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伯特兰·罗素

翻译：蓝旭

教书育人本来是个规模小而技艺精妙的行业，只跟少数人相干，近百年来，才成了公共服务中庞大而重要的一行。转变如此巨大，较其他行业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行自有伟大光荣的传统，从历史肇端之际延续至今。然而，身为现代世界的教师，如果有谁听任自己受先贤的理想鼓舞，恐怕会得到明确的告诫，说教师的职责不是传授个人所思所想，而是把雇主认为有用的信念和偏见来灌输给学生。教师向来有饱学深思之誉，大家以为听其言就能善其事。古时候，教师还没有组织，教什么也自行其是。他们固然也常常因为见解不合时宜而受到惩罚——苏格拉底被处以死刑，柏拉图据说曾身陷囹圄，就都是先例——却不妨碍他们的学说畅行于世。果然有志于教，谁不向慕寄身篇籍而自致于不朽，胜过计较年寿修短？为了恰当履行教师的职责，思想独立的意识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教师的本分，便是尽其所能，把知识和理性汇入公众意见形成的过程。古人履行这一职责往往不受羁绊，偶尔有人君命之，众怒犯之，也不过时松时紧，往往难奏其功。到了中世纪，教育受教会的垄断，于是思想、社会两方面都很少发展。文艺复兴时，对学问有一种普遍的尊重，教师的自由因此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诚然，宗教裁判所曾迫使伽利略尽弃其说，又使布鲁诺蒙受焚身之难，但是这两人在未遭惩创时却已各立其说。大学一类机构，当时多半还是教条主义者在操持，因此学术思想的上乘之作大多出自独立学人之手。尤其在英国，直到19世纪末，第一流的卓荦之士几乎不跟大学发生关联，只有牛顿是个例外。无论如何，那时的社会制度很难干扰他们的活动，也难以阻止他们发挥贡献。

当今之世，组织完备，因此也面临一个新问题。某种称作“教育”的东西，正施于每一人，主持者通常是国家，教会有时也担当此任。教师则大多一变而成为政府雇员，奉命施教而已。主事的官员却没有自己的学问专长，也没有直接接触年轻学生的经验，所尊奉的教育宗旨，除宣传以外别无长物。身处此境，教师如何发挥所长，恪尽职守，殊费思量。

国家办教育显然是必须的，却也包含某些危险，亟需警惕，这一点是同样明白的。令人惊愕的罪行，已见于纳粹德国，如今又见于俄国。在罪恶泛滥的这些地方，如果不向专断的教条俯首称臣，就没有从教资格，而那些教条，思想自由的人士恐怕难以心悦诚服。但还不止是委身教条，更要容忍邪恶，慎言时事。字母表或乘法口诀一类，既然没有异议，官方教条倒也未必指鹿为马。就算这类内容，在极权国家，也只能教学生尊奉权威，信之不疑，只管养成恐惧、臣服、盲从的习惯便是，不容教师擅用其法，哪怕自以为可以事半功倍。只要所教所学不限于纯粹知识，那么，凡有争议的问题，都必须采用官方观点。结果，纳粹德国和俄国的年轻人，都变得感情狂热，见地偏执，对国外世界一无所知，对自由讨论少见多怪，更不懂得对他们所持的意见提出质疑乃是无罪的。情形尽管很糟，却还不算最糟，一旦潜移默化的教条举世奉行，则大难至矣——中世纪的天主教便是如此。跨国文化的整体概念，现代教条主义者却不予承认。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所推行的信条各各不同，而教导青年，无不以狂热的民族主义为至关紧要，于是乎，这个国家的人民跟其他国家的人民毫无共识，普世文明的概念既付之阙如，好战与残暴便肆行无阻，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羁束它了。

