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谣歌手黄舒骏开演唱会，上台对观众说：“有许多专家告诉我，要以理性的态度谈恋爱。我常想，这些专家应该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他跟台下观众一起笑了起来，“不信你试看看，谈恋爱你还会有理性？我想，那大概是假的。”

台底下，观众热烈鼓掌。这一幕连同他的演唱，一起收录在音乐专辑里。后来有一天，他的母校国立台湾大学的老师孙中兴在广播里听到这首歌，一下子来了兴致：因为这位社会学教授，就是教人“以理性的态度谈恋爱”的人。

事实上，讲授“爱情”的专家多得很，有香港中文大学的哲学教授，复旦大学的心理学博士，还有华东师范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师。哈佛大学将“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的“爱情理论体系”加入了课程表，麻省理工学院也找来哲学家开讲“爱的本质”。甚至，在全球讲“爱情课”的教师队伍里，还有来自阿富汗的同行。

这些“以理性的态度谈恋爱”的课程有的叫做《爱情哲学》，有的叫做《爱情社会学》，还有的干脆直接叫《婚姻与爱情》。它们在课上需要解决的学术问题，其实跟黄舒骏歌里唱的是同一个——恋爱症候群。

    “关于恋爱症候群的发生原因，至今仍然是最大的一个谜”

    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教授陶国璋主讲一门叫做《爱情哲学》的课程。这门课教了5个学期，可他总不太满意，因为爱情这件事根本就和黄舒骏歌里唱的一样，“至今仍然是最大的一个谜”。

这个同时教《死亡与不朽》课的老师说，教授死亡哲学的时候思路很清晰，前人资料分析也很全面，可是面对爱情，却不知道该如何教好，“不容易教”。

“念哲学的人面对爱情问题，好像总是很难去分析。要我们分析自由，还能多点理论。可是，哲学家对爱情非常陌生，因为理性的人对爱情这种感性的事情觉得还是很难把握。”陶国璋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他还算了一下，哲学家就没有几个会谈恋爱的，“柏拉图没有结婚，而像尼采、叔本华啊对于爱情则是一种瞧不起的态度，不知道他们谈没谈过恋爱，但最终都没有结婚啦”，“总之，哲学家对于爱情都不是很内行”。

他跑去找其他人的“爱情课”，发现有教人恋爱策略的，有给人讲沟通技巧的，他甚至还在网上看完了孙中兴的课程录像，也捧着书读完了哈佛大学正推崇的《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可是看了一圈了，没有一个从哲学角度把爱情讲清楚的。

他翻出来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的名著《恋人絮语》研究。这是作者在70多岁时写下的著作。虽然陶国璋也觉得这是“对爱情最有分量的分析”，但读完书他更发愁了——这教材怎么用呢？在这本“爱情的解构主义文本”里，连个完整的故事都没有，“通篇恋爱中人们说的胡话”，像恋爱一样毫无逻辑。

最后，好不容易看到麻省理工学院的课程《西方世界的爱情哲学》，主讲人是哲学界非常有名的埃文·辛格，写过对爱情历史进行考据的著作《爱的本质》，可是陶国璋看完课程录像更失落了，他甚至会在跟别人推荐这一课程的时候提醒，“很闷的”。

找来找去，这个哲学教授发现，“爱情”居然是哲学教育领域的研究空白。

“我一开始开这个课的时候，感兴趣的并不是爱情故事，而是一种哲学挑战。在哲学上，自由、死亡、民主都谈很多，但是很少有人对爱情做哲学分析。”陶国璋说，“大概因为哲学家感情经历比较苍白，喜欢讲道德的爱，但是很少讲儿女私情。数得上的只有柏拉图式爱，但那还是个精神恋爱。”

于是，他决定自己着手研究，“把爱情当做哲学命题进行严肃分析”，管自己的课程叫“爱的哲学分析”。可是，之前同事替他定下的课名“爱情哲学”已经吸引了大批同学选课，成了校园最火爆课程，导致他不得不每次开学时跟学生先表态：“抱歉，这个名称好像有点误导。”

“这门课蛮火，应该都是被名字骗来的。”陶国璋笑着打趣说，“第一节课最多，大家都要坐在楼梯上。然后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就只剩下需要拿学分的同学，留下来考试。”

