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是白话文运动的健将，善以平静的笔谈曲折跌宕的事，读起来都是娓娓动听，楚楚动意。不同于知堂先生之神色端然不动，鲁迅先生却似乎多几分狡黠，总仿佛觉得他在字里行间微笑着。其为文也，有力度，有温度，有深度。读其文也，有新意，有情意，有古意。

当时就有人说鲁迅先生的白话文得力于他的古典修养，鲁迅先生本人不大同意这个说法。我却不得不说他的古体诗写得直追古人，也不得不说他的白话文里的古典引用得犁然有当于心，他直接写作的文言文也特别古雅，是民国以来文言文作家之中的翘楚，比钱默存先生和钱宾四先生的文言文地道。

他的文言文写作里还好用古字，比如《古小说钩沉序》里，『顾条最诸子，判列十家』，以及《谢承<后汉书>序》里『最其要约』，这个『最』字，颇古，我开始还以为写错字了呢。

他不但自己的文言文作品颇讲究，他批评起保守派诸君的文言文，也一针砭到其膏肓之际。比如当林琴南夫子认为『引车卖浆者流』的『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之者也』时，鲁迅先生最可怜那几位雅人，文言文还不如《镜花缘》里说的君子国的酒保一般，满口『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这种『终日高雅，却只能在呻吟古文时，显出高古品格；一到讲话，便依然是“鄙俚浅陋”的白话了』。1922年11月，鲁迅先生写《一是之学说》，评吴雨僧先生《新文化运动之反应》，该文主张『平情衡理，执中驭物，造成一是之学说，融合中西之精华』。1922年2月鲁迅先生又写《估<学衡>》。这是鲁迅先生在写小说之余写得一些杂感，初次阅读时我承认我笑出声了，我的笑声又引来其他同学的笑声，还有侧目。尤其是《估<学衡>》篇，有讽刺，还有教益，轻松指正他们的文言文写作的不规范。吴雨僧先生1960年代遭遇政治压力，重新阅读鲁迅先生的批评，也承认鲁迅先生有道理。

鲁迅先生完美地将白话文和文言文矛盾地集于一身，是一个辩证的综合。其实，鲁迅先生在讽刺胡先骕先生的《浙江采集植物游记》时，他肯定并没有意识到，他本人在写《<嵇康集>序》时，他的这句文言文不地道，『旧校亦不知是否真出匏庵手』？似乎白话文的情态浓了一些……不如改作『旧校不知果出匏庵手否？』我提起这句话，意思仅仅止于，鲁迅先生身上有很多矛盾的言行，很矛盾，又不失真。

鲁迅先生言行的矛盾，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情形。1926年10月，梁实秋先生发表《文学批评辩》，说：『物质的状态是变动的，人生的态度是歧异的；但人性的质素是普遍的，文学的品味是固定的。所以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禁得起时代和地域的试验。《伊利亚特》在今天尚有人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在今天尚有人演，因为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鲁迅先生两个月之后发表《文学与出汗》，反对梁先生的『人性论』：『在中国，从道士听论道，从批评家听谈文，都令人毛孔痉挛，汗不敢出。然而这也许倒是中国的“永久不变的人性”罢。』

鲁迅先生这篇文章很短，读起来很轻松。发表评论后于原作两个多月之久，单是从这一点我愿相信鲁迅先生此文是下了很大功夫的，苦心孤诣，一针见血，一刀露骨，也令梁先生数十年之后仍耿耿于怀。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鲁迅先生这两个月来似乎没有忆起他本人的一些说法，他本人其实并不反对『人性论』，至少早年不反对。

且略抄几段，见证于后：

《域外小说集》:『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同是人类，本来决不至于不能互相理解；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见，都能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镜一般明，照见别人的心了。』