从一战以来，文化国际主义便逐渐衰落，迄今还在加速进行。1920年，我曾在列宁格勒会见一位理论数学教授，他对伦敦、巴黎和其他首府都很熟悉，又身兼多个国际大会成员。如今，这位俄罗斯的饱学之士，连短途旅行也难得获准，为的是担心他有所比较，于本国不利。其他国家在学术上的民族主义还不至如此极端，但处处都比从前更有力。英国有个趋势，是取消法国人教法语、德国人教德语的惯例（我相信美国也是如此）。任命授职的时候，考虑任职者的国籍，却不考虑能力，这是对教育的损害，也违背跨国文化的理念。这理念本是罗马帝国和天主教会的遗产，如今正淹没于新的一轮蛮族入侵，不是从外向内，倒是自下而上。 在民主国家，这些恶行还没有蔓延到同样的地步，领域不同，殃及程度也有浅深之别。但要承认，教育正有相似的情形，面临巨大危险，只有信奉思想自由的人随时警惕，保证教师在思想和学术上免于受缚，危险才能解除。首先可能要明确，可以指望教师为社会提供怎样的服务。各国政府都认为，传授确定无疑的知识是教师最基本的职责，这点我也赞同。这当然是其他知识的根基，在当今技术文明的时代，无疑也相当有用。现代社会必须有数量充足的技术人员，才能保障机器设备运转无虞，我们在物质生活上感到舒适，也有赖于此。再者，如果有一大部分人不能读书写字，那也真是麻烦。所以我们都支持全民义务教育。不过，各国政府还察觉到，在有争议的问题上，通过授课是不难灌输信念、培养思维习惯的，无论那些信念和习惯对掌权者是否有利。凡在文明国家，保家卫国一事，教师跟军人负有同等责任。除非在极权国家，保家卫国也是值得追求的事业，教育为此效力理所应当，仅凭这点是不该招致批评的。我们所要批评的，是以愚民政策来保卫国家，并诉诸非理性的热情。一个国家如果值得保卫，这些办法就毫无必要。然而，对教书育人缺乏直接了解的人，却天然倾向于采取这些办法。不少人相信，想要国家强大，就要统一意见，压制自由。除此以外还有个说法强聒不休，说民主只会使国家在战争中吃亏。殊不知从1700年以来，每一场重要战争的获胜者，总是较为民主的一方。坚持靠偏执的教条来统一思想的国家，比起自由讨论、容忍异见的，更常遭致灭顶之灾。世上坚守教条的人自以为真理在握，却总相信，大家如果获准兼听异议，便要误入歧途。这种见解向来只招致厄运：要么是一批教条主义者征服世界，禁止任何新思想；要么更糟，是敌对的教条主义者分疆割据，传播彼此相仇的教义。前者见于中世纪，后者见于宗教战争，如今又死灰复燃。前者令文明停滞，后者更有彻底摧毁文明之势。为抵制这两种情形，教师应该成为主要的卫士。
组织严密的政党精神，显然是我们时代最大的危险之一。这类精神，如果以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将导致国际战争；如果以其他形式出现，将导致内战。教师的天职，是超然于政党之争，努力养成青年公正探索的习惯，引导他们在判断时择善而从，避免受表面价值的迷惑而信从片面之见。教师没有义务迎合偏见，无论这偏见出自普通民众，还是社会贤达。这一行的职业道德，是做好公正裁断的准备，是超然于论争各方，进入冷静科学的调查研究。研究结果假如给某些人带来麻烦，教师应得到保护，免为仇恨所噬，除非可以证明他在散布谎言，投身于不诚实的宣传。 但教师的职责，岂止为眼前争论降温熄火。他更有积极任务在肩，这任务他要能自觉担当并为之鼓舞，否则不足为良师。较之社会各阶层，教师更应是文明的守护者。他们应该洞悉文明为何物，并渴望向学生传授文明的态度。既然如此，就要回答这个问题：是什么构成了文明社会？ 这问题会有很多人从物质的方面来回答，说一个国家如果有很多机器，很多汽车，很多浴室，如果旅行便捷，就是个文明国家。在我看来，现代人未免把这些东西看得太重了。其实，文明的要义在心而不在身，文明并不是指生活中的物质工具，而是一半关乎知识，一半关乎情感。就知识而言，要懂得在时间和空间的世界里，自己和当下环境至为渺小。要知道本国不仅仅是他的家园，也是世上众多国家之一，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生活、思考、感受。要能联系过去和将来，来了解自己的时代，懂得当前的争论在后人看来可能不可理喻，一如今人看古人那样。放宽眼界，还应该对地质纪元的幽渺难寻、天文尺度的浩瀚无垠有所会心。但他明白，这倒不是压垮个人精神的负担，而是引人遐想的全景，足以开阔胸襟。再说情感。要想真有教养，也该有相似的心胸气魄。人生一世，有时快乐，有时悲伤；有时慷慨大方，有时贪婪小气；有时刚健英勇，有时又卑躬屈膝。要是把这一连串看成浑然一体，就总会有些东西跃然而出，值得钦佩赞赏。有人博爱，有人才智超群，他们受这些品质的驱策而奋起，也帮助我们了解世界，还有敏锐善感的心灵，开创美的天地。这些人所培养的浩然正气，足以摧挫残忍、压迫、迷信的漫长记录。他们已尽其能事，使人类生活焕然改观，使野蛮的祸乱不能独擅胜场。至于无法钦佩欣赏的事，有教养的人也总愿先去理解，而不是动辄问难；即使邪恶当前，他宁愿寻讨其中与个人无关的原因，连根拔除，而不愿仇视为此裹挟的个人。凡此种种，都是为人师表应有的胸怀，有这等胸怀，托他照料的青年也会得到熏陶。 如果不是对学生怀有热情，殷切地盼望把自己信之不疑的价值传递给他们，就算不上良师。这却不是说他的态度与宣传家相仿佛。在宣传家看来，学生只是预备军人，他们应该为之服务的目标是外在于个人生活的。诚然，世间慷慨大义总是超越一己之私的，但宣传家要满足的，可不是这种意义上的无私，而是不义的特权和暴君的权力。宣传家从不希望学生纵览世界，自由选择在自己看来值得追求的目标。他只渴望像园艺家那样，或培植，或扭曲，以满足园丁的目的。他摧残自然的成长，动辄破坏盎然生机，代之以嫉妒、乖戾和残忍。人本来不必残忍，但我不能不相信，残忍来自幼年时期所受的摧残，尤其是对美好禀性的摧残。

