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阑夕：

今天看到一条短视频，剪的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全国讲话，表示新加坡将改变防疫政策，不再追求清零，而是要调整为和病毒长期共存的政策。

很意外的，在这条视频的评论区，并不全是预想中的那些声音——

「看，又一个外国躺平了，政客不拿民众的生命当回事儿。」

恰恰相反，点赞较多且排名靠前的评论，是在赞同新加坡对自身国情的认识和尊重科学的常识。

我知道，这种舆论氛围，当然有新加坡这个国家本身和我们国家的关系相对融洽的缘故，如果换一个和中国不太友好的国家，可能大家先入为主的斗争立场，又会变得更高涨一些。

但是，即便考虑如此，还是很难想象大家对于疫情的态度会产生趋于柔软的变化，还记得张文宏医生出来说了几句和病毒共存的话，差点被从抗疫旗帜打成反动势力，医学界的人士甚至写了一篇保卫张文宏的文章，担忧他被一杆子打倒。

隔三差五的，包括卫健委在内的技术官僚系统，都会有些许声音露出来，大抵是承认在全球循环的环境里，新冠肺炎已经不可能被彻底消灭，所以中国需要筹备长远方案，如何接受一个不够理想却近在咫尺的现实。

这些声音通常被视作「吹风」，也就是试探民意的手段，可以非常明显的感受到，从去年对张文宏的激烈拷打，到现在认真考量第二种选择，公共舆论场的口径是正在分化的。

吉林这波疫情，我看到有传染病学家在赞美那些学生出来吹哨曝光高校管理失职的勇气的同时，也在反思科普界对于新冠肺炎的科普是不是过于失败了，学生们惧怕阳性惧怕到了觉得没人管就会死的地步，而家长在微信群里撕心裂肺的哭诉，也是因为坚信如果自己的孩子接近了感染者可能就会从此天人两隔了。

他说，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已经两年多了，在疫苗接种率已经很高、同时病死率也有大幅下降的今天，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学生还会如此慌张呢？

前几天我了条朋友在土耳其感染新冠之后一边居家自愈一边打通了老头环的微博，评论里很快出现政治敏感性高到溢出的人，厉声问我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想和西方一样，煽动大家觉得这个病毒没有危害，你知不知道美国因为新冠死了多少人！？

嗯，这也是群众基础非常广泛的一种看法，而且是有道理的，我写这条微博，也不是为了踩哪个捧哪个，而是想要尽量把逻辑摊开了捋。

迄今为止，中国的防疫成效非常成功，即便其他国家的所谓躺平方针以后得到再多科学界的认可，但这否定不了它们在顺应流行病规律的过程里，不得不支付的高昂伤亡成本。

根据WHO的统计，全球因为新冠肺炎致死的人数早就超过了400万，而在中国，因为新冠肺炎去世的人数相较全球人口第一的规模占比，是完全不相称的，这是无论哪个派别，都会承认的事实，在全球沦陷的过去两年里，中国是屈指可数的顶住了疫情蔓延、且付出直接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

与此同时，新冠病毒正在不断变异，它的变异方向遵循传染病的一贯路径，也就是毒性变弱、传播力变强，因为这样，病毒的复制能力才会最大化。

在英国的数据里，当下主流的奥密克戎毒株的致死率已经低于流感，为0.06%，另一方面，因为传播力的上升，疫苗在阻断奥密克戎的感染上变得更弱了。

也就是说，我们目前面临的新冠病毒威胁，逐渐不再是致死率0.2%的德尔塔，或者那些致死率可能更高的早期版本，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不是在「洗白」病毒。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认知更新的问题，也就是包括吉林大学的集体性恐慌、以及言必称美国死了多少人的观点，都需要意识到一点，那就是虽然新冠病毒还是叫新冠病毒，但是时至今日的新冠病毒，和2020年的新冠病毒、2021年的新冠病毒，不能笼统的归在一起，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它的危害性就是在降低。

由此引起的讨论空间就变成了，我们的防疫措施，该不该做出同步调整？

无论在哪个国家，新冠疫情都是一个科学和政治混淆在一起的议题，不是说科学和政治孰好孰坏的问题——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好坏的判断——而是这种二象性，有的时候会相互拉扯。

我上面说了，面对过去两年的疫情，中国的清零政策非常成功，最大化的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无论最后走向如何，都不可能推翻前两年的功绩。

我们在谈政策调整的时候，谈的永远是投入产出比，在新冠病毒肆虐的时候，牺牲一点经济和流动性，换来全球几乎唯一的安全区，这时的投入产出比是划算的，但在新冠病毒杀伤性减弱的时候，同样程度的投入换取相对萎缩的收益，账面平衡就不复以往了。

人的生命是无价的，这是一个很具有正确性、但没有科学性的观点，如果人的生命真的是无价的，那么国家就应该给每个癌症患者报销治疗费，甚至修改交规限制车辆行驶时速不可高于10公里，这样就不会有人在车祸里身亡了。

当然了，对于这种冷酷立场的反击有很多，比如「我家真有一头牛」，反对放松防疫的一条无可辩驳的理由是，我家是有老人的，他们受益于严格的清零政策，如果只是因为你们觉得生意不方便就要放开管制，那要是我爷爷奶奶因此而感染丧命，谁来负责？你吗？

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防疫政策骑虎难下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在经历了武汉最初的兵荒马乱之后，经过举国之力构建了可以保障14亿人的安全线，也被现实检验了足以俯瞰发达国家的成果，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条安全线的任何退让，在政治上都是不可接受的。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纵使是在与病毒共存的阵营里，如何谨慎有序的共存——而非彻底不管的放开——也还远远没有达成共识。

新冠病毒的直接致死率只是一方面，它的次生灾难我们都在2020年初的武汉见到过了，那就是医疗资源的挤兑，很多本来可以得到救治的病人，是因为得不到呼吸机等设备的支持而遭恶化。

发达国家也有被击穿医疗资源的情况出现，后来完全是因为将感染控制为一轮轮的增长——而不是一下子爆掉——才得到缓解的，中国14亿人，无论是大城市的人口集中化，还是小县城的医疗资源匮乏，都无法支撑全民感染的规模。

怎么在和病毒共存的同时，又能和病毒商量好不要一下子遍地开花，这是一个暂时无解的问题。

再就是新冠肺炎的后遗症，我查了谈到后遗症的几份期刊，其概率和严重程度都不算特别高，但在社交媒体追求戏剧性的历史里，其后遗症已经被绘声绘色的钉在了味觉丧失、性能力减弱、影响大脑功能这些标签上，人们的担忧也很有道理，就算病毒的致死率不高了，但是痊愈之后也会可能染上这些后遗症，你敢冒这个险吗？

更不用说，在谈阳色变的既有认识里，我们会怎样和身边的病患相处，会不会由此引发歧视甚至是暴力行为，这都是在提及要不要和病毒共存之前，被考虑得不多却很严肃的事情。

无论如何，我觉得防疫政策应当是一个可以被讨论的议程，也不要动不动就把这种讨论引导到对于立场或是动机的攻讦上，用扣帽子的方式塞住别人的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