《<父亲在亚美利亚>译者附记》:『亚勒吉阿尤有一种优美的讥讽的诙谐，用了深沉的微笑盖在事物上，而在这光中，自然能理会出悲惨来……』

《译了<工人绥惠列夫>之后》:『书中的……小人物，借此衬托出不可救药的社会的，也仍然时时流露出人性来……』以及『阿尔志跋绥夫……写出一个以性欲为第一义的典型人物，这一种倾向虽说是人性的趋势，但总不免颓唐。』

《一个青年的梦》：『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

以上几段话都或明或晦地指示鲁迅先生也信奉过『人性论』的。但是他后来慢慢地有所转化，更看重『人间性』。也附后几则例证：

《现代日本小说集》：『菊池宽的创作，是竭力的要掘出人间性的真实来。』

《<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作者要书斋生活者和社会接近，意在使知道“世评”……据我的意见，公正的世评使人谦逊，而不公正的或流言式的世评，则使人傲慢或冷嘲，否则，他一定要愤死或逼死的。』

《出了象牙之塔》：『当我旁观他鞭责自己时，仿佛痛楚到了我的身上；后来却又霍然，宛如服了一帖凉药。生在陈腐的古国的人们，大抵总觉到一种肿痛，有如生着未破的疮。』

鲁迅先生相信『人性论』，又相信『人间性』，又讽刺『人性论』……鲁迅先生就是这么矛盾地真实地呈现自我，并呈现于人间。

后来，鲁迅先生的认识论里，『人间性』有了更具体的含义。这具体的含义，还是把他本人的话附识于后：

《<毁灭>后记》里引用伏礼岐先生<代序>说：『在克服这些一切的缺陷的困穷中，就有他自己的生活的根本意义……当几万万人被逼得只好过着这样原始的，可怜的，无意义的穷困的生活之间，又怎能谈得上美的新的人类呢？』

《<竖琴>后记》：『饥饿的彼得堡一隅的居民，苦于饥寒，几乎失去了思想的能力，一面变成无能的微弱的生物，一面显出原始的野蛮的状态来。』

有一个主流的声音，说鲁迅先生是圣人，是导师。然而鲁迅先生并不是一个生而知之的圣人，如上所示，可见他也一直是个自觉的学生，发奋睁了眼看，看旧世界，看新世界，看别人，看自我。他在《写在<坟>后面》里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倘说为别人指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怎么走。……所以我说话不免含糊，中止。』他这说法，明显也意识到了自己本人的内在矛盾，并似乎有意澄清些什么。

不惮以最大的善意揣测鲁迅先生，也不怕以冒天下之大不韪，献丑卖直以为鲁迅先生在提出一个根本问题，即，鲁迅先生和很多人都有不同的论见，那么，他能和他的一切论敌们包括吴雨僧先生和梁实秋先生生活在一起，立于同一个屋檐下么？

浅陋愚钝者坚信，既然鲁迅先生能完美地把尖锐对立的矛盾完美地辩证地综合于他一人一身一生，那么他理所当然能和谐地与他激烈冲突的论敌平安地生活在一锅一桌一天井。鲁迅先生虽然说过『一个都不宽恕』的狠话，这句话也广为流传以至于似乎成了他的江湖字号；其实鲁迅先生还早有伏笔埋藏于《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表达了他更深沉的见解：

『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词，主张者以为可以咒死敌人，敌对者也以为将被咒死，嚷嚷一年半载，终于火灭烟消。……仿佛都已过去了，其实有何尝出现。现在借这一篇，看看理论和事实，知道事所必至……』

鲁迅先生很深刻地挖掘出矛盾之咒语不过是名词之争。而真实的人生应该如《娜拉走后怎样》所主张：『……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阻止人做牺牲。……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自由和自主，才是真的生活。

鲁迅先生的言行就是如此矛盾的；而鲁迅先生更是自由的。有诗歌之曰日子还要好好过：

仰首常为顶角牛，

低眉挑战逆鳞头。

真诚未必不矛盾，

深味人间競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