尽管如此，每年一开课，没上过“爱情课”的学生还是涌进教室，跟这个严谨的哲学教授一起研究爱情。他们需要完成长长的读书清单，还要阅读爱情名著，偶尔轻松一下，上课看看轰轰烈烈的爱情电影，可接下来就得去试卷上面对这样的考题——

“请问，影片中的男女主角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发展成这样？请做出哲学分析。”

    “一般发病后的初期反应，会改变一些生活习性，洗澡洗得特别干净，刷牙刷得特别用力，半夜突然爬起来弹钢琴”

在台湾大学，教“爱情课”的孙中兴也是学校的选课王。每次开学第一堂课，央求他“加签”（加入选课名单）的学生总是挤满了教室。他不得不在黑板上提前用粉笔大大地写上课程规则，一边是“欢迎旁听”，一边是“不要求我”。

“这门课是《爱情社会学》，不是恋爱课，不是爱情心理学，连课名都说不清楚的话，请不要来上这门课。”在这两行大字底下，留白胡子的孙中兴摇着扇子，如登台说相声一样跟同学说，“恋爱的，失恋的，没谈过恋爱的，都欢迎来上课。只是你要是还没谈过，拜托你抓紧时间去谈一场恋爱再来做文本分析。谢谢。”

同样教“爱情课”，孙中兴就不像陶国璋那样找不到内容，相反，这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社会学博士拥有“超级多素材”。

“我上学修社会学理论，最喜欢看的就是社会学家的八卦。我会去研究这个人有几次外遇，他有没有发疯过，这些跟他的理论都有什么关系，我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人。” 孙中兴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的老师说，社会学家都是对于什么问题有困扰，就会变成那个方面的专家，他对家庭有困扰，于是变成家庭社会学家。按这个逻辑，社会学家对爱情有困扰，应该也会变成爱情社会学专家。”

他喜欢观察年轻人的爱情，还会像学生一样听情歌，看爱情电影。有次学生特意把黄舒骏那首《恋爱症候群》的歌词拿给他看，844个字，“道尽爱情辛酸”，可是他只记住了一句话，“刷牙刷得特别用力”。

在自己的“爱情课”上，孙中兴虽然也会讲解严谨的社会学理论，但他更喜欢搞一些谜一样的小名堂。比如，每节课他都要穿一件印着大学LOGO的T恤，第一堂课是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第二堂课是哈佛大学（Harvard），因为他想用每一件T恤的首字母，凑出来自己的名字拼音Chung-hsing Sun。

可惜，T恤拼着拼着就缺字母了，而天也转凉，他就只能穿连帽衫了。不过，玩心重的他还是会继续搞名堂。他在讲台上放了一个卡通盒子，鼓励学生丢匿名纸条给他，拿感情困扰向他发问。

“怎么度过分手后的痛苦期？”孙中兴念着小纸条上的字，一本正经地抬起头说，“念书学语文啊！像我失恋时德文学得很好，谈恋爱时日文学得一塌糊涂。”

更多的名堂，来源于他在课上布置的许多“随堂小作业”——

准备一个笔记本，把自己的恋爱故事写成《爱情事件簿》，最好图文并茂，欢迎附带纪念物；

认识全班的每一个同学，并问他/她三个问题……但是，不可以上来就问电话号码；

去月老庙参观，以及，跟一起去的同学在附近吃个饭……

其实，孙中兴早就自己默默算好了，班上有近百个学生，这种作业可以让他们相互认识，这是多难得的恋爱机会，“老师只能帮你们这么多了”。

“我的目标是，以后竞选月老！”胖胖的孙中兴在课堂上摇着扇子，信誓旦旦地勾勒着未来图景，“等以后你们到庙里烧香拜佛求姻缘，抬头一看，哎哟，孙老师！”

可是，竞选月老的前景却不太乐观，主要在于学生的表现让他有点焦虑。有一次，他出了个测验——给每个学生发一个鸡蛋，代表自己的爱情，请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守护爱情。

结果，还没等交作业，孙中兴就嗅到了不靠谱的气息：有人领到鸡蛋就直接揣裤兜里，转身回座位的路上已经磕破了；有人没几天就忘了“守护鸡蛋”，不知不觉做炒蛋吃掉了；他甚至好笑地发现，自己发了一个白鸡蛋，有人交还回来的却是咖啡色的蛋，“冰箱里那么多鸡蛋，哪里记得哪个是你发的爱情鸡蛋”？

