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资中筠发表了《知识分子感言》。文章中，她逐一分析了知识分子在每个社会转型期所起到的先驱作用。“知识分子要以独立的人格，凭自己的良知服务于社会，道阻且长。” 文章如此写道。

类似的话，她不止一次说过。多年来，资中筠始终关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具有思想启蒙性质的重要文章。其中，中国知识分子与公共事务的关系是她着墨颇多的话题。

20年前，资中筠的一篇文章《平戎策与种树书——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此后她又陆续发表相关文章，表达了对现实的忧思。2010年，资中筠发表了数万字雄文《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在文章中，她梳理了两千年来在中国特有的环境中，“士”的复杂处境和曲折的心路历程，而这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演变图谱。

以严谨的文风、冷静的笔触，资中筠将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变迁娓娓道来；对知识分子的困境她始终保持着客观、理性的观察，字里行间却饱含深情。

作为1930年出生的学者，资中筠近年来越来越深入地思考自己这一代人——成长于民国和新中国之间、青少年时期接受系统的民国教育、成年后在新中国的环境里工作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的人生路径和家国情怀。在她看来，源于特殊的背景，“生于忧患，受教于中西文化交汇之学，期望民族复兴与启蒙”，是这一代人的思想底色。

2016年9月30日，在资中筠家中的“芳古园陋室”中，《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了资中筠先生。86岁的她面庞清瘦，满头华发，而思维依然清晰缜密。忆起激扬年少时，她仍然意兴盎然；而谈及师长辈叶企孙、潘光旦、冯友兰等民国大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时，轻言细语中流露出了黯然之情。

因为资中筠的影响力，当前网络上甚至出现不少假冒她姓名的文章，使她不胜恼火。而谈及自己对公众的影响，资中筠说，她不敢奢想自己的写作影响有多大，但相信，“如果受我的影响，一定是好影响”。“自己现在无所求，良心平安而睡得安稳”。

以下内容为资中筠口述，由龚龙飞采访整理。

自我完成、自我迷失和自我回归

在我们这一代人中，知识分子总是少数，能上大学的就更少了，当时的高等教育并不普及，所以，我们只能算是少部分群体，不能代表一代人的精神面貌。

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究竟起了什么影响？很难说清楚，我也没有做过统计。多少人一生坎坷，辗转填沟壑？多少人庸庸碌碌，随波逐流？又有多少人为虎作伥，飞黄腾达？还有多少人一生遵从了自己的内心，并能安享余生？我的直觉是，最后者是少数。

每一个时期，都需要年轻力壮的人来做事。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刚好在1949年之后参加工作，只能在当时的政治和现实条件下发挥作用。理工科知识分子对国家的工业化做了巨大的贡献，有不少人还为此牺牲了自己。这不仅仅是体现在“两弹一星”的研制，整个重工业的基础建设也都是如此。尤其在文革前，他们很受重视，明显感觉到他们要比文科（人才）提拔得快，工资也更多。但不能说在这期间他们没有遇到过挫折，比如在“大跃进”期间搞的反科学工程等等，有的顺从，留下败笔，有的直言，就付出代价。而文科知识分子的功过，就相对更难说清楚。在改革开放之前那几十年，报刊杂志所发表的大批判稿，上面有多少名人的文字, 还有一批职业的笔杆子在做的事。而现在看，有几个能站得住脚？又有哪些观点是正确的、推动社会前进的？不过那时我只是做做翻译、起草公文的小职员，还没有权利以自己的名义发表言论，所以造成的错误少一点，这是我的幸运。但几十年来，我们大多随波逐流，其中也有一大段时间是迷失的。只是如今，我们中的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在退休后，想明白了一些问题，发出了一些声音，因为资格老，引起了比较大的关注，产生了一些影响。

当然，大多数人在时代中都是被动的，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人在没有觉悟之前，在每一个阶段，不可能没有人追随过错误的指令。这里还是有一点特色和共性可以谈。

出生于1930年前后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在民国时期接受了中小学教育，解放后上大学，在1952年院系调整前从大学毕业。我就是1951年从清华毕业的。冯友兰的女婿给冯友兰的一生做过一个总结：“自我完成”“自我迷失”和“自我回归”，这个总结在我以及很多同代知识分子身上也同样适用。

1949年前，我还来不及“自我完成”，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给我打下了做人的底色。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我努力“思想改造”，经历了各种运动，经历了个人崇拜迷信的自我迷失。到了文革后期，我开始一点一点“自我回归”。

民国教育的底色，让我们拥有精神家园   

那些民国教育的底色，使得我们还有精神家园可以回去。

关于这个底色的具体内容，我总结起来有三点：其一是有许多“君子不为”（的底线）；其二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其三就是对自己的专业和事业充满责任感。

