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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教育的底色

纳文 书生 919℃ 已收录 0评论

去年6月,资中筠发表了《知识分子感言》。文章中,她逐一分析了知识分子在每个社会转型期所起到的先驱作用。“知识分子要以独立的人格,凭自己的良知服务于社会,道阻且长。” 文章如此写道。

类似的话,她不止一次说过。多年来,资中筠始终关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具有思想启蒙性质的重要文章。其中,中国知识分子与公共事务的关系是她着墨颇多的话题。

20年前,资中筠的一篇文章《平戎策与种树书——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此后她又陆续发表相关文章,表达了对现实的忧思。2010年,资中筠发表了数万字雄文《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在文章中,她梳理了两千年来在中国特有的环境中,“士”的复杂处境和曲折的心路历程,而这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演变图谱。

以严谨的文风、冷静的笔触,资中筠将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变迁娓娓道来;对知识分子的困境她始终保持着客观、理性的观察,字里行间却饱含深情。

作为1930年出生的学者,资中筠近年来越来越深入地思考自己这一代人——成长于民国和新中国之间、青少年时期接受系统的民国教育、成年后在新中国的环境里工作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的人生路径和家国情怀。在她看来,源于特殊的背景,“生于忧患,受教于中西文化交汇之学,期望民族复兴与启蒙”,是这一代人的思想底色。

2016年9月30日,在资中筠家中的“芳古园陋室”中,《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了资中筠先生。86岁的她面庞清瘦,满头华发,而思维依然清晰缜密。忆起激扬年少时,她仍然意兴盎然;而谈及师长辈叶企孙、潘光旦、冯友兰等民国大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时,轻言细语中流露出了黯然之情。

因为资中筠的影响力,当前网络上甚至出现不少假冒她姓名的文章,使她不胜恼火。而谈及自己对公众的影响,资中筠说,她不敢奢想自己的写作影响有多大,但相信,“如果受我的影响,一定是好影响”。“自己现在无所求,良心平安而睡得安稳”。

以下内容为资中筠口述,由龚龙飞采访整理。

自我完成、自我迷失和自我回归

在我们这一代人中,知识分子总是少数,能上大学的就更少了,当时的高等教育并不普及,所以,我们只能算是少部分群体,不能代表一代人的精神面貌。

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究竟起了什么影响?很难说清楚,我也没有做过统计。多少人一生坎坷,辗转填沟壑?多少人庸庸碌碌,随波逐流?又有多少人为虎作伥,飞黄腾达?还有多少人一生遵从了自己的内心,并能安享余生?我的直觉是,最后者是少数。

每一个时期,都需要年轻力壮的人来做事。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刚好在1949年之后参加工作,只能在当时的政治和现实条件下发挥作用。理工科知识分子对国家的工业化做了巨大的贡献,有不少人还为此牺牲了自己。这不仅仅是体现在“两弹一星”的研制,整个重工业的基础建设也都是如此。尤其在文革前,他们很受重视,明显感觉到他们要比文科(人才)提拔得快,工资也更多。但不能说在这期间他们没有遇到过挫折,比如在“大跃进”期间搞的反科学工程等等,有的顺从,留下败笔,有的直言,就付出代价。而文科知识分子的功过,就相对更难说清楚。在改革开放之前那几十年,报刊杂志所发表的大批判稿,上面有多少名人的文字, 还有一批职业的笔杆子在做的事。而现在看,有几个能站得住脚?又有哪些观点是正确的、推动社会前进的?不过那时我只是做做翻译、起草公文的小职员,还没有权利以自己的名义发表言论,所以造成的错误少一点,这是我的幸运。但几十年来,我们大多随波逐流,其中也有一大段时间是迷失的。只是如今,我们中的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在退休后,想明白了一些问题,发出了一些声音,因为资格老,引起了比较大的关注,产生了一些影响。

当然,大多数人在时代中都是被动的,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人在没有觉悟之前,在每一个阶段,不可能没有人追随过错误的指令。这里还是有一点特色和共性可以谈。

出生于1930年前后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在民国时期接受了中小学教育,解放后上大学,在1952年院系调整前从大学毕业。我就是1951年从清华毕业的。冯友兰的女婿给冯友兰的一生做过一个总结:“自我完成”“自我迷失”和“自我回归”,这个总结在我以及很多同代知识分子身上也同样适用。

1949年前,我还来不及“自我完成”,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给我打下了做人的底色。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我努力“思想改造”,经历了各种运动,经历了个人崇拜迷信的自我迷失。到了文革后期,我开始一点一点“自我回归”。

民国教育的底色,让我们拥有精神家园   

那些民国教育的底色,使得我们还有精神家园可以回去。

关于这个底色的具体内容,我总结起来有三点:其一是有许多“君子不为”(的底线);其二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其三就是对自己的专业和事业充满责任感。