“我说你们，对爱情就这么不重视吗！重点是，这鸡蛋全部是我出钱买的诶！”他假装气鼓鼓地笑着说，“喂，同学你搞搞清楚，我是月老候选人诶！你们要认真谈恋爱，不要给我扯后腿！”

玩笑归玩笑，这门课带来的更多是感动，特别是每个学期阅读到的《爱情事件簿》。每人都有厚厚一本，有人在里面塞进了情书，有人贴上了还没有寄出的告白信，第一次看电影的票根，一起出行的合影……

每个周末，孙中兴都会跑去只有他一个人的办公室加班，在被一摞摞笔记本塞得满满当当的屋子里，翻看年轻人的爱情，跟他们一起哭，一起笑。

当然，有时候也会有超出感动的意外收获。有一次他到月老庙参观，惊奇地发现，因为学生一年又一年地跑去庙里做作业，导览员都知道这门课了，还为了方便学生，贴心地打印好作业的标准答案，发给大家。

    “开这门课，不是让大家寻找一种全天下都适用的爱情答案，而是让每一个人更了解自己”

跟港台老师不同的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洪亚非开的《婚姻与爱情》，则是“戴着马克思主义帽子的爱情课”。

这个58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老师原本没有打算讲爱情，可有天早上，他发现办公楼门口躺着刚坠楼的女生尸体。看了她的遗书才知道，是因为感情受挫，难以承受，选择自杀。

回到办公室的洪亚非很受冲击，可他发现，学校对这种事情也没有好办法，只能给窗口加横栏，却并不能从根本上帮学生解决问题。“除非你结过婚，或者谈过无数场恋爱，否则很少有人能真正了解爱情。”他说，反思后决定，要开门课，跟学生讲爱情。

那是2005年。那时还没见过谁开“爱情课”，他自己也有点担心开了课没人选，同事帮他出主意，万一人不够，就撺掇学生去选课，充充场面。

结果，根本不需要找托儿，一开课就坐满了几百人。面对挤满教室的同学，洪亚非认真地跟同学强调：“任何人的爱情观都会有局限性，这是哲学告诉我的。我是个男人，我有男人的局限，我也有时代的局限、环境的局限、历史的局限。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任何观点都是相对的。你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辩证地看待我教给你们的道理。”

在他的课上，爱情分析带着浓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色彩。

“恋爱中我们要先树立爱情价值观，确立你在爱情中最重视的主要方面，然后再用矛盾论去分析。”他说，“任何一个男性不可能都只有优点，恋爱中要去抓主要方面。如果这个人符合你的核心价值观，但是次要方面不太好，比如不爱洗袜子之类，那你判断要不要嫁的时候，就不要去抓次要方面，要以这个人品质的主流作为判断标准。”

在复旦大学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上，心理学博士陈果也会抽出几堂课的时间，跟学生讲解“爱情”。

“在我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多么希望有人能开一门‘爱情课’，可以让我说出自己的困惑，跟人讨论爱情问题，从别人身上吸取一些精神营养。我并不需要一个答案，我想任何人生的答案都是自己发现的，但是我需要一个沟通的渠道，把大学里最重要的时间花在我认为人生最重要的话题上。”陈果说，“所以，我现在开这门课，并不是要让大家一起寻找一种全天下都适用的爱情答案，这个课的目的是让每一个人更了解自己，更明白该如何掌握自己的爱。”

在她的课上，学生们会说出自己的故事，甚至有时还会有三五十岁的人来旁听，不分年龄、不分背景地分享着各自对于爱情的看法。

而对洪亚非来说，他现在的课程内容越来越多了，他还会把自己观察到的爱情新现象加进自己的课程内。有次他发现，自家出租的房里住的情侣居然是自己的学生。于是没多久，他就在课堂上开了个新专题——该不该接受婚前同居。

现在，这些专题变得更多也更细：“如何面对分手”，“如何挑选好老公”，“如何看待同性恋”……

虽然他的课是“用哲学解释爱情问题”，但也不乏“教你一招”的“方法论”。他会细心地叮嘱班上的女生：“你们可以把我说的记下来——在决定结婚之前，一定要先去男方家里参观一下，重点看厨房和卫生间，摸一摸厨房里的酱油瓶盖子，如果一尘不染，这种男人可千万不能嫁，他有洁癖！你会一辈子生活在指责里！”

