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阑夕：

今天继续来谈谈，关于牺牲的话题。

很多人应该是在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公开课或是同名图书「公平与正义」里首次接触到那个选择题的：

你要不要去触碰那个铁轨扳手？

其实桑德尔还把这个例子做过许多变体，比如不是铁轨扳手，而是把一个胖子从桥上推下去，就可以让更多的人获救，你推不推？

于是，许多原本举手选择拧动扳手的人，在这个假设里都纷纷放下了手，桑德尔说，让人改变心意的缘由，取决于他是否直接干涉乃至造就了牺牲者。

拧动扳手，你的预期场景，可能是在一个房间里，你看不到那些在铁轨上玩耍的孩子，而杀死孩子的也不会是扳手本身，而是你同样看不到的火车，所以在做出牺牲一个孩子的决定时，你有一个客体的角色。

而亲手推下一个胖子，你将直接成为造成牺牲的原因，以及无可逃避的主体角色，这将倒逼你审视行为的道德性，不再轻率的计算功利，所谓「良心的不安」，也是来自公共社会赋予的压力。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这场疫情里不断强调关心每一个人的遭遇，而不是只对跳动的数字产生敏感，因为数字过于抽象，它不能向你呈现每一个人的痛苦挣扎和每一户家庭的分崩离析，感受不到这些，也就无法感受完整的真实。

我倒无意重复昨天的叙述，而是想起了一些长居武汉的陈年往事，虽然同样是关乎牺牲与被牺牲的，但是武汉的角色，与这次是截然不同的。

你们知道，长江流域历来夏天都是洪涝泛滥的祸首，湖北也是抗洪大省，1998年更是举国瞩目，那时我虽年纪尚小，也从每天连篇累牍的电视新闻里，感受到了日益逼仄的紧张。

当然，我们最后还是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所有人为此感到振奋。过了许多年之后，我才逐渐的知道了为了保住大武汉，湖北省内有些其他城市，是天然承担有泄洪职责的，换句话说，武汉的人民财产，和这些城市的人民财产，并非是平等的。

官方媒体不太愿意提及「舍一城、保一城」的历史，毕竟这是一种充满局限性的做法——随着防汛能力的增强，越到后来就越不常见了——但是对于那些因此而不得不做出牺牲的泄洪区居民来说，每一场抗洪胜利的背后，都是在以自己的利益换取素未谋面的他人的利益。

有人可能会反驳我，说那些城市自古以来就是分洪地带，低洼的地形也非常适合卸掉相当充足的一部分洪水，不然流到下游去只会造成更大的群众灾难，你不要抹黑国家的决定。

不要误会了，我没有翻旧帐的意思，何况作为被保的城市居民，我也拥有近似既得利益者的身份，别人牺牲财物，肯定好于自己牺牲财物，这是最朴素的本能，没什么可掩饰的。

我只是想说，牺牲的当事人和牺牲的受益人，立场可以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依然承认呼吸的是同一片空气，那么在对待牺牲这件事情上，任何一种立场，都不应当放弃同理心，以及尽一切所能弥补损伤——而非坐视不管安享其成——的努力。

钟南山说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英雄不英雄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还有一句话是「不要让英雄流血又流泪」，武汉有近千万人，不是每个人都有当英雄的勇气，他们也不该被强行穿上英雄的服装。

加油，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