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 文

人逾中年，心脏难免有些毛病，一个好朋友最近便因这事走了趟医院，并且是全国知名的专科医院。好不容易约了主任大夫，没想到这位大医师一进来问的第一句话不是“你怎么样了”，也不是“你觉得不舒服多久了”，而是“你有什么关系”。还没来得及回答，忙碌的主任医生便立刻补充说明：“不是直接关系的话，我不看。”

在我看来，这可真是十分中国的一句话。因为所有传统中国社会的早期经典都会告诉我们，中国是个“人伦”社会；而在这个由亲至疏、从远而近的伦理网络里头，“关系”乃是种界定一个人的位置与身份的主要骨干。想要认识一个人吗？想要了解你是谁吗？只要弄清楚身处的关系网络，便可思过半矣。在这样的社会里头，一个人就是一个人的子女，一个人的父母，一个人的配偶，一个人的表哥，一个人的学生，一个人的上级，一个人的朋友⋯⋯除去这种种身份联系和人伦网络，他几乎什么都不是。我们怎样对待另一个人，也取决于我和他在这个关系网络上的相对位置，近一点便亲一点，疏一点便冷淡一些。

本来这是很正常甚至很普适的一回事，恐怕举世皆然。只不过我们国人还会把它安放在制度层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同行当都因这种关系思维而有了各自该有的“样子”。当官的就该有当官的样子，但他在做儿子时便该对父亲表现出一个儿子的样子。那么，一个做医生的人又该有种怎么样的行为规范和表现方式呢？

当一个医生见着病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有什么关系？不是直接关系的话，我不看”，我们一方面或许会觉得很自然，因为它符合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认知；可另一方面，我们又或会感到很不对劲。为什么不对劲？因为我们通常又以为，一个医生该有的样子，是生命之前人人平等，他不该以病人和他的关系之远近来判断他要不要诊治这位病人；更何况这还是家公立医院，是个以纳税人和国家收入来支持的国家建制。

我们今天相信，但凡以公款设置的机构，但凡以国家和公民之名成立的制度，都不该在办事的时候产生因人而异的情况；所以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公交车也不能因为你不是司机他爸就不让你上车。在这套来自西方的现代观念底下，关系并不重要；至少在常规制度之中不能突显关系的重要。因此，先不论医生这个专业的普遍规范，一家公立医院的医生是不该理会病人有什么关系的。

言必反西方反普适的论者，可能会怀疑这套观念会不合国情；但重点不在上述这套观念是不是洋人加给我们的，而在于当下的中国人是否都已经接受并且认同了这套观念，把它当作常识。我敢打赌，今天的中国人都会认同公共制度应该平等待人，都不会赞成身份和关系的介入。因为这个国家的建国理念是社会主义，而这个也来自西方的政治意识形态最强调的就是公平了。身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民，人人当然晓得什么是公平。

既然如此，那为何一家公立医院的主任医生会不假思索地问病人有什么关系，而且我们还都好像感到十分正常呢？

我常说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缺乏常识，而是常识的矛盾；不是价值的虚无，而是价值观念与社会现实间的断裂。朋友看病的故事，不过是此状况的又一例证罢了。它的形成，原因之一是制度设计并不真的符合它所宣称的理念。再具体且直白地讲，它宣扬平等，但反而在实际上推行且固化了另一重要身份的网络。自延安时代开始的干部等级配给制，现已变成了覆盖全面的身份体系。如今我们中国人看人，看的不只是他是谁的儿子、谁的爸爸、谁的同事，还要看他是什么“级别”。又或者你没有“级别”，但你的爸爸、你的儿子和你的同事有“级别”有“身份”。

于是，我们就能理解那位医生所说的“关系”和“直接关系”了，他的意思是你是不是某个有“级别”有“身份”的人的“直接关系”；而那个“级别”还必须够高，“身份”必须够大。一方面他好像违反了大家的常识，另一方面却又很符合提炼自现实的常识。因为我们的公立医院真的会讲究身份差异，并且是在物质层面上讲究。去年传说一时的“八成公共医疗资源用在干部身上”就不用说了，尽管官方后来说它不符实情，可始终说不出“实情”是什么。就看去年媒体拍到的吉林“白求恩医院”的高级病房，那简直是星级酒店的行政大套房。吊诡的很，这家公立医院还叫做“白求恩”，一个真正无视于身份差异的国际社会主义者。还有比这更能说明眼下中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