压抑和迫害的激情向来都很常见，当今世界只是给予充分证实而已，二者却不是人性中无法避免的。相反，我相信这只是某些不幸经历的后果。所以教师还有一项职责，是要带领学生开阔视野，使他们看得见这种可能——自己所从事的各项活动不仅有用，而且本身便是赏心乐事。这就可以释放活力，也免得因为得不到乐趣而养成一种欲望，要剥夺别人的乐趣。把幸福当作生活目标，许多人不以为然——无论是自己的幸福，还是别人的幸福。大家很可以疑心这么想只是出自酸葡萄心理。为公共目标放弃个人幸福，是一回事；把普遍幸福看得无关紧要，是迥然有别的另一回事，却经常以某种想当然的英雄主义的名义来进行。站在这个立场的人，总有几分残忍，其根基也许是无意识的嫉妒，而嫉妒的源头通常可以追溯到童年或青少年时期。教育者要能培养出成熟的人，使他们免于这类心理悲剧，而不致汲汲于剥夺别人的快乐，因为他们自己的快乐也没有被剥夺呢。 今天有许多教师不能尽其所长，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有些多少带偶然性，有些是根深蒂固的。现在先说前者。多数教师都在超负荷工作，不由自主地训练学生应付考试，而不是培育自由的心智。不懂教育的人——主持教育的当局几乎都在此列——不明白教育需要付出多少心力。没有人指望牧师每天传教几个钟头，类似的要求却对教师提出来了。结果，很多教师精疲力竭，紧张不堪，没有机会接触所教学科的最新论著。他们自己就不能从崭新的知识和心得中获得治学的乐趣，又怎能鼓舞学生？ 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在多数国家，总有某些意见获准为正确，另一些呢，据说是危险的。教师如果有“不正确”的看法，就该三缄其口，否则便是“宣传”，而只要提到“正确”的观点，就算是教得好。结果，喜欢刨根问底的年轻人，如果要了解当代最有活力的头脑在想些什么，多数情况下只好到课堂以外去寻找。美国有一门课程，叫“公民”，差不多比所有课程都更希望教师误导学生。从这门课上，学生学到的是公共事务怎样运转的完美样板，至于实际上怎样运转，却小心翼翼避免让学生知道。等他们长大成人，了解真相，最常见的后果，是彻底的犬儒主义，丧失一切社会理想。其实只要在他们年幼时，谨慎地教他们明白真相，辅以恰当的评论，本来是可以期望他们诛邪伐恶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是耸肩认命。

