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妖
1
第一次去台湾是2011年9月,公事间有些空隙,友人问我们想去哪里,脱口:“筠园”。
四十分钟捷运(地铁)到淡水,坐上开往金山乡公所的长途汽车,破旧的大巴摇摇晃晃地开出去,前后的阿婆阿公在一个个荒凉小站消失。不知不觉,大海涌现在路边,阴天,海水灰蓝,浪奔起大块的白,黑色防波堤肃立其中,勾勒点线,犹如一幅黑白画卷。对于阿婆阿公,这是看惯的景象,或打盹或聊天,只有我凝视这一路的黑白线条,它一直不变,我一直不厌。有一个叫“草里”的小站,红砖盖的三面小亭,横一条蓝色塑料长凳供人歇脚,亭后就是海水。车站空无一人,海水兀自动荡,这候车室美到奢侈。
大巴天荒地老地开了一个多小时,经过基隆,到达金山。金山的金包里老街都是各色台湾小吃、红花百草膏、凤梨干、干贝酱,有一家庙口小吃店生意火爆,客人点米粉小菜,自己端到隔壁,吃完自行结账,我们研究半天,会不会有人吃完跑单。我弄明白台湾电影里经常出现的“庙口小吃”,顾名思义就是开在庙门口的小吃档。庙是一条街最繁华地段,能在这里生存下去,都是久经考验。果然,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米粉。
穿过滚滚红尘的老街,叫出租车,上金宝山。
“去哪里?”司机师傅懒洋洋问。
“去看邓丽君。”师傅坐挺了背。
“筠园”背山面海,秀丽静谧。黑色大理石墓石,黑墓碑,墓碑上她枕着自己右手,仿佛沉睡。墓石上摆满鲜花。踩上去就会响的黑白琴键下,循环放她的歌曲,空谷回音,荡气回肠。
同去的乐评人邱大立说:墓地后面是枫树,我们捡几片枫叶回去。又说:我们在这里多呆一会儿,反正也不赶时间。离去时他发现了墓志铭,我们逐字读一遍。他抚摸着墓志铭后的小树:这树长得真结实(其实就是普通灌木丛)。又说:树上结的小果子真好看。我提议帮他和邓姐姐合影,他小心翼翼地将头靠在她的一侧香肩,害羞又肃穆。同块墓志铭,后来也被民谣歌手小河万晓利逐字逐句读过,那是半年后,同样害羞肃穆地合影,同样小心翼翼毕恭毕敬,这两个来自邯郸的歌手蹲在地上读的如此专注,犹如孤儿凝视远方的孤儿院。
在七十年代的精神荒漠中,邓丽君柔情的歌声滋润了无数大陆少年的心房。是性启蒙,也是人性的启蒙。原来歌,还可以这样唱,原来,人并不都是杀气腾腾,还可这般柔情,纯真善美;就像严锋少时读禁书《牛虻》,狱中的牛虻突然抓住主教手臂,低声说:“把手给我……快……只要一会儿……”尽管茫茫然不知这个革命者要反动派的手干什么,他还是被触动了。柔弱的人性,通过歌声、透过禁书,雾气般打湿覆盖在少年心灵上、由革命和反革命的词汇组成的硬壳。
回到台北,朋友推荐去温州街永康街。永康街一带许多小咖啡馆、茶馆、书店,据说许多作家长期盘踞于此写作,比如唐诺及朱家姐妹。这附近都是老街旧屋,住房风格是日式,矮墙小楼,植物探出墙头,绿影扶疏。明白了台湾为什么出小清新,是这样的小门小户小花小草。找张铁志推荐的“青康藏”书店,一两个小时,找到发现没开门。旁边茶馆?也不开。真任性。不知是文化如此,还是因为房租成本不同,我看到的香港小店普遍比台湾小店勤奋。大陆饭馆一般只做两餐生意:中饭、晚饭。而许多香港茶餐厅是从早餐开始,洗刷炖炒直到深夜关门。台湾小店则较为随意,朋友推荐的“小隐”,门口黑板以流丽的书法写着:店小二出国,午餐暂停供应一个月。
香港的滚梯恨不得让人摔倒,即使这么快,年轻人还都从急行道“噔噔噔”地跑上去,一座奔跑的城市;第一次去台北,地铁滚梯旁严阵以待地刷着大字:抓紧扶手!高速喔!我心惊胆战地攥紧扶手,一个踉跄——太慢了,超乎所料的慢。
