技发展和交通发达的程度。西方国家之所以首先进入现代文明，一个基本原因即在于从海上到陆路的交通能力的改善，彻底改变了农耕条件下人群与人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使得世界迅速变小，最终促成了社会生活城市化和人民归属国家化。简而言之，生产力亦即科技发展普及领先的地方，个人与国家关系必强，反之必弱。那些身处近代交通讯息传播网络范围内的知识人，感受各方面冲击最切，其对民族国家问题往往也最敏感。
当然，我们这里不能不提到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即前述梁启超当年再三强调的“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因为“国乃积民而成”，非使国家为国民之公产，“一切与民共之”，断不能使国民真爱其国也。
无奈，20世纪初的中国还只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社会条件下，除了历史上的部落制及城邦制外，国家多半只是代表着权力正统的君主、代表着政治正统的官僚和代表着文化正统的社会精英阶层的寄身之所。理当“精忠报国”者，君、臣、士而已。占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民只有纳粮服役的份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自然不会在意朝代更迭和谁当皇帝。就像管子所云：“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谁给农民利益，农民就烧谁的香。
可悲的是，庚子之变过去了几十年，中国经济、政治的进步均十分有限。经历了两三度民族主义和民族革命运动的洗礼，当日本大举入侵时，国人中“不知有国”，或“不知爱国”，愿意充当伪官、伪军，甘于顺从、合作或发国难财者，依然比比皆是。多数沦陷区的工人、农民和普通市民，就像姜文拍的那部《鬼子来了》里的山区村民，只要不伤害到自己，大家出工交粮，照样过日子。
反过来，如果压榨太甚，哪怕是自己国的政府、自己国的军队，战争期间民众也一样反抗。抗战最后几年在大后方就接连发生了几次规模较大的民变，最引人注目的是已经到了抗战胜利的前一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豫西部分地区不仅有部分民众乘机围攻溃退的中央军，甚至还有人公开出街持旗欢迎日军。
回过头来看中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期这近百年的历史，一个严重制约着国人民族国家意识的因素，就是农村人口的庞大与农耕文化影响之根深蒂固。清朝中央帝国轰然崩塌后，首先膨胀起来的就是基于族群意识而生的省籍与派系情结。即使是发展中的城市里，也是同乡会馆林立，全国性政党内部也一样会以地域方言形成派系，且互不相下。民国年间地方势力之强大，导致中央政府每每不得不迁就妥协，国民党虽一度成就统一，却难免最终瓦解，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建立统一国家意识的问题上，中共夺权后做了很多——上至改革汉字、力推普通话，下至把喇叭安到村子里去，定期组织不识字的农民念报学习搞运动之类。不过，直到“文革”，在我所在的国家计委五七干校附近一个小村子里，有位大娘告诉我们，她和许多人还是一辈子都没有去过县城，不知道外面是啥样。当然，这个国家对她的改造还是一目了然的，因为走进她家厅堂就会看到，左手边灶台正上方熏得黑黑的土坯墙上就贴着一张已经发黄且满是油渍的领袖像，传统的灶王爷早就不见了。
以上选自《“鬼子”来了：现代中国之惑》 杨奎松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