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谌旭彬
做了十多年的历史编辑，我时刻感受着“中国式辩证法”的无穷威力。
谈商鞅暴政害民，会有人留言来教育：
“要辩证地看问题，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商鞅变法有残忍的一面，但它让秦变强，统一六国，结束了分裂。”
谈汉武帝执政造成“天下户口减半”，会有人留言来教育：
“要一分为二辩证地看问题。汉朝老百姓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打败了匈奴，才有了我们今天作为汉人的荣光。”
谈中医典籍里的“上吊绳治癫狂、吃白云治哑症”很荒唐，会有人留言来教育：
“中医典籍还是要辩证地去看，不能生搬硬套，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谈小学、初中文言文数量剧增不妥，会有人留言来教育：
“猛增就是牺牲品了？任何事物都有双面性吧！要用辩证的思维去看待这个问题。”
谈不存在“真气”这种东西，会有人留言来教育：
“真气到底有没有，这个问题是要去探讨的，有时候不是科学的并不是错的，迷信的。 现代科学建立在数学基础上，数学不能解释的东西太多了就都是骗人的？？？ 不能以辩证的思维去想问题是可怕的。”
谈阴阳五行理论不能治病，会有人留言来教育
“任何事物都要辩证的看待啊！这么基本的哲学素养都不会啊！”“要辩证看待事物和问题。一棍子打死，那就是胡说八道了。”
谈大政客犯下的历史错误，会有人留言来教育：
“初中政治课就学过‘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要辩证的看问题’，伟人的属性首先也是‘人’。秦始皇一统华夏车同轨书同文，但是也有焚书坑儒；唐玄宗有‘开元盛世’，却也有‘安史之乱’……”
如此种种，都是栏目后台的真实留言。
这没法不让人想起那篇广为流传的文章——《辩证法与放屁》。文章的作者虚构了这样一个故事：
上课时，我放了一个屁——很普通的屁。既不很臭，当然也绝对不香。
可怕的是，教授正在讲辩证法。
“请你自己对这个屁作一下判断，”教授说，“它好还是不好？”
我只得说：“不好。”
“错了，”教授说，“任何事物都由矛盾组成，有它不好的一面，肯定有它好的一面。”
“那么说它好也不对了？”我问。
“当然。”教授说。
“它既好又不好。”
“错了。你只看到矛盾双方对立斗争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统一的一面。”
我只好认真看待这个严肃的问题，仔细想了想说：“这个屁既好又不好，但不好的一面是主要的，处于主导地位。”
“错了。你是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矛盾的双方会相互转换，今天处于主导地位一面，明天可能处于次要地位。”
“你是说明天全人类会为了我的这个屁欢呼雀跃吗？”
“不尽如此，但不能否认这种发展趋势。”
我愣了好大一会儿，只得硬着头皮说：“我的屁既好又不好，既不好又好。今天可能不好，明天一定会好。今天可能很好，明天也许会不好。”
故事很荒诞对不对？
然而，一旦把故事中的“上课放屁”，替换成“商鞅暴政”、“汉武帝户口减半”、“上吊绳治癫狂”、“阴阳五行理论不能治病”、“大政客犯下历史错误”，可就鲜少有人觉得荒诞了——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任何事物都由矛盾组成，有它不好的一面，肯定有它好的一面”、“你只看到矛盾双方对立斗争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统一的一面”、“你是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矛盾的双方会相互转换，今天处于主导地位一面，明天可能处于次要地位”，这些套话，简直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无往而不利的大杀器。
为什么会这样？“中国式辩证法”究竟错在了哪里？
最近读邓晓芒教授的《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见到书中有一段很精辟的解释：