台湾,它满街的独特小书店,悠然的小饭馆小茶馆,就在这慢节奏下慢慢生存。我不知道哪个城市的居民更富裕,但台湾的生活节奏,更让人好整以暇,活得不那么面红耳赤。如果让我选,我更愿意在台湾久居。
大陆人初到台北街头会觉得陈旧,没有崭新的高楼群,街道并不宽阔,摩托车惊险穿梭于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台北朋友抱怨人车不分流,我说,北京的马路倒是宽,可是行人过马路并不方便。大陆这些年盖高楼的效率有目共睹,但每一个新的广场背后就是一次浩大拆迁,是穷人生存空间的进一步被压缩。窄街道,旧建筑,说明有一个“小政府”,破土动工需要老百姓同意,它不能想怎样就怎样。陈旧市容的背后,是普通人的安居乐业。
2
第二次去台湾,是和大陆民谣歌手一同“走江湖”。台北演完首场,第二天带着宿醉,“走江湖”拔营开赴台东。送别时,歌手曾淑勤殷殷赠言:台东的酒很凶,大家多保重。
台东的演出地点在“铁花村”,此地原是台东市台铁的废弃宿舍及仓库,从村长丰政发拿着榔头进去敲敲打打开始,到“角头音乐”总监郑捷任设计音响效果,慢慢地,这里有了常态的音乐演出。环绕表演区又有“慢市集”,展售台东艺术作品、特色农产品。被马英九推荐之后,“没有去过铁花村,就不算来过台东”已成为地方名言。
“走江湖”的台湾主办方是“野火乐集”,那一趟台湾行,野火歌手陈永龙是演出时的嘉宾、下台后的导游。在台北他甚少饮酒,虽然他是以酒风浩荡著称的原住民。只有回到故乡台东,他才会放松拼酒。台东演出前,他开车带我们参观他的南王部落。原住民的音乐基因在此弹丸之地爆发,陈永龙边开车边指点两侧民居,微笑地说:这条街,是金曲奖一条街。
台东是原住民聚集地,有阿美族、卑南族、鲁凯族、布农族、排湾族、达悟族等民族,原住民能歌善舞,此地被称为“歌乡”。以前,爱唱歌的年轻人,如陈永龙,都必须北上台北才有演出机会,“铁花村”则给他们提供一个本地的舞台,让大家来唱歌。
铁花村的舞台在露天,两棵大树合围,2月份的天气,穿件厚外套就能在室外久坐。傍晚时,市集上灯光一盏接一盏亮起来,观众陆陆续续往里走。舞台下有椅子,也有人坐在后面草坪上,中间铺块布,摆上啤酒小吃。跟内地民谣演出比,观众不算多。不过这里不是台北,而是台湾人口密度最低的区域,台东县人口只有二十多万,且以农业人口为主,在现代社会,这意味着该地经济落后。事实上,和大陆的农村一样,台东县的年轻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纷纷外流到大城市,但近二三十年,台东市的人口开始回升,这和台湾这些年的“社区建设”、发扬“在地文化”运动密不可分。台下这些年轻人,也许本来只能是一个“台北漂”“高雄漂”,如今却可以坐在故乡的草坪,在下班后看一场演出,今天是大陆歌手,明天或许是欧洲民谣。将此舞台及观众放在农业衰退的大背景下,这些三三两两的年轻人、这个舞台就显得弥足珍贵。
不像汉族的害羞含蓄,无需准备,张口即歌,甩手便舞,村长和姊妹花们早已载歌载舞,神态豪迈,舞姿是传统的,有着明显的祭典的痕迹,原来卑南族的“大猎祭”“猴祭”“年祭”均有盛大歌舞活动,这一传统保留至今。
那天喝的似乎是小米酒?喝酒加唱歌,这注定是一个难舍难分的夜晚,有人劝酒,怎能不喝,连夜歌舞,怎能不醉。散场时,每个人走出来都哼着刚刚学会的花莲的“太巴塱之歌”,半年后,在淡江,“台湾文学营”演出结束后聚餐,酒过三巡,张玮玮唱起此歌,胡德夫胡老师微笑点头:一听就知道你去过台东!顿一顿,又说:这歌唱起来你们走得了吗?这是首一人领唱、众人应和的歌,唱和不休,声声不息,简直可以无休无止地唱下去。好不容易结束了夜饮痛歌,智博送行,登上巴士对我们又高唱此曲,一车人合唱得热血沸腾。