有时候班上的男生实在扛不住了，跟洪亚非抱怨：“老师你也太向着女生了，把我们男生骂得一塌糊涂！”

但是洪亚非还是坚定地站在女生一边，“我们课上女生多啊，少数服从多数。”

“欧洲有许多著名的哲学家探讨过爱情与婚姻问题。恩格斯没有结婚，但是他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对爱情的定义是最完整的，时常被国内学者引用。他对爱情一生向往，只是他觉得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找不到未被资本玷污的爱情。”洪亚非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现在在网络上对爱情的定义恨不得有1000多种，但是对教课的人来说，选取哪一种爱情观才能使人幸福，我发现，只能来自拥有最高智慧的哲学家。”

    “现代人的爱情为什么这么漂移，就跟我们的身份焦虑有关”

    孙中兴的“爱情课”开了16年了。有次去演讲，主办方想请他写一份“爱情的标准作业程序”，按程序谈恋爱。

“假定人是机器，这倒是可以实现的，在身上装个开关，恋爱摁个钮，不爱就关上。”孙中兴说，“但这行不通啊，人类相处的复杂度远高过与机器相处的复杂度。”

不过，看过了1000本学生的《爱情事件簿》，又看了无数文学名著，他的确总结出一个流程：从古至今，普天之下，爱情困扰几乎没变过，它们分别是——

1. 恋爱之前，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人；

2. 喜欢一个人，不知道如何说出口；

3. 告白成功后，不知道如何相处；

4. 相处久了想分手，又一次不知道如何说出口；

5. 返回苦恼1重新开始，或者卡在某一环节停滞不前。

恋爱的复杂让研究哲学的陶国璋也手忙脚乱。他说，在准备课程内容的时候，他总在叹气，好多次他都想要放弃了，觉得爱情“没有规律，不讲逻辑，变化太快”，“每次讲完课都很内疚，觉得自己能力有限，总是词不达意，讲出来的并不是我所理解的内容”。

可是，他却还想坚持。“工业革命之后，现代人有了自由，自由择业，自由恋爱。我们以为拥有了自由，却也意味着身份的迷失。自我身份变得不确定，什么都不确定，要找工作，找恋人。我们迷惑于自己在社会中的身份，所以需要在爱人身上找到自己的坐标。”他说，“现代人的爱情为什么这么漂移，就跟我们的身份焦虑有关。”

所以，在他看来，爱情虽然常被看做一种责任，但也是“个体找到自己应该是谁的严肃哲学命题”。

“就像是我们在政治上追求自由，在个体成长上，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同步者，印证我们的个体身份定位。”他说，“这个时代最缺乏的就是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我们以为自己有很多事情可以掌握，可我们也扭曲了对意义的理解，以为生命是完全的享受和满足，可它原本应远超于这个层面。”

孙中兴也喜欢研究“这个时代的怪现象”。每个礼拜，他都要守在电脑前看大陆各式各样的相亲节目，看男嘉宾如何介绍自己，看女嘉宾如何一盏盏灭灯。

“我觉得很有意思，你看你节目都做了，也有机构帮忙做媒，为什么还是找不到对象？你都有胆量上电视，有胆量在大庭广众下被人灭灯羞辱，干嘛不直接在生活里找？难道你真的忙得找不着吗？”孙中兴说，“上一辈很多人相亲结婚，我称作任务型婚姻，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你有的选。有的选还不恋爱？你们到底想怎样？”

抱着这个好奇，去年来北京参加学术活动时，他还特意提前上网查路线，想去北海公园看家长替子女参加的相亲会。可惜热情的主办方完全没意识到他的小心思，拉着他逛故宫，游天坛，还去了颐和园，一路上游客见了不少，约会的倒没遇到几个。

看新闻时，陶国璋关注到内地的留守儿童现象，“甚为担忧”。“爱情是由个体成长的背景而来的，它是一个人成长阶段对世界的关系在成年后的重现，比如你对父母的爱在小时候没有办法表现的话，大概你在爱情里面也不容易投入。”他说。

“讲恋爱技巧的很多，但我还是关心人性存在的价值问题。我不是社会学家，但是很想帮年轻人分析分析，也不是什么指导。并不是这个时代需要教训，需要说教，但是让大家知道多点，这是我的责任吧。”陶国璋说。

