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读书的”这词，如果是说搞理工科的，勉强说得上是精研业务的代名词；但要是用搞文科的人身上，除了史学和古汉语等特殊专业，还马虎勉强地说是敬业的外，经济、管理、社会、教育、心理……的老师和学生，如果被如此认可，那就是名副其实的傻。而中国文科教育就是如此地傻着这个过程：教师闭门造车固执己见，将前人或外国人的唾沫代代相传。同时不可否认的：就是这群傻瓜生产线上出来的傻瓜，成为中国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而且自己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参与者。比如：连三四人的教研组都管理不好的人，给学生教行政管理课头头是道；当下社会问题的基本动向都不清楚的人，在讲公共政策及道德品质课程；企业大门都没迈进过的人在讲市场营销策略；连罪犯都没有近距离接触过的人讲犯罪心理学…….以往我一直想不清楚为什么中国的教授很难当上国家最高行政首脑，如威尔逊；中国官员一上大学讲坛，就遭文人讥笑，而不像外国领导人到大学演讲时那样受追捧。相反，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官员和师生“对骂”的词语竟一样：傻！为什么傻？因为都是中国人，虽然对彼此的行当陌生，但不至于陌生到如听洋人演讲时完全让人家牵着鼻子走的被动，所以，多少都有些发言权，但一个在讲坛上夸夸其谈的政治学教授，绝对能让一小科长忽悠地对所讲理论动摇，能不说专家傻吗？同样，官场和机关理所当然的作为，会被文科专家推定是理论上的违法乱纪，搞学术的能不说官员傻吗？现实比教科书快，比教科书的理论活络，而教师却几年乃至几十年抱守教条自说自话。二者的脱节就这样形成了。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很自豪地宣称：大学就是象牙塔，应当不受外界的“干扰”，而不追究象牙塔的意义本为追求真理的干净场所，而不是不问社会冷暖的活死人墓。

教文科的傻，并进而培养学生傻，问题主要出在管理层面。众所周知，在发达国家，老师和学生的社会实践，始终是重要的教学环节，投入经费不菲，故有师生跨国交流、在政府部门和企业作实际学习、引政府和企业项目入课堂，等等。不论是学校、基金会出资，还是以义工、志愿者方式参与，教学活动始终与社会实际密切关联。在这些方面，中国的经费总额本远逊于发达国家，但每所大学还是有一定数量的教研资金，用于支持教师的教研活动，并支持学生从事社会实践。但我们教研经费的一般结果是：做出精美课件；发表论文的版面费；挂羊头卖狗肉的会议旅游，等等，更多情况下，谁争到科研课题，就是多了个报发票的项目：出租车票、餐馆饭票、电子器材票、买卫生纸开出的办公用品票、汽油票，乃至色情场所的消费票，都是“科研经费”的去处。有多少花在了课题上？课题的承担者自己知道，当然，我也知道一些，只不过每人不一，我无法拿出数据罢了。说穿了，争取到经费基本等同于给老师些福利，给学校换回些公开的或内部的“科研成果”。只要出结果，在年终的成果统计方面增添上内容，管他是傻话呆话废话。派教师进修专业也多是和学历挂钩，很少考虑系统内部的交流，依然多在空对空的圈子里打转。从别的高校听来的学问，本是通过阅读就可取得。文科学生的实践课更有意思：参观展览是实践课；学雷锋扫马路是实践课；能去慰问一次孤寡老人，已经是很地道的实践课了。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毕业的学生，一走向社会，发现来自老师那里的观点或土崩瓦解，或是几十年前的老黄历，或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书。到这种境地，不认傻不行，只好将理论放一边，从头再来。

派教师和学生到实际工作部门学习和实践，是师生免“傻”的重要一步。大学应积极寻求这方面的义工途径，乃至采取搭人又搭钱的方式，让师生接触社会实际，而不应只把教研经费从这所大学送到另一所大学；或者变成教师的生活津贴。遗憾的是，我们依然津津乐道：中国学生的基本功扎实，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基本功不行。如果这话用于基础教育还勉强有些道理，用于高等教育，简直就是傻上加傻。难怪社会抱怨学校教出来的是一批傻子。

来源：叮当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