我经常推荐一套民国元年(即1912年)出版的小学国文和修身课本。当时的课文还是由文言文写成的(等到我上小学时已经是白话文课本,像我的师长杨绛先生也用过这部教科书。算起来,我的父母从私塾进入“新式”小学时,学的应该也是这套课本)。小学三年级的课程就讲,人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有自由,但一个人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高小的课本内容已经涉及民主国家的概念了,我读到这个时是很吃惊的。也就是说,自晚清以来,仁人志士已经引进了公民的概念,思想先进,视野开阔,到今天,已有一百年。

我们这一代虽然没有赶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但父母师长都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他们不论是参加何种运动,有何种思想倾向,是否出过洋留过学,也不论是名人还是默默无闻的中小学教员,其文化底色都是那个时代中西交汇的教育提供的。当时是统一的学制,多元化的办学风格,“教育救国”是很多知识精英的愿望,出了许多教育家,不少实业家也办教育。校训各具特色,但这种中西文化交汇的底色是共同的。从小学到大学,学校都很注重学生的古文修养。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教育中国化”政策后,就算是洋人办的教会学校,也都加强了古文课程。

我出生的第二年,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我记得我最先熟悉的歌之一就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是当时收音机里最流行的歌曲,几乎人人都会唱,这种记忆是刻骨铭心的。当时,“救亡,强国,振兴民族”是所有人最迫切的愿望。但公民教育并没有因为救国而取消。当时小学的公民课,内容包括: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闯红灯,上街要靠左边走(那时是靠左边走)等等,教授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和行为规范,同时也讲“君子有所不为”。高年级的公民课就有“民主原则”“少数服从多数”的内容了。不过因为日本侵略,我没赶上读那些课本。

我在小学时学唱《礼记·礼运》篇那一段,我还记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中学的英文课,朗诵过美国《独立宣言》。在这些教育中,“道德”和“文章”是结合在一起的,讲求做人的底线。作为“五四”标志的“德先生”“赛先生”,都化为文化的底色,“君子不为”和“自由平等博爱”也是融会贯通的,从来没有感到有什么冲突。

民国时期,一个高小毕业生已获得基本文化知识、文字修养、做人的道理,并且具备现代公民的品格和一定的世界眼光。在此基础上,若要继续深造,研习一种专业,无需回头再补基础文化课;若无力升学,进入社会,也具备了基本谋生手段和自学能力。我见到过不少前辈,只有民国的高小学历,可后来也成为了文化界有影响力的人,如出版界的范用、沈昌文等。他们的正规教育只到小学或初中,但如今学识渊博,视野开阔,即使历经思想禁锢、扭曲的年代,在后来环境许可时,还是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这固然与他们各自的天分和后天勤奋好学有关,但也是拜那时小学教育的基础所赐。

我们在精神和人格层面,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我当年就读的耀华中学在天津英租界,许多北洋军阀政客下台以后在这里当寓公,我们学校有曹汝霖的孙女、袁世凯的孙女这样背景的学生。徐世昌的侄女、袁世凯的孙女就是我的同班同学,但他们没有获得任何特殊待遇,自己也不觉得有任何特殊之处。大家只是知道他们而已,没觉得这是了不起的事。这里有大资本家的孩子,也有衣服上打补丁的家境比较差的,但彼此都没有什么区别。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谁功课好就受到大家尊敬。当时的清华大学不收学费,还设有助学金,家庭贫寒的学生饭费可以免,虽然伙食很糟糕,但至少可以维持生活,很多寒门子弟在清华读书相当用功。

我非常反感现在的校园里盛行着趋炎附势,嫌贫爱富,欺软怕硬这些风气。当时如果有学生表现出来这样的习性,是要被老师批评的,也为人所不齿。那时老师很敬业,从来没有人给老师送礼,我们想都没想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常常感慨,较之百年前的先辈,我们在精神和人格层面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清华大学100周年校庆时要给我发请柬,我婉拒了,因为我觉得那种形式官气太重,已经失去校庆的味道。我曾经说过现在的清华大学是“聚天下之英才而摧毁之”,流传很广。这句话是极而言之,我指的就是把学生弄得非常势利,因为当下的清华最以出大官自豪,一天到晚讲出了什么大官。不管多高智商的学生,他的注意力被引导向这个方向,这是在精神上对学生的摧毁。他们在科技上或许有很多成就,但在精神上,培养的是一种趋炎附势、嫌贫爱富的取向,把“成功”和“升官发财”等同起来,这是我们教育最大的失败。当然不止一家学校如此。