我经常推荐一套民国元年（即1912年）出版的小学国文和修身课本。当时的课文还是由文言文写成的（等到我上小学时已经是白话文课本，像我的师长杨绛先生也用过这部教科书。算起来，我的父母从私塾进入“新式”小学时，学的应该也是这套课本）。小学三年级的课程就讲，人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有自由，但一个人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高小的课本内容已经涉及民主国家的概念了，我读到这个时是很吃惊的。也就是说，自晚清以来，仁人志士已经引进了公民的概念，思想先进，视野开阔，到今天，已有一百年。

我们这一代虽然没有赶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但父母师长都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他们不论是参加何种运动，有何种思想倾向，是否出过洋留过学，也不论是名人还是默默无闻的中小学教员，其文化底色都是那个时代中西交汇的教育提供的。当时是统一的学制，多元化的办学风格，“教育救国”是很多知识精英的愿望，出了许多教育家，不少实业家也办教育。校训各具特色，但这种中西文化交汇的底色是共同的。从小学到大学，学校都很注重学生的古文修养。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教育中国化”政策后，就算是洋人办的教会学校，也都加强了古文课程。

我出生的第二年，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我记得我最先熟悉的歌之一就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是当时收音机里最流行的歌曲，几乎人人都会唱，这种记忆是刻骨铭心的。当时，“救亡，强国，振兴民族”是所有人最迫切的愿望。但公民教育并没有因为救国而取消。当时小学的公民课，内容包括：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闯红灯，上街要靠左边走（那时是靠左边走）等等，教授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和行为规范，同时也讲“君子有所不为”。高年级的公民课就有“民主原则”“少数服从多数”的内容了。不过因为日本侵略，我没赶上读那些课本。

我在小学时学唱《礼记·礼运》篇那一段，我还记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中学的英文课，朗诵过美国《独立宣言》。在这些教育中，“道德”和“文章”是结合在一起的，讲求做人的底线。作为“五四”标志的“德先生”“赛先生”，都化为文化的底色，“君子不为”和“自由平等博爱”也是融会贯通的，从来没有感到有什么冲突。

民国时期，一个高小毕业生已获得基本文化知识、文字修养、做人的道理，并且具备现代公民的品格和一定的世界眼光。在此基础上，若要继续深造，研习一种专业，无需回头再补基础文化课；若无力升学，进入社会，也具备了基本谋生手段和自学能力。我见到过不少前辈，只有民国的高小学历，可后来也成为了文化界有影响力的人，如出版界的范用、沈昌文等。他们的正规教育只到小学或初中，但如今学识渊博，视野开阔，即使历经思想禁锢、扭曲的年代，在后来环境许可时，还是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这固然与他们各自的天分和后天勤奋好学有关，但也是拜那时小学教育的基础所赐。

我们在精神和人格层面，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我当年就读的耀华中学在天津英租界，许多北洋军阀政客下台以后在这里当寓公，我们学校有曹汝霖的孙女、袁世凯的孙女这样背景的学生。徐世昌的侄女、袁世凯的孙女就是我的同班同学，但他们没有获得任何特殊待遇，自己也不觉得有任何特殊之处。大家只是知道他们而已，没觉得这是了不起的事。这里有大资本家的孩子，也有衣服上打补丁的家境比较差的，但彼此都没有什么区别。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谁功课好就受到大家尊敬。当时的清华大学不收学费，还设有助学金，家庭贫寒的学生饭费可以免，虽然伙食很糟糕，但至少可以维持生活，很多寒门子弟在清华读书相当用功。

我非常反感现在的校园里盛行着趋炎附势，嫌贫爱富，欺软怕硬这些风气。当时如果有学生表现出来这样的习性，是要被老师批评的，也为人所不齿。那时老师很敬业，从来没有人给老师送礼，我们想都没想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常常感慨，较之百年前的先辈，我们在精神和人格层面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清华大学100周年校庆时要给我发请柬，我婉拒了，因为我觉得那种形式官气太重，已经失去校庆的味道。我曾经说过现在的清华大学是“聚天下之英才而摧毁之”，流传很广。这句话是极而言之，我指的就是把学生弄得非常势利，因为当下的清华最以出大官自豪，一天到晚讲出了什么大官。不管多高智商的学生，他的注意力被引导向这个方向，这是在精神上对学生的摧毁。他们在科技上或许有很多成就，但在精神上，培养的是一种趋炎附势、嫌贫爱富的取向，把“成功”和“升官发财”等同起来，这是我们教育最大的失败。当然不止一家学校如此。

