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经常有一个误解，以为对什么事情有一个想法或信念，只要说出来，就是说理，因为“理”已经在他的话里了，或者他说的话就是“理”。这是不对的。看法或信念只是结论，人们可以凭印象、偏见、习惯对许多事情有看法和下结论，既没有考虑到别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也没有想过要如何才能说服与自己看法不同的他人。如果仅仅说出一个看法或下一个结论，而不为此提供充分、可靠的理由，那么，看法或结论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说法，说法不等于说理，关键之一便是有没有理由。

网上有一个长微博《2014甲午决战，让网络阵地红旗飘扬！》，3600多字，居然全是结论和断言，没有理由。取一段为例，“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决战，以网络为战场，拿键盘做武器，用思想去搏杀，不为攻城略地，只为捍卫信仰，维护爱国精神、民族大义和社会正气。这是一场决定民族命运的正义之战，自卫还击，人人都是战士，网络义勇军仍将担负平凡而伟大的冲锋使命。”从公共话语分类来说，只有结论没有理由的主张只是“非说理”，而不是“说理”。非说理的话语也许有它自己的用途（宣传、动员、蛊惑、命令、指示、攻击、谴责、谩骂），但那些用途都不是说理。

“文革”中盛行言辞激烈、慷慨激昂的“革命歌曲”或“诗朗诵”，运用的就是这种非说理话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语体”写作。例如，“东风吹战鼓擂，现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标语体写作是口号式思维的产物，二者相辅相成。

口号与标语开始的区别是，口号是口头的，标语是书写的，网络语言都是用写的，所以都是标语。标语的特征是精炼、简洁，是一种在政治、商业、宗教或其他语境中使用的简短有力的表述，在语言形式上类似于格言、警句、箴言、语录。口号总是为某个目的不断地重复一种看法或说法。英语的slogan（“标语”或“口号”）一字就是从古代盖尔语的“军队呼喊”演化而来。一直到今天，标语、口号所起的仍然主要是鼓动某种单一和统一行动的作用。

标语本来是短的，但标语体可以延展为“长标语”，这就像微博虽“微”，但可以扩展为“长微博”（其实是个矛盾说法）。然而，短也好，长也罢，标语之所以是标语，不在于其长短，而在于其只是断言、鼓动、命令、指导，而不是对话性质的说理。标语只有结论，没有理由，谁要是不同意一条标语，由于没有办法与它说“理”，所以只好以另一条针锋相对的标语来与之抗衡。如果大家都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结果只能是越说越说不到一起，越说越相互敌对和仇恨。

标语的目的是迅速给人造成深刻印象，它借助的往往是煽情、夸张、极端的修辞手段。这样的修辞手段使得标语词句简洁有力、朗朗上口、易记易传。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标语只能是一种肤浅、粗糙、程式、空洞的表述，是一种非常单一的主观宣泄，而不是理性周详的思考表达。标语经常被用作宣传手段，这也使得宣传带有标语的话语缺陷。

标语本身是一种工具和手段，其语言形式无所谓好坏，决定标语是否合理、是否有利于社会、是否有益于公众的是它的内容和目的。所以，口号如果有什么正确的道理或合理的目的需要传递给公众，那就需要告诉民众道理为什么正确，目的为什么合理。“为什么”就是理由，有了理由，标语体言说也就可以转变为公共说理。

脱离说理或根本不说理的标语、口号对社会和政治文化是有害的。它笼统武断，是一种一句话全部概括的“断言”。只有在别人不追问或不能追问时，它才显得理直气壮、气势如虹、百般正确。然而，由于没有提供理由，也没有说明或解释，却未必经得住追问。例如，对“2014甲午决战”这个长微博，人们可以问，所谓“决战”，最后胜负的标准是什么？胜负如何判断？说敌情严重，证据又是什么？是否充分？没有充分证据，会不会是自己吓自己或者根本就是危言耸听？

口号式思维、标语体表述对社会理性造成严重破坏，我们过去有过很多的教训，这应该使我们今天在运用公共语言时变得格外谨慎，也更多地诉诸公共说理。其实，学习将标语体的“断言”（结论）转变为公共对话性的“说理”，是办得到的。在初等说理教学中，老师会让学生试着在结论前加上“我认为”，随后跟上一个用“因为”引导的理由或解释说明，以养成“话中带理”的说话习惯。这样的句式叫“修辞推论”（enthymeme），亚里士多德说，即使不懂逻辑的人，也能用这样的句式来进行简单说理，远比自说自话来得强。这虽然离良好说理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却是一种与良好说理相一致的说话习惯。

来源：徐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