“辩证法讲矛盾，就是自己和自己的矛盾，这是最根本的矛盾，然后发展出了两个对立面。真正的辩证法、西方发展出来的高级辩证法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中国的辩证法没有进入这一层次，它总是一开始就给定了一个东西，然后发现它是由两个部分所组成的，这个组成也是给定了的，本来就有，也许你开始看不出来。……既然这东西本来就有两个东西，那么你就可以加一个东西进去，所谓‘掺沙子’，把这个对立面掺进去，使它成为一个对立面，这就成为了一种操作的技法、一种技巧。辩证法在中国变成了‘变戏法’，就是因为这一点。它是一个既定的东西，你当然可以人为地改变他，不是那个东西自己要把自己否定，变成另外一个东西，而是由于受到某种外在的干扰，所以它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我们为了使它成为另外一个东西，可以加入一种外在的干扰，就是掺沙子、丢石头，×××发明了一系列这样的技法，这就是我们讲的变戏法，就是一种技巧。如何在两个对立面保持平衡，然后由一个第三者去支配、在后面去操纵，这就成为了一种权术。其实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理解的，老子的辩证法就是一种阴谋权术。”（邓晓芒，《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重庆出版社，2015，第146~147页）
就哲学意义而言，这段话其实很通俗了。我不揣浅陋，再给它稀释一下：
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时代，“辩证法”是一种讨论问题的方法，如其字面意思，旨在“以辩论的方式来证实或者证伪某种观点”，这种辩论以促成彼此理解、达成共识为目的，一般称之为“古典辩证法”。与之相反的是“雄辩术”，一种直接拿结论砸人、旨在压倒对方获取胜利的辩论技巧。
显然，这种“古典辩证法”与所谓的“中国古典辩证法”——事物有阴就有阳、事情有好就有坏，完全是两码事。
现代辩证法借鉴了柏拉图时代的“辩证”一词，重点关注事物自身的变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河流在变化，前一刻的河流与后一刻的河流，在水量、河床宽度、深度等方面，均会出现虽细微但必然存在的变化，后一刻的河流，已非前一刻的河流，二者构成了一堆矛盾，后者取代了前者，构成了对前者的否定。因为后一刻的河流是从前一刻的河流发展而来，所以二者虽然存在取代关系，但又是统一的。这就是所谓的“自己和自己的矛盾”，对立、统一同时又处在发展之中。
但“中国式辩证法”的操作模式完全不同。中国的“辩证法专家”，会像将“气”切割成“阴”、“阳”两面一样（即所谓的“阴阳一气”），先把这条河流切成概念相反的两块（比如清、浊），然后说这两块东西，既对立又统一，还处在运动中，可以互相转化。
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尽管他未曾给辩证法下过明确的定义）是一种认知事物的方法论。“中国式辩证法”却成了一种愚弄人、捣糨糊的权术。
比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典故，迄今为止仍广泛出现在中国的各种谈辩证法的学术著作之中，这些著作很乐于将之作为直观感受何谓“辩证法”的极佳案例。
事实上，这个寓言和真正的辩证法，半毛钱关系也没有——塞翁丢马（祸）、马带回野马（福）、野马摔断塞翁儿子的腿（祸）、断了腿不用去服兵役送死（福），这根本是四件不同的事（只不过当中同时有“马”这个元素），而真正的辩证法，它关注的是“自己和自己的矛盾”，是后一刻的河流与前一刻的河流的对立、统一与转化，不是掺入一大堆外部因素（附近有野马、儿子爱骑马、朝廷要打仗）——也就是邓晓芒教授所谓的“我们为了使它成为另外一个东西，可以加入一种外在的干扰”，然后把四件不同的事，搅和在一起，进而把“失马”这件坏事，搅成一锅是非不分的浆糊。
简言之，“塞翁失马”这个故事里，没有任何的辩证法可言，有的只是各种不可预知的因素对人的命运造成的不可预知的影响。把这些不可预知的因素造成的不可预知的结果，当成“辩证法”，当成一种规律，是一种赤裸裸的流氓逻辑。
至于在“商鞅暴政害民”、“汉武帝户口减半”、“上吊绳治癫狂很荒唐”、“阴阳五行理论不能治病”、“大政客犯下历史错误”那些文章下留言“要辩证地看问题”者，其实是连“中国式辩证法”的边也没摸到，仅仅是被“凡事都有好坏两面”这种废话给洗了脑，浑然忘了如果自己活在商鞅、汉武时代，被信奉阴阳五行的传统医师诊断，多半会成为“户口减半”中的一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