我听不懂歌词,但听得懂歌声里的泥土的根系。这是他们的故乡,他们的部落,他们的语言。这歌声因此如被土地赐福,一咏三叹,丰厚壮美。
如果说铁花村送歌的人是专业歌者,第二天的达鲁玛克部落则让我们见识到什么叫“歌乡”。“达鲁玛克部落位于卑南乡的东兴村,也是台东县内唯一的鲁凯族生活区,生活在山上,号称山林之子”,不要被网上这样的介绍迷惑,认为自己会看到原始部落族群。事实上,部落通车,山下就有7-11便利店,年轻人越来越多地搬下山,各种生活设施都更方便。但他们仍然保持了许多传统习俗。进村时,我们被带至村口纪念碑下,长老举行祭山神仪式,准备简单的食物,指头蘸水酒洒向天空,逐一念出我们名字,祈求山神驱走不吉之物,保佑大家平安,并叮嘱离开时记得念三遍自己名字,将灵魂带走。
我们赶上小米播种日,是极简单的播种技术,在地上刨坑,后面一人跟着播种。遂一同劳动。因为这个举动,我们不再是游客,而是客人。之后被带到茶棚休息,烧火的大婶手边放着矿泉水瓶,里面是淡黄色的酒浆,喝水一样痛饮。我们也人手一瓶,这不是市面上的放太多糖的软饮料,而是有些度数的粮食酒浆。干活的人们,三三两两走过来,坐在石头上树枝上,呷口酒,放松下来,忽然山里就充满了高亢明亮的歌声。山林之子,是要这样的高亢才能穿透密林。“月光小夜曲”、“南海姑娘”……称不上对歌,但我们也用自己城市里长出来的没有穿透力的嗓音努力应和。大婶喝光了几瓶酒,我们尽量在醉倒之前告别,走到半山,大婶又高声唱起“再会吧心上人”,歌声一路送我们下山。大家相互提醒叫三遍自己的名字,头插部落小伙摘来的红色扶桑花的巫婆,喃喃说如果喊金城武,他会不会附体。
回到有便利店的山下公路,回头,山腰的村民已被密林遮蔽。从山腰到山下,短短一截路就从传统走到了现代。这个部落在开发旅游,但并未因此就放弃外人进村祭山神的仪式。仪式虽简,但长老的认真让一干大陆来的无神论者也变得肃穆。最后,是共同劳动让他们接纳我们,继而拿出酒和音乐招待客人,这时,他们更像一个部落,而非旅游景点。
我羡慕他们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行走的从容。
3
有人搬下山,也有人往山上搬。
第三次去台湾是去参加2012年7月台湾“文学营”的活动。对热爱文学的人来说,讲师阵容奢侈,走在淡江大学校园,一抬头就看到骆以军,旁边还走着一个张大春。
我去听了朱天心的讲座,主题叫“我的街猫朋友”。讲座开始,天心先报上自己的猫数:家里18只,屋外头40只。众人低呼,她说这算什么,她们组织里的爱心妈妈,最低都是两百只起步,听说她外面只有40只猫,都觉得她好幸福。因为流浪猫数量剧增,收养饱和,爱心组织决定从源头入手,开展TNR-诱捕、绝育、放回。为了抓猫做手术,朱天心和朱天文,两位作家分工,姐姐天文是细心的处女座,负责守诱捕笼。没有诱捕笼时,出发前,天文都要把自己裹成木乃伊,仍不免被抓得伤痕累累。
对我,这是一个陌生的话题。定期喂养数量庞大的流浪猫,甚至自己被抓伤,隐含着将流浪猫放至与人平等的地位,在大陆,这样很容易被讥笑为白莲花圣母心。是不是我们的生存环境太严酷了,如果人还住在群租房里对付着活,也许就会觉得凭什么流浪猫可以活得滋润惬意?我们会不会觉得流浪猫的问题是小事,因为总有更残酷的、伤害公众权益的事情发生?
