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方舟

前几天我坐出租车，司机急着交班，问能不能把我放到地铁站，让我坐地铁到目的地，我一口答应。

司机说：“姑娘，你性格真好。”

他问我的工作和籍贯，我一一回答，司机忽然换了话题：“我儿子，87年生，在外企工作，月收入一万七，世贸天阶上班，东三环有房，现在还没有对象。

“我儿子就想找个性格好的。”他说。

我想到他之前对我的赞美，脸红了，说：“性格好确实重要。”

司机说：“比如说吧。你和我儿子结婚以后，他把他自己的房子租出去，你们和我们老两口住，你看行不行。”

我说：“挺好啊。”

司机绕了点儿路，带我去东三环，他让我往右手方向看他儿子的房子。我同时看见了高级公寓和老旧居民楼，没有好意思问是哪个——我觉得性格好的话不应该计较这些。

看了不动产，司机进一步提出要求：“娶媳妇儿就是娶个面儿。什么是面儿？”他自问自答，“就是你和我儿子结婚后，他在朋友前打你骂你，你都不能还手，回家随便收拾他。姑娘你看行不行？”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宛若失聪，我有点后悔刚刚答应结婚之后和他们老两口住，但是被盖章性格好，人设不能崩，因此答应道：“那当然。”

这件事就这样愉快地定下来了，司机把我拉到了地铁口，再次表扬我的性格好，并没有给我他儿子的联系方式。

在地铁上，我都在反思自己哪个环节做得不对，没有获得这个素未蒙面的87属兔男生的青睐。

我忽然想起自己另一段还没有见面就被对方否定的相亲。

那时我还没恋爱过，非常急于摆脱母胎单身，友人要介绍一个青年书法家给我，相亲的意愿传递给对方之后，他发了一条微博：“一友人为我介绍@蒋方舟 做女友，遂上网求图，看后大惊。如此之丑怎可做我女友，拒之。”书法家专门把这条微博@了我，大概是希望我反思一下。

这就是相亲的问题，人在答应相亲的一刹那——甚至还没有见到相亲对象，就把自己摆在一个被面试的位置上不能动弹，被迫以一种从未有过的苛刻而庸俗的标准重新审视自己，而那种标准是你之前奋斗多年好不容易才挣脱开的蜘蛛网。

我的一个女性朋友曾经被华尔街英语的工作人员介绍相亲——在大街上热情洋溢地说：“学英语需要了解一下吗？”的工作人员。她被拦住后顺从地到大厅填资料，工作人员看她填单身，热情洋溢地说：“那边儿有个建筑师也是单身，你们要不要认识一下。”

然后他们就认识了一下。对方是个没有太多头发的建筑师，听说她是名牌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说：“我考考你，清朝有多少个皇帝？”

我的朋友悉数答出，建筑师说：“嗯，不错。那明朝呢？”

我的朋友答不出来了，对方表示很失望。

我想到自己当年参加自主招生考试，被清华六个教授面试，一个教授问：“江西为什么叫江西？”我因为答不出这个很显然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的知识而失眠了一个月。

除去这样的屈辱感，其实我还是挺喜欢相亲的。我生活圈子狭窄，通过工作和共同兴趣认识的朋友又都觉得有和我讨论文学和公共事件的义务，所以很难接触到真实状态下的人——以上这句话，用一种刻薄的方式再表达一遍：朋友们之间进行的高质量对话比较多，很少进行低质量的对话，一种以大自我彰显、片儿汤话、谄媚附和所组成的低质量对话。但低质量的对话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不能不去体会和学习。

相亲时，彼此先以一种惊人的温柔表示自己“只想找一个过日子的人”，然后再杀气腾腾地平摊自己的各种硬件条件，身高体重家庭成员重大疾病，不动产清单，对方出对十，自己不得不接招回一个对勾。我颇为喜欢这种毫无掩饰的粗暴的过招，觉得人越是动情地相信一个理想化的自己，就越容易露出最不堪的弱点。

我还喜欢听相亲中对方介绍自己的情史，每到这个环节，我就温柔地像鲁豫姐姐一样循循善诱对方“说出你的故事”，并且像心理医生一样不断诱导：“你觉得这和你小时候跟父亲的感情有没有关系？”在正常的人类关系中，很少以如此高的效率就可以获知一个隐秘的爱情，见识到两性关系的多样性，积累写作素材。

由此可以看出，我是一个不太有诚意的相亲者，就像上《非诚勿扰》的女嘉宾迟迟不被牵走不是因为遇不到真爱，而是为了出名，我更多是出于接地气和田野调查而相亲，而对方也很快能察觉到我的不真诚，很快放弃了联系。

我曾经被一个作家老师介绍过相亲，对方是一个外国人，有一张粉红色的娃娃脸，中文说得很溜，但他中文再好也不明白“交个朋友”的潜台词，冒失地来赴约，他很快便敏锐地感觉到话题走向奇怪，下次吃饭的时候，他就带上了他的男朋友。这是我经历过的最温柔的被婉拒的方式。

不过说实话，我不知道自己几年之后我能否像现在这样如此轻松地谈论相亲这件事。一年多前，我去菖蒲河的公园玩，累了坐在亭子里休息，那个亭子里坐满了交谈的老年人，静好和谐，显示出首都老年人慈祥和美的精神面貌。过了一会儿，有个老大爷走向我，问：“你也是二婚搞对象的吗？”我才知道我误入了老年人配对区，吓得拔腿就跑。再过几年，我也许会不放过这个择偶的好机会，诚恳而热烈地大声回答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