而我上学的时候直到1945年以后那几年,国民党政府腐败不堪,但整个社会没有腐败,教育、文化、新闻界没有腐败,知识分子也没有腐败,他们都还在追求正义。觉得受不了这个腐败的政府,所以要想办法反对它,或者到解放区去,认为那里是廉洁、自由、平等的。当时的社会精英有比较强的争取平等、反封建意识,所以巴金的《家》《春》《秋》在当时很流行。

当时的家庭教育也是同步的,父母会告诉我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很重要的一条是:不能说谎。这个观念根深蒂固地贯穿我人生始终,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要说假话是很困难的。

社会风气也和现在有很大差别。那时官场的风气很差,人们都不愿意做官,不像现在大家对考公务员这么急切,首先小公务员的工作不被人羡慕,因为缺乏尊严和自由,待遇也不怎么样;而大官总是被人觉得是另外一种人,他们依附政权,人们侧目而视,知识精英是不屑的。

比较优秀的有理想的青年大多“左倾”,当时的大潮流也是“左倾”。中国多少年没有统一,一直在打仗,而共产党提出的“富强,民主,统一”等等口号,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当时,地下党发展的对象也都是学习好的学生。我个人因受到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影响,觉得政治太复杂,想做隐士。进步同学觉得我(思想)落后,但也认为我是纯洁的。参加不参加各种活动是自愿的,但那时反对国民党统治在青年学生中几乎成为共识。

 

 

那些年我们上缴了自己的“是非判断权”

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那时我们是真正相信中国共产党拯救了中国。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国家危难和民族遭受屈辱的时代里成长,新政权的诞生,我们欢欣鼓舞,一心想着从此可以献身于新中国建设。

成立新中国后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清华全校3000名学生,90%的人都报名参军。我也报了名。当时报名参军是光荣的事。但最后总共只批准了50名清华学生参军,还不一定都到前线。我们得到的反馈是,不论是清华的工科还是外文系学生,都是国家建设非常需要的人才,所以要留下来。我们当时还觉得挺自豪的,觉得国家特别需要我们。50年代早期,国家因重视发展,建设上也缺乏人才,我们的“一技之长”确实得到了重用。但接踵而至的是一系列的思想改造和一波比一波紧的政治运动,这也是知识分子一个渐变的过程。

思想会产生变化,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家认定这是全世界的大潮流。列宁说,这个时代是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和社会主义走向全面胜利的时代。所以,站在历史哪一边很重要。只要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大前提,我认为我应该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所以,组织要改造我,我是全心全意接受的。我的家庭出身被定为资产阶级,不论我们的父母品德如何,在广大劳动人民都失学的情况下,我居然能够上大学,就充满了原罪感,我也真心承认我的出身不是无产阶级,我想加入无产阶级,决心与过去的自己决裂。

当时有“谁养活谁”的讨论,我们听的政治报告也说,“400个农民养活一个大学生”,特别是下乡看到农村真实的生活状况以后,我们觉得很对不起劳动人民。一旦接受这个“原罪”,我就逐渐养成思维定式:凡自己的看法与“最高指示”不一样时,一定是自己错了。于是,就上缴了自己的是非判断权。1953年,我烧掉了自己的独奏音乐会纪念册。那是1947年我中学毕业举办音乐会时的记录,我感到当时别人在为新中国浴血奋战,我却沉浸在小资产阶级的钢琴中,觉得很羞愧,就一把火烧了。这是纯粹自愿,没有人逼我,甚至除了家人外,也没人知道。

之后因为种种偶然机遇,我与几次重大的运动都擦肩而过,这是我的幸运。1956年春,团中央号召大家读苏联小说《拖拉机手与总农艺师》,提倡大家向娜斯佳(小说的主人公)学习,敢于向领导提意见,反对官僚主义。青年们都热情满怀,我们单位的团组织也正式传达,组织讨论,准备好要向领导提具体意见。但到了4月,我突然被派往国外,之后又临时决定安排我常驻维也纳,一待就是好几年。第二年因工作临时回国,发现有好几个同事都成了右派,或因“犯右倾错误”而受批判、检讨。因为这次出国,我幸运地没有成为右派,以我当时学习“娜斯佳精神”的热情和我有话憋不住的个性,十之八九在劫难逃。那次回国只是短暂的,很快又调回去了,所以也没有参加后来的“反右”,避免了表态,批判别人。我还有一个幸运,是没有留在学校当老师。我的同学有的留在高校当老师,在文革时,直接面对学生“小将”,饱尝了各种批斗酷刑。而文革中,我因为在中央机关还是“小”字辈,当时批斗“走资派”,对象是处长以上,我还没有资格。