淡水曾有一次针对流浪猫的大规模的安乐死,天心等人赶去已抢救不及,怒找当地官员谈判,最后官员保证:淡水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官员居然会对平民认错,这对我也是匪夷所思的。
也许流浪猫并非小事一桩,它折射出人们对生命的态度,以及各种社团在社会中是否都能得到政治发言权,后者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多元化、民间社团是否有生命力的标准。
十几岁时看天文天心的文字,如果说邓丽君启蒙了大陆一代民谣歌手,朱家姐妹则是我少年文学启蒙:原来在铿锵有力的革命叙事之外,中文还可以这样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那天最后,女作家朱天心还是谈回创作,她说:我喜欢的作家开发的都是人的疆域和边界,是不被注视的、受折磨的族群。这回到一个老问题:作家必须要关怀弱势吗?它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只有你关注到了这些,你的视野才是完整的。
所以,朱家姐妹厌恶政治,天文曾在《巫言》中写尽台湾选举时的光怪陆离,一地狼藉。她们也有意和当下保持距离,如今在自媒体上与读者“晨昏定省”似已是作家标配,唐诺与朱家姐妹不开自媒体,拒绝出书后以自媒体宣传新书。但她们以一只只流浪猫和社会保持关联,并在必要时以其反馈改变社会(淡水官员的认错)。
你可以说,这不过是台湾的小清新,但我认为它们绝不只是小清新。
4
文学营结束后,胡德夫老师带我们上山。是宜兰山中的泰雅族不老部落,最后一段路需换乘部落开下来的吉普车,颠簸晃过干涸河床和山路。“毕竟是山上,交通不便。”我暗想。
七八年前,45岁的台北景观设计师潘今晟厌倦了都市生活,想做一件有挑战的事情。他妻子是泰雅族姑娘,在宜兰山中继承有田地。他们回到山上,游说相邻地块的6户原住民,试图重建一个泰雅人部落,真正在里面生活、生产,找回传统的族人精神,取得现代与传统的平衡。
村落在半山,这里那里有些三角小木房,并不起眼。建筑尽可能就地取材,落地窗帘是不同色块的蛇皮编织袋缝制,垒院子的是山中碎石和树杈,堆叠产生层次丰富的美感。公共用餐处是一个敞开茅草棚,座椅是大木墩,长桌是更为粗犷的原木巨桌。我们参观时,村民在看不见的地方干活,午饭时,所有人都来了,生旺篝火烤山猪肉。山猪会来吃小米,所以村民也打山猪吃,这是一个公平的食物链。猪肉用小米腌,放在陶瓮里,压填结实不留空气,小米持续发酵,肉始终保持在即将腐烂尚未腐烂,生吃鲜嫩柔软。也可烤来吃。小米酒是淡黄色,好喝,很多人据说都是清醒上山,醒来时已在山下。食物虽粗犷,酒器、餐具却精致,WiLang说是按照法餐的程序,一道道上菜,饭前和饭后的小米酒也会提供不同口感。
如今叫WiLang的潘今晟是不老部落的长老之一,当初的七个家庭,每个家庭都有一位长老,重要事情共同决定,一起吃饭,一起劳动,部落成员按工作拿工资,男人打猎、种香菇小米,女人按泰雅工艺织布,每天接待游客不超过30人,每客两千多元台币,提供以自然农法种植的有机食材。观光收入在部落总收入中占1/3,不得超过50%。原来并非交通不便,上山的最后一段路是故意不通,避免无预约游客突然而至。
酒过半巡,有人抄起吉他,歌声又起。这里十几岁的男孩也打赤脚,敏捷行过嶙峋山路,以培养追猎山猪的能力。无人怯场,一双双眼睛又黑又亮。这也是为何要控制每日预约游客人数,人再多,就没有这样家人的氛围。据说有次,受山中气氛感染,一个男生当场求婚成功。
饭后被带去午休。同样不起眼的木头平房,里面设施却是星级酒店,屏风矮墙后有石砌浴池,晒了一下午,水正温热。旁边是落地窗,泡澡时可以与青山对望。盘坐在门口木头平台上,正对宜兰丛山,骤然急雨行过,山峦如染,一道彩虹自山巅升起,没入云中。