而我上学的时候直到1945年以后那几年，国民党政府腐败不堪，但整个社会没有腐败，教育、文化、新闻界没有腐败，知识分子也没有腐败，他们都还在追求正义。觉得受不了这个腐败的政府，所以要想办法反对它，或者到解放区去，认为那里是廉洁、自由、平等的。当时的社会精英有比较强的争取平等、反封建意识，所以巴金的《家》《春》《秋》在当时很流行。

当时的家庭教育也是同步的，父母会告诉我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很重要的一条是：不能说谎。这个观念根深蒂固地贯穿我人生始终，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要说假话是很困难的。

社会风气也和现在有很大差别。那时官场的风气很差，人们都不愿意做官，不像现在大家对考公务员这么急切，首先小公务员的工作不被人羡慕，因为缺乏尊严和自由，待遇也不怎么样；而大官总是被人觉得是另外一种人，他们依附政权，人们侧目而视，知识精英是不屑的。

比较优秀的有理想的青年大多“左倾”，当时的大潮流也是“左倾”。中国多少年没有统一，一直在打仗，而共产党提出的“富强，民主，统一”等等口号，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当时，地下党发展的对象也都是学习好的学生。我个人因受到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影响，觉得政治太复杂，想做隐士。进步同学觉得我（思想）落后，但也认为我是纯洁的。参加不参加各种活动是自愿的，但那时反对国民党统治在青年学生中几乎成为共识。

那些年我们上缴了自己的“是非判断权”

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那时我们是真正相信中国共产党拯救了中国。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国家危难和民族遭受屈辱的时代里成长，新政权的诞生，我们欢欣鼓舞，一心想着从此可以献身于新中国建设。

成立新中国后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清华全校3000名学生，90%的人都报名参军。我也报了名。当时报名参军是光荣的事。但最后总共只批准了50名清华学生参军，还不一定都到前线。我们得到的反馈是，不论是清华的工科还是外文系学生，都是国家建设非常需要的人才，所以要留下来。我们当时还觉得挺自豪的，觉得国家特别需要我们。50年代早期，国家因重视发展，建设上也缺乏人才，我们的“一技之长”确实得到了重用。但接踵而至的是一系列的思想改造和一波比一波紧的政治运动，这也是知识分子一个渐变的过程。

思想会产生变化，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家认定这是全世界的大潮流。列宁说，这个时代是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和社会主义走向全面胜利的时代。所以，站在历史哪一边很重要。只要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大前提，我认为我应该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所以，组织要改造我，我是全心全意接受的。我的家庭出身被定为资产阶级，不论我们的父母品德如何，在广大劳动人民都失学的情况下，我居然能够上大学，就充满了原罪感，我也真心承认我的出身不是无产阶级，我想加入无产阶级，决心与过去的自己决裂。

当时有“谁养活谁”的讨论，我们听的政治报告也说，“400个农民养活一个大学生”，特别是下乡看到农村真实的生活状况以后，我们觉得很对不起劳动人民。一旦接受这个“原罪”，我就逐渐养成思维定式：凡自己的看法与“最高指示”不一样时，一定是自己错了。于是，就上缴了自己的是非判断权。1953年，我烧掉了自己的独奏音乐会纪念册。那是1947年我中学毕业举办音乐会时的记录，我感到当时别人在为新中国浴血奋战，我却沉浸在小资产阶级的钢琴中，觉得很羞愧，就一把火烧了。这是纯粹自愿，没有人逼我，甚至除了家人外，也没人知道。

之后因为种种偶然机遇，我与几次重大的运动都擦肩而过，这是我的幸运。1956年春，团中央号召大家读苏联小说《拖拉机手与总农艺师》，提倡大家向娜斯佳（小说的主人公）学习，敢于向领导提意见，反对官僚主义。青年们都热情满怀，我们单位的团组织也正式传达，组织讨论，准备好要向领导提具体意见。但到了4月，我突然被派往国外，之后又临时决定安排我常驻维也纳，一待就是好几年。第二年因工作临时回国，发现有好几个同事都成了右派，或因“犯右倾错误”而受批判、检讨。因为这次出国，我幸运地没有成为右派，以我当时学习“娜斯佳精神”的热情和我有话憋不住的个性，十之八九在劫难逃。那次回国只是短暂的，很快又调回去了，所以也没有参加后来的“反右”，避免了表态，批判别人。我还有一个幸运，是没有留在学校当老师。我的同学有的留在高校当老师，在文革时，直接面对学生“小将”，饱尝了各种批斗酷刑。而文革中，我因为在中央机关还是“小”字辈，当时批斗“走资派”，对象是处长以上，我还没有资格。