美国的一种公民教育教材 制订教育规划的人犯过许多积重难返的罪孽，其中之一，是以为谎言也有启迪开导的价值。有人因为真相“缺少教育意义”，就在教学中隐瞒真相，我倒认为，只有痛下决心，决不这么干，才有望成为良师。保护无知来养成美德，这样的美德是虚弱的，一碰真相就会烟消云散。世上有许多人值得敬佩，教导年轻人懂得他们的可敬之处，是好的。但要是掩盖流氓的恶行，以教导年轻人敬佩流氓，可就不妙。据说一五一十地道明真相，会导致犬儒主义，但要知道，如果真相突如其来，引起震惊和恐惧，也会如此。照我看，循序渐进地了解真相，又恰如其分地引导学生辨别善恶，使这些活动发生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并为追求真理的愿望所鼓舞，就不会有上述结果。无论如何，趁年轻人还无法检验所闻的真伪虚实，就对他们撒谎，在道义上是站不住的。 如果我们还想保存民主，就得承认，教师应该努力在学生中培养的品格，莫过于宽容。只要愿意尽力去理解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就不能没有宽容。世上尽有风俗习惯与我们迥然有别的人，对此而感到恐惧、厌恶，大概是人性中自然的冲动。蚂蚁和野蛮人，都会置生客于死地。从来不曾背包旅行或神游四方的人，最难容忍异邦异代的奇风异俗，也最难容忍其他教派和政党的古怪信仰。这是因无知而产生的狭隘，与文明的见识背道而驰，也是我们这熙熙攘攘的世界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我们得设计出一套教育制度，足以矫正这类恶习，但迄今为止，在这方面做得太少了。不论什么国家，民族主义情绪都受到鼓励，每个国家的学童无时无刻不受这样的教导：其他国家的人民，无论道德，还是才智，都不如自己的国家。其实，孩子们只不过碰巧生于斯，长于斯罢了。集体歇斯底里，是人类所有情感中最疯狂也最残忍的，却受到鼓励，而不是抑制，年轻人受鼓励去相信他们最常听到的，而不是多少有些合理依据可供信赖的。应该对此承担责任的，不是教师，因为他们没有自由，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教书育人。是他们最能洞悉年轻人的需求，是他们通过日常接触成了照料年轻人的人，但决定教什么、怎么教的人，不是他们。学校教育应该比现在自由得多，应该获得更多自主的机会，应该免于官僚和偏执狂的干扰，争取更完整的独立。当今世界，没有人会赞同医生在救治病人时听命于外行的权势，除非他悖离治病救人的宗旨。教师是另一种医生，他的宗旨是治疗幼稚病，但是当他要根据经验，来自主决定什么方法最合于这宗旨时，却得不到许可。有些历史悠久的大学，凭借巨大声望获得了实质性的自主，然而绝大多数教育机构深受束缚和控制。偏偏是那些不懂教育的人，正在干扰教育。我们这个组织完备的世界，要想避免极权主义，唯一的办法，是为履行公共服务的团体争得相当的独立，在这些团体中，教师理应位居首列。 教师和艺术家、哲学家、文人一样，只有感到自己是独立的个人，受内在创造力的驱策，而不受外在权势的控制和羁绊，才能充分履行他的职责。现代世界却难以找到个人的容身之所。一个人可能位高权重，身为极权国家的独裁者，或工业国家里有钱有势的富豪，然而要在精神领域保持独立，免于高度组织化力量的左右，却越来越难，何况这种力量正控制着芸芸众生的谋生之道。如果这世界还想受益于最高明的心智，就该找到一些办法，为他们留下余地和自由，就算身在组织之中。这需要对掌权者着意加以限制，需要清醒认识到必须赋予某些人相当范围的自由。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对艺术家还能这样考虑，我们时代的强人对尊重杰出天才却似乎更觉为难。我们这时代有种狂躁的气息，对文化的精华怀有敌意。一般人充满着恐惧，因此也不愿容忍自由——那是他们自己就不觉得需要的。也许我们应该首先期待一个稍稍心平气和的时代，然后才能指望文明的呼声重新压倒政党精神的呼声。与此同时，重要的是，最少总得进一步认识到组织所能做的事是有限的。凡制度总该留有余地，允许例外，不然的话，最后将毁灭人性中所有最美好的东西。

（原文发表于Harper’s Magazine, June 1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