比之更原生态的达鲁玛克部落,不老部落是另一种尝试,在部落生活已被破坏之处,以现代理念修复,生态耕种、有机食物、预约观光、法式程序原住民料理,无不是都市营销概念。看似不起眼的山村,在地下也铺有排水及电力设施——不老部落,有一个现代化的硬件;但其核心是“部落精神”,比如控制游客比例,拒绝变成一个彻底的旅游景点,而坚持部落的生活方式:打猎、种小米。已流传无数代的生活方式如一条大河,传统风俗的灵魂如水草,只有在此河水中方能保鲜。打猎、种地,看似辛苦笨拙,却塑造了“不老部落”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灵魂,就像达鲁玛克的祷告山神,你能感到,这些地方是有灵魂的,这,是他们的力量来源,持续生存之道。
他们展示的是,现代与传统对接的另一种可能。并不是古老的就是落后的,式微的就是过时的,古老传统经过现代人的发掘,同样可以焕发魅力,这需要“现代”克服自己的傲慢,“传统”展示自己的包容。
5
第四次台湾行,是受《读库》委托采写台湾农业。印象深刻的是,台湾农民虽然也风吹日晒面色黝黑,但并无自卑羞怯之色。这样说可能很蠢,农民难道就该自卑羞怯?可是大陆农民,尤其是出现在城市里的农人,总有仓皇自卑之色,沉默寡言。在台中乡下,我列席产销班会议,一个乡村的微型社会结构呈现眼前,它内部有利益合作、人情往来,技术学习,是血缘及地缘结构之外的另一种补充。我请教其中一人姓氏,该长者微微一欠身,“小姓姓黄”,举止间的优雅矜持难以言喻。看似粗犷的书记,记录班级活动,竟是一手端丽隽拔书法。七十岁菜农刘胜雄还在大学上农业培训班,跟教授学习,学着接受田里长草的新理念,“台湾农民都很聪明的,看一眼别人怎么做,就会了。”他眨眨眼,又俏皮又自傲。
自傲,这是台湾农人给我的最深印象,不管贫穷富裕,他们都有一种怡然自傲之色。它从何而来,是他们比大陆农民更富裕吗,不见得,大陆农人许多在城市打工,收入可能比他们还高。我试着分辨其成分,隐约是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混合的自我认同。生活中按部就班的规则多,遇到事情,你知道自己可以从哪里得到什么样的支持,比如台风过后的灾损补助,有规则可依,生活和行为的边界划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最后,不富裕但殷实的生活也支撑了农人的自傲。我在几位农人家中吃过饭,印象最深的是稻农王连华家,午饭有五个菜:一条煎鱼、炒小白菜、炒空心菜、蒜苗炒肉片,一小桶冬瓜排骨汤。主食米饭。男主人和客人先吃。算上还没吃饭的妻子和两个小孩,只能算不清贫。他们房间,四壁仅以水泥涂刷,通往三哥家的过道干脆裸露着红砖,印证了这种并不富裕的印象。但也有崭新的衣物烘干机、大屏幕液晶电视、电脑,王连华的三星智能手机。除了大卡车和各种农机,尚有两个代步工具:一辆小皮卡,王连华用;妻子出行,骑摩托车。他们的生活,乍一看不算富裕,但内里并不匮乏。后来我终于找到一个词能准确地形容这种状态:殷实。
想起第一次台湾行,我们去美浓镇拜访歌手林生祥。在美浓的一日三餐,都是健康清淡;因文化生态丰富,美浓也有外来艺术家定居,但沿路所遇,大多穿着朴素,艺术家和农民的区别并不明显,如北上广大城市的时尚打扮更加少有。美浓的生活,不能说是富裕的,农业的衰落仍在延续,出于贫穷绝望而染上毒瘾的问题这里也有。包括多次获得国际音乐大奖的林生祥的家也并不豪华,放CD的搁物板是用水泥砖垒成,放至大陆农村也不算出挑。
令人感到这种生活可贵的是许多细节:生祥岳父家开有一家名为“湖美茵”的民宿,庭院里种有大树,靠山的水塘中,养鱼养鹅,下的蛋变成我们的晚餐。每天上午,太太带女儿到这边玩,因为院子大,小孩跑得开。冰箱上贴着磁贴,提醒父母每天要吃的维生素种类。这让同行者感慨大陆歌手挣钱机会也不少,可总感觉兵荒马乱的,怎么就过不上这种生活。
如今我知道这种生活就是朴素而殷实。并非林生祥是歌手才能过上这样的生活,而是因为他回到了乡下。