相比之下，孙中兴替学生解决问题的方式更直接。

“如果对方不珍惜你，对你很不屑，那你要和这种烂男人在一起干什么？你还要在这上面浪费多少时间？我们发他们烂男人卡。把卡丢到洗衣机，弄得烂烂的给他。”孙中兴在演讲时说，“我没有答案给你，只有一点启发让你带回去想。

几乎每个礼拜，他的邮箱里都会有来自大陆的邮件，多到他忍不住感慨：“大陆那么多人，每个礼拜都来信，我真的担心我可能到死都回复不完。”

在这些邮件里，有人哭诉无法摆脱失恋痛苦，当然，还有人见缝插针地向他咨询，如何报考台大研究生。

帮忙也有出错的时候。有一次，孙中兴收到一封大陆来信，这个男生说，自己表白被拒，不知道该放弃，还是该坚持，“吊死在一棵树上”？

“我当时一看到信就慌了啊！我哪知道这是你们的表达方式啊！我以为他真的要去找一棵树吊死啊！”孙中兴自己说着也笑了起来，“我想这话可严重了，赶紧回信劝他，你千万别吊死，千万别想不开啊！”

    “爱情好像是我们最熟悉的内容，但其中其实却都是盲点”

    孙中兴喜欢看爱情电影，美国的《电子情书》啦，大陆的《小时代》啦，还有最爱的“林志玲姐姐”的《101次求婚》啦，他都没有错过。直到有天他冲着片名跑去看日本电影《告白》，看了一半就吓得跑了出来，“不是叫《告白》嘛，为什么是个惊悚片啊！”

“是不是我太久不看《爱情事件簿》，我都开始不能理解你们了。”总是开玩笑要“竞争月老”的他在课堂上摇着头跟学生感慨。

失望的另一个表现是撮合情侣屡战屡败。他组织过几次饭局，介绍自己的学生认识，可双双都说没感觉，搞得他很惋惜，“又白请了一顿”。

其中甚至还包括写歌的黄舒骏。当年这位歌手在台大读书时，曾追过孙中兴班上的女学生，还为她写下了《天秤座的女子》。

虽然从没教过黄舒骏，但孙中兴还是好心地帮忙劝女生，“你干嘛不跟他在一块，人家有才华”。可是再理性的分析对这个女生就是不管用，“她就是不喜欢，再有才华又怎样嘛！”

“我们教给大学生的，都是他们以后进入社会才会了解的事，这基本上是一种无感教学，所以我想教教他们跟大学相关的事，让他们自己去思考，走出一条自己相信的路。”孙中兴说，“大学里很容易培养出自私的人，我希望我的课可以对人的生活和生命带来改变，变成更好的人，不管是多小的改变。”

每学期结束，只要不是旷课太离谱，孙中兴给大多数人的分数都一样——88分。

“我读书22年，得过什么分数我统统都忘记了，但是我觉得88分是个值得记住的好分数，它有象征意义。88分，你转个90度看看，就是两个无限大。”热爱搞小心思的孙中兴神秘兮兮地说，“我希望你们爱情可以无限大，做学问也可以无限大。”

教完《爱情哲学》，陶国璋也该退休了。来来回回修改无数的“爱情课”讲到最后一年，他终于觉得“有点满意”了。最后一堂课时，他笑着跟学生做调查：“你们觉得怎么样？要是觉得还行的话，我就决定就此封刀，以后不讲了。”

不过，这位哲学家并不会停下来。放寒假这段日子，他仍躲在家里写自己的新书《爱的盲点》，“爱情好像是我们最熟悉的内容，但其中其实却都是盲点”。

这几年，因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热映，台湾的大街小巷又开始重放黄舒骏的《恋爱症候群》：“爱情终究是握不住的，只是我想要告诉你——多么幸福，让我遇见你。”

事实上，孙中兴并不喜欢这首歌。他更喜欢美好的爱情歌曲，比如《甜蜜蜜》，比如大陆春晚上红起来的《传奇》。这个信奉“一日为师，终生服务”的老师喜欢听，“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

他说，下次到北京，一定要去逛传说中挤满情侣的南锣鼓巷，还要弥补遗憾，去趟北海公园，好好看下家长替子女参加的相亲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