反右派时,理工科知识分子挨整较少,但到了“大跃进”时期,就被整得厉害,因为他们不少人有专业知识,很难接受那种违背科学常识的做法,在各个工厂里面提意见。我们这些年轻人当时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又血气方刚,一些事看不下去了,就觉得不得不说话。后来那些政治运动,把一批一批的人都打压下去了。有人说,说假话成风是从“大跃进”开始的,可能有道理。

我们这一代人“痛点”比较低

直到文革中后期,我在五七干校时,才开始大胆怀疑,慢慢给自己“启蒙”。而一旦开始觉得可以自己思考,就这么一直思考下去了。直到1978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之后,我觉得自己有权利完全按照逻辑、按照事实去独立思考问题。

回溯起来,1949年以前,我还来不及“自我完成”,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给我打下了做人的底色;中间的二十多年,我从事涉外工作,和大家一样,经历了各种运动,努力“思想改造”,经历了个人崇拜迷信的自我迷失;直到文革后期,我开始一点一点地觉醒。

我们这一代人,如果运气比较好,活得长,能够坚持到1979年之后,就有机会真正做点事情。80年代,中国将窗口转向了欧美,对外交流变得密集起来,很多学科也有了新的发展。在还算壮年的知识分子中,我们算是最后一批懂英文的。因为在民国时期要考上大学,英文水平必须达到一定程度。前面的人都老了,后面的人学的是俄语,加上有些人在50年代早期就有不错的工作经验,这群懂英语的人就在改革开放初期脱颖而出了。

此时,民国教育的“底色”就发挥出作用了。人文社科类的知识分子这时候开始比较深入地反思政治和社会问题,而理工科知识分子继续在自己的科学范畴进行研究。大家对这个社会、对整个国家都担负起了责任,只要他知道是不好的,他们会提出来,比较敢说真话。不少人都信奉一个原则:如果真话不能都说,至少不说假话。

我交往的人也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我的同学里,有人当官,但贪官很少,这好像也是那代人的一个特点。

1980年,也就是我在“回归自我”,“我笔归我有”之后,发表第一篇随笔《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提到司马迁完全没有“罪臣当诛兮,天王圣明”的那种精神状态,和他的“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从那时起,我的写作就追随这种精神,反映了祛魅和自我启蒙。

1996年,我正式退休,在那之后开始对整个民族的命运与发展有了更深层次的关切和思考,写了大量的随笔和评论,结集出版(《资中筠自选集》),它们比我的学术著作影响更大一些。

有人觉得,我今天说一些感时忧世的话,是因为我有特殊背景,我其实半点背景都没有,我就是争取眼睛不向上仰望。有些人觉得我想改天换地,其实我并没有这种雄心壮志。我觉得“针砭时弊”不应该是我的一个标志,我也不想给领导提意见。我只是比较有正义感,对事实真相和逻辑比较“较真”。也许我们这一代人“痛点”比较低,看到不好的现象就要说出来,否则无法忍受。现在我的精力越来越衰退,越来越觉得来日无多,就想赶着把我想表达的东西多写一点出来。

我不认为我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我有信心的是,如果有什么影响,那都是好的影响,至少是对民族有利的,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这使得我睡觉的时候也比较坦然。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自以为可以做到。我在物欲、名誉、地位上,没有要求,只求还允许我做我想做的事、还有能力做的事,说想说的话。我确信想做的事都是好事。

现在的知识分子太精明,太缺乏前人的“傻气”。过于“乖巧”,善于鉴貌辨色,不问是非善恶。他们不缺才气,缺的是骨气和血性。

我还遇到一种情况:有些文章不是我写的,但冒用我的名,或者滥用我的某些话,再添油加醋,或乱加标题。那些人自己想表达一些观点,但自我保护得特别好,想说这些话,不敢说,这种风险就让我去担。这在法律上是侵权,而且不道德。应该提倡襟怀坦白、光明磊落、敢作敢当。这样的人多了,社会才有正气。

我们这一代人,对这个民族有非常深的感情,现在我们也已经走到了尾声,如果还要依靠我们,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而现在的人,不肯丢掉的东西太多了。对于他们,那些不涉及利害关系的是否可以多一些坚守?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日新月异,很多人都懂互联网,技术水平很高,但最基本的文化底蕴和做人底线正在变低,这个是很值得忧虑的事情。现在校园的风气不好,老师的师德也在变差,我担心我们的民族会退化。所以现在我真正关心的还是教育,我一直在强调,现在知识分子要做的重要的事是启蒙,包括自我启蒙。

我对青年人的期待是不要太趋炎附势、能守住底线,这个底线不要太低。另外,要对自己诚实,尽量不说假话。至少对自己的工作有点敬业精神、有点责任感。如果还有年轻人能独立思考,扎扎实实为推动社会进步做一点事,那就是有志青年了。这样年轻的健康的力量越多,能聚拢起来,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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