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咚葆：

假期在家翻完了这两年广受热热捧的《大国大城》，有几个观点：

1、陆铭强调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好处，以及取消户藉制度形成的新的市场红利——这点我在某种程度上赞同。然而他却绝口不提另一个基本事实：国内特大城市的形成主要通过行政手段的配置，将高附加值产业集中于特定城市的特定部分，产业要素市场化的配置屈指可数，美其名曰梯度发展理论。又极其缺德地滥用行政支配能力限制产业分布、产业形态和人群分布，美其名曰统筹发展。

在一个产业要素非自由流动的市场里呼吁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似乎无法洗清让更多后来者为既得利益者接盘的嫌疑。

2、部分超特大型城市极力维持差异化的产业分布结构，并通过公共服务的差异化形成劳动力流动壁垒；通过金融、地产的资产估价体系放大自身资本优势，进而消灭中小城市、郊县的内生资本能力。使得城市以外的市镇乡村，几乎沦为荒漠:无产业、无精英、无积累，成为流民的土壤。

超特大城市自身无供养维持的能力，全倚赖于外部供养，越是高等城市在经济结构中的位置越接近于消费者而非生产者。在当代世界的经济结构中，直接体现为超特大城市的寄生性。托克维尔曾经清晰地复盘过18世纪末巴黎与法国非巴黎地区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是如何在19世纪剧烈冲突的原因之一。从二十世纪到今天，类似的情节在南美、东南亚以及东亚仍不断上演。

3、动辄超千万人口的超特大城市是一种鲜明的第三世界特征，巨型城市本质上的目的在于压缩群体空间以削减经济运行成本，是资源匮乏的体现；在特色的土地指标制度下，将人口压缩于巨型城市的房地产面积上，又是另一种财政手段。

当然，所有发达经济体呈现的经济面貌都是高度聚集的，然而成熟经济体的聚集效应本身来自于市场要素、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的多重自由流动，而不是人造大城强行摊派，人为制造对中小城市的虹吸效应。

4、成熟经济体的城市化涵盖了城市的部分，更涵盖了城市的近郊空间;东亚城市化则是泾渭分明的城市、县镇、乡村，差等提供公共服务。住高楼和住矮楼的社会是两种社会，东亚社会的高容积率的集中居住式住宅自带避孕套属性，这种事情属于人类的生物本能范畴。从这个角度看，东亚式的集中城市化都仿佛是一场民族的慢性自杀。

有生命力的城市化要包括市镇和城郊的合理分布和开发，并且维持低密度的人口居住，形成人口与社区的再生产能力。而不是每十年就重组一次，往后十年中再逐渐裂解，这样的社会可谓盲流社会。

5、像陆铭写大国大城这种理论看上去是在寻求一种人口流动的公平，却绝口不提产业政策的公平。实际上他代表了人口缩量周期的特定利益集团的进化版:与人口充分流动配套的产业管制。他的论调跟超特大城市集中城市化模式下缺乏新增人口无以为割的现状非常匹配，所以受到热捧。

6、我以前讲，高铁和互联网两样要素是去中心城市化的，我到现在仍然持有这一判断。完备的基建应该服务于大城市——中小城市——郊县的多重往来流动，并充分带动中小城市和郊县的繁荣，而不是变向成为大城市控制和剥削中小城市、农村的渠道。过去三十年所形成既得利益的深刻惯性需要得到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