美浓人口约四万,以烟草、耕种为主业。从巴士站出来,看到美浓的第一眼,没有高楼,窄街旧屋,若不是招牌上的繁体字,和内地八十年代的县城并无不同。痴爱台湾音乐的邱大立,打听多次举办演出的“双峰公园”,路人一指:喏,就是那个小草坪了。——因为反水库运动及因此诞生的经典专辑《我等就来唱山歌》,已变成当代音乐史上“圣地”的美浓,原来如此不起眼。第一眼印象,是微微失望的。后来我发现,对台湾的印象,就在这“微微失望—肃然起敬”之间不断反转循环。
此地曾以养猪为主要收入来源。摇滚青年林生祥回到乡下,一段时间内,台北朋友相互问生祥在干嘛,“在帮妈妈养猪。”那段时间,大概是林生祥的低谷期。在台北,他只是无数摇滚青年之一,彼时故乡掀起反对政府筑水库运动,他也想出一份力,为父老乡亲义演,电吉他响起,老乡一哄而散。后来的故事许多人都知道了。汲取传统音乐,回归民族乐器,以客家语发声,他和词作者钟永丰合作的反映美浓反水库运动的《我等就来唱山歌》等专辑成为经典。
如今,因污染环境,政府回购养猪场,引导美浓人转型。岳父家的“湖美茵”前身即是养猪场,荒废一段时间后改为民宿。林生祥的几张专辑,都是在美浓的天然环境中录就。《我等就来唱山歌》是在作家钟永丰家的烟楼上,控制台上飞着苍蝇。《大地书房》、《种树》是在“湖美茵”,乐手累了,就出来坐在视野开阔的池塘边,对着青山抽烟。他的乐器是月琴,他以客家话唱,唱的都是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落与挣扎,他合作的乐手来自日本,专辑母带是在德国慕尼黑混音,多次获国际音乐大奖。他本人的人生轨迹越来越回归、缩小到仅有四万人口的美浓镇,但他的音乐却由此获得了根植于土地带来的力量,走向更开阔的世界。犹如内地八十年代县城的美浓是林生祥面对世界的底气,这里虽小,但发生的事情并不小,正是农业社会在现代社会里的凋零与自救。
我问他,会不会闷?大陆的乡村如今多是老人妇女儿童。美浓也有过类似的趋势,年轻人返乡会被视为“在外面混不下去”的失败者。不过,当初反水库聚集起的人,在运动胜利后仍保持联络,结伴返乡,组建“美浓爱乡促进会”,因为有一批这样的人回来,美浓成为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老实说,美浓的山水并不出奇,我去过张家界藏区内蒙古,内地的大山大川更美。美浓举办“黄蝶祭”的双峰山不高,一会儿就能爬完。它的意义在于通过客家古礼引起人们关注生态。令人感慨的是,作为旅游资源并不出奇的双峰山,可以把“黄蝶祭”做到第二十年,在国内外声名远扬。而一路上山,树上挂的植物标识、环保提醒都让人感到它的被人呵护。回想我去过的内地的大山,奇观、壮丽都不缺,缺的是这种被呵护、被珍视的感觉。
是的,美浓只是正常的青山绿水,空气干净,河流清洁,有宽敞的院子供小朋友玩耍;台北的朋友说这很正常,只要愿意回到乡下,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但我的经验是,内地的乡村正快速建起工厂,水和空气被污染,所谓青山绿水的田园梦更多只是存在于理想中。这样看似普通的青山绿水、鸡犬相闻的乡下生活,背后是一代人努力结果,是一批年轻人选择回故乡、建筑当地文化生态、不过度开发,停止污染的养猪业,是在政府威胁到青山绿水时,人们有能力也有渠道反抗并能取得胜利……美浓这貌似普通的平静生活之下,是不普通的现代政治结构、朴素有力的乡村建设理念。正如已故美浓精神领袖、作家钟铁民所写:“农村的发展不要再朝向大众化、都市化的路子去走,农村要享有高层次、精致的生活品质,就应该设法保持农村的清纯的景观,突显传统文化的特色。让农村永远是人们心灵中的归宿、感情中的故乡”。