反右派时，理工科知识分子挨整较少，但到了“大跃进”时期，就被整得厉害，因为他们不少人有专业知识，很难接受那种违背科学常识的做法，在各个工厂里面提意见。我们这些年轻人当时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又血气方刚，一些事看不下去了，就觉得不得不说话。后来那些政治运动，把一批一批的人都打压下去了。有人说，说假话成风是从“大跃进”开始的，可能有道理。

我们这一代人“痛点”比较低

直到文革中后期，我在五七干校时，才开始大胆怀疑，慢慢给自己“启蒙”。而一旦开始觉得可以自己思考，就这么一直思考下去了。直到1978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之后，我觉得自己有权利完全按照逻辑、按照事实去独立思考问题。

回溯起来，1949年以前，我还来不及“自我完成”，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给我打下了做人的底色；中间的二十多年，我从事涉外工作，和大家一样，经历了各种运动，努力“思想改造”，经历了个人崇拜迷信的自我迷失；直到文革后期，我开始一点一点地觉醒。

我们这一代人，如果运气比较好，活得长，能够坚持到1979年之后，就有机会真正做点事情。80年代，中国将窗口转向了欧美，对外交流变得密集起来，很多学科也有了新的发展。在还算壮年的知识分子中，我们算是最后一批懂英文的。因为在民国时期要考上大学，英文水平必须达到一定程度。前面的人都老了，后面的人学的是俄语，加上有些人在50年代早期就有不错的工作经验，这群懂英语的人就在改革开放初期脱颖而出了。

此时，民国教育的“底色”就发挥出作用了。人文社科类的知识分子这时候开始比较深入地反思政治和社会问题，而理工科知识分子继续在自己的科学范畴进行研究。大家对这个社会、对整个国家都担负起了责任，只要他知道是不好的，他们会提出来，比较敢说真话。不少人都信奉一个原则：如果真话不能都说，至少不说假话。

我交往的人也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我的同学里，有人当官，但贪官很少，这好像也是那代人的一个特点。

1980年，也就是我在“回归自我”，“我笔归我有”之后，发表第一篇随笔《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提到司马迁完全没有“罪臣当诛兮，天王圣明”的那种精神状态，和他的“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从那时起，我的写作就追随这种精神，反映了祛魅和自我启蒙。

1996年，我正式退休，在那之后开始对整个民族的命运与发展有了更深层次的关切和思考，写了大量的随笔和评论，结集出版（《资中筠自选集》），它们比我的学术著作影响更大一些。

有人觉得，我今天说一些感时忧世的话，是因为我有特殊背景，我其实半点背景都没有，我就是争取眼睛不向上仰望。有些人觉得我想改天换地，其实我并没有这种雄心壮志。我觉得“针砭时弊”不应该是我的一个标志，我也不想给领导提意见。我只是比较有正义感，对事实真相和逻辑比较“较真”。也许我们这一代人“痛点”比较低，看到不好的现象就要说出来，否则无法忍受。现在我的精力越来越衰退，越来越觉得来日无多，就想赶着把我想表达的东西多写一点出来。

我不认为我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我有信心的是，如果有什么影响，那都是好的影响，至少是对民族有利的，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这使得我睡觉的时候也比较坦然。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自以为可以做到。我在物欲、名誉、地位上，没有要求，只求还允许我做我想做的事、还有能力做的事，说想说的话。我确信想做的事都是好事。

现在的知识分子太精明，太缺乏前人的“傻气”。过于“乖巧”，善于鉴貌辨色，不问是非善恶。他们不缺才气，缺的是骨气和血性。

我还遇到一种情况：有些文章不是我写的，但冒用我的名，或者滥用我的某些话，再添油加醋，或乱加标题。那些人自己想表达一些观点，但自我保护得特别好，想说这些话，不敢说，这种风险就让我去担。这在法律上是侵权，而且不道德。应该提倡襟怀坦白、光明磊落、敢作敢当。这样的人多了，社会才有正气。

我们这一代人，对这个民族有非常深的感情，现在我们也已经走到了尾声，如果还要依靠我们，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而现在的人，不肯丢掉的东西太多了。对于他们，那些不涉及利害关系的是否可以多一些坚守？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日新月异，很多人都懂互联网，技术水平很高，但最基本的文化底蕴和做人底线正在变低，这个是很值得忧虑的事情。现在校园的风气不好，老师的师德也在变差，我担心我们的民族会退化。所以现在我真正关心的还是教育，我一直在强调，现在知识分子要做的重要的事是启蒙，包括自我启蒙。

我对青年人的期待是不要太趋炎附势、能守住底线，这个底线不要太低。另外，要对自己诚实，尽量不说假话。至少对自己的工作有点敬业精神、有点责任感。如果还有年轻人能独立思考，扎扎实实为推动社会进步做一点事，那就是有志青年了。这样年轻的健康的力量越多，能聚拢起来，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