在各种“社区建设”案例中,通常是一些外来者、城里人给农村提供理念和资金技术支持,这样的建设中,外来者如何能摆脱一种居高临下的设计感,如何能体会当地人的真正需求而不是将先进理念强加于后者,这当中需要的不是观念或能力上的高超,而是与当地融合,与当地人形成共生的能力,它通常需要这个外来者在当地居住几年以上,才能赢得最保守的农民的接纳,方能获得另一种视角——当地人的视角。只有从当地人的角度出发,所有的变革才是适合的、能够推广的、不会在城里人离开后变成一堆废弃设施。而美浓的意义在于本地人建设故乡,它显示出,“社区建设”“重造农村”这些看似精英化的运动,并不只属于外来的知识分子,而就在每一个热爱故土的人的手中。它需要团队协作,而不是单打独斗的英雄,最终,看似普通渺小的个人,将在这过程中成长。他们重塑了乡村,而土地和传统给予他们力量,就像猪农的儿子林生祥从美浓得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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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中国人,在台湾旅行是一个愉快的经验。语言相通,面貌相仿,而遇者多彬彬有礼,其浓厚的人情味在乡间更有体会;台北的中国各地美食,可能比北京还要密集,这边,写着来自云南腾冲的胡椒肉饼,那边的菜肉大馄饨,点明是宁波老店。大到省,小到一个县,饭馆的创建者都会写出自己的出处,在招牌上。一个出处就是一个长篇故事。这些美食,跟它们的主人一起,走了十万八千里。每每被街头漂亮的繁体毛笔字击中,总会原地迷惑一下,像是穿越进入大陆的另一个平行空间。是以,《读库》约写台湾农业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我想知道,在历史小径的分岔口的这一边,他们经历过什么。
必须强调,从一个大陆人的角度看台湾农民,也许会有一个因为是外来者而造成的参照体系的偏颇。如果我对一个台湾农民说你们真幸福,台湾政府好照顾农民喔,我怀疑我会被打——事实上,在采访社会运动家杨儒门时,因为我流露出对台湾农人的羡慕之情,杨儒门当场冷下脸来问我是不是拿政府钱了。一个在外人看来不错的福利体系,生活其中的人仍然要面对自己生活中的痛苦与损失,要为自己的权益激烈地抗争。并且,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痛苦与抗争,有了在我看来显得极端的杨儒门们,才有了对农政策的不断调整——幸福并非从天而降,而是靠民间力量的激烈争取而来。这是台湾给我最大的教育,出发前的“台湾农民很幸福,台湾政府很照顾农民”的印象被改变——台湾政府并不比别的政府更善良更正义,他们只是屈服于选票,以及媒体。
而相较面目模糊的政府,台湾的乡村、台湾的农民与知识分子、台湾的社区建设给我更深的印象,他们组成一个个微小但具生命力的单元。台湾的传统东方之美,乡下的礼乐风景、历经现代化冲刷而犹未丧失的原住民的精神、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情感、每个地方独特的美食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旅游纪念品,最重要的,人们脸上友善的表情,这一切才是台湾的魅力所在。人才是台湾最美的景色。就像台湾的小清新之下,是历次社会运动打下的结实的民主基础,台湾的独特魅力也绝非轻飘飘的美,它的美来自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中,对于传统的挣扎保留,而不是被行政意志一刀切地推进一个崭新光滑的现代化。人们对此过程的辗转消化,像蚌壳里的沙粒,磨亮痛苦后的光芒。这些有异于欧洲或美国的小而美的细节,让台湾正是台湾。
何其有幸,我看过台湾最美的表情,听过它动听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