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瑜

（本文为徐晓《半生为人》再版序言。）

2016年4月1日

作为一个出生于中国偏远县城的70后，每当看到一些知识分子把八十年代当做黄金时代来追忆时，我总觉得很隔阂，甚至有淡淡的反感——全中国几亿人，有几个当时是在文学沙龙中高谈阔论？你们的80年代是启蒙、是觉醒、是啤酒和烟味中的灵感碰撞，但我们的80年代是贫困、是压抑、是《站台》里流离失所的青春以及《立春》里腐烂成笑话的梦想。

因此，当我被徐晓老师的《半生为人》打动时，这感动令我自己措手不及。她写的正是金色的八十年代。当然她的书里也有70年代和90年代，但是她写的70年代也是80年代，90年代也是。别人的80年代还没有到来时，她的已经到来，别人的80年代已经过去时，她的还没有过去。

书里写到了早年的北岛、芒克、史铁生等等“文化名人”，写到了80年代左右的一些重大“文学事件”，但是真正打动我的，似乎不是这些，而是——怎么说呢？一群年轻人在大病初愈的国家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友爱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无拘无束地穿行在时代的清晨。

“他的单位在市中心，朋友们路过时坐一会儿便不想走，于是办公室成了客厅，下班以后常有规模不等的聚会。不管谁来，都是面条一碗，一碗面条，有时外加六分钱一个的大火烧。即使喝酒，也只有二锅头、花生米，拌白菜心、水萝卜就是奢侈之物了……他们有时候海阔天空，国事家事天下事无所不谈；有时候话又很少，可贵在于‘一切尽在不言中’的默契，总之彼此都觉得很满足。”

“我们的小屋从不冷清，常有人不约而至，深夜十二点也有人来敲门。来的最多的是鄂复明，家里的力气活儿、技术活儿全由他一个人包了。最方便的是不用请，只要等着，不出三天他准会来。史铁生也是那时候的常客。房子小，没有沙发也没有扶手椅，专门为他准备了一张折叠椅，铁生摇着车到门口一喊，他就跑出去背他进来。”

这样的描述极有画面感。我喜欢这些画面，因为它渗透着人与人之间一种奇特的亲密关系。它不是爱情——似乎我们现在只能通过爱情理解浪漫，它也不是亲情——似乎我们现在只能通过亲情理解责任，它是一种无法界定的、多边的、流动的乌托邦式社区。它浪漫，甜蜜，嘈杂，但有着同舟共济的承诺。它在人与虚空之间砌上如此绵密的屏障，以至于后者显得遥不可及。但是，随着隐私、私人空间、身体边界感意识的崛起（又或者仅仅因为人到中年？），这种无名的、多边的亲密关系正在绝迹。人们惊恐地发现，我们所能嵌入的亲密关系如此稀薄——毕竟，爱情可遇而不可求，而亲情往往是我们被抛入的境地而已——一低头就能迈入虚空的万丈深渊。

连结这个共同体的，是无知者对未知的敬畏。徐晓书里的这些“80年代人”，好像是一群刚刚从山洞里爬出来的远古部落，外部（或者说人性内部）的文明之光芒令他们惊骇。他们贪婪地阅读，热烈地表达，迫不及待地分享他们的每一个发现。刚刚走出革命的铁幕，他们发现，唱歌可以嘶吼，写诗可以任性，浪漫是个褒义词，美好的事物无需为自身的美感到抱歉，窗外有崇山峻岭，崇山峻岭之外还有崇山峻岭，以及，人竟然可以是个人。

因此，许多人怀念80年代又可以理解。与之前和之后的时代相比，那好像是中国人惟一真正抵达谦逊的时代——之前是拯救世界与水火之中的革命激情，之后是“大国崛起”的豪迈与自信。只有80年代，短暂的80年代，人们如此坦诚地面对自己的无知，脸上的表情是羞怯与赤诚。从这个角度来说，书中那些“文化人”的可爱，恰恰不是他们的才华，而是他们的笨拙，不是他们的使命感，而是他们的盲目。

当然，《半生为人》本质上并非书写“时代”，而是徐晓老师的个人回忆录——所谓时代，不过是各种“奇人轶事”中散发出来的气息而已。

《半生为人》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徐晓写到周郿英——她去世的丈夫——的那些部分。他如何数年承受病痛的折磨，她如何以一种近圣徒般的使命感去照料他：每天给他用酒精擦身体降温、一天几次给流脓的伤口换纱布、看到报纸上“特效药”的故事后一个人飞奔千里去求人、放下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自尊去给医生塞钱、为他只能吃一口的饭菜忙碌一个上午……尽管作为朋友，我早就认识到徐晓身上强大的母性，但是书里的种种细节描写还是令我震动。爱情无法解释那种奋不顾身的投入，甚至家庭责任感也不能——于她，是本能。她心里有太多的爱需要释放，仿佛她此生最大的问题从来不是爱的勇气，而是不能找到足够大的、大到辽阔的、盛放这爱的容器。

她写她对一辆新自行车的渴望；她写她作为一个“小资女”对一个自己的房子的憧憬；她写有一天，在她不分昼夜地照顾了丈夫几年之后，突然心血来潮决定犒劳一下自己。她特地穿上“体面的皮上衣”，找到一家酒店的咖啡馆，决定像个真正的女知识分子一样在咖啡馆里读一本文学译著，消磨一个文艺的下午。但是，在看到菜单上的咖啡价格后，她落荒而逃。

她释放得太多，得到的太少。对她的诗意与浪漫而言，生活，始终欠她一个应得的回应。何止是她病逝的丈夫，还有此后延绵的命运。某种意义上，她始终是那个站在巷口等待一辆新自行车的女孩，哪怕两鬓开始斑白。唯其所求之少，更觉命运之吝啬。

书中有个一家三口在医院院子里的场景令我印象深刻，写他们全家的一个“节日”，那是在周郿英去世之前一个月。

“四月，阳光正好，我们的小儿子推着轮椅，轮椅上挂着乳白色的营养液，我们一家到医院的院子里晒太阳。他已经很久没有到过户外了，不断地说花真好，阳光真好，儿子真好。那天我特意带了儿子的跳绳，给他买了平时爱吃的白瓜子，给儿子买了紫雪糕。他坐在樱花树下，看着儿子跳得脸红扑扑的，满头大汗，一边念念有词地鼓励他，一边嘱咐我要让他多锻炼身体。对于我们这个三口之家来说，那一天像一个真正的节日”。

一个正常家庭最普通的一幕，在徐晓那里是一个盛大的节日，这可真让人心碎。但是，如果没有经历过沉重的灰暗，谁又会对“幸福”如此敏感？事实上如果你真的去凝视这个画面，它似乎果然散发轻且薄的诗意，如同侯孝贤电影中的一幕。如果说徐晓所经历的悲伤给她留下点什么，大约就是对她的敏感与力量的成全。到今天，徐晓老师的命运依然坎坷，依然遭遇各种无妄之灾，但她依然敏感、强大，更加敏感、强大，仿佛这两种品质对她来说是同一回事。

尽管徐晓的80年代格外漫长，但它终究谢幕。赵一凡的去世，周郿英的去世，北岛等人的出国，更多朋友的渐行渐远……徐晓以这本书表达她对青春漫长的告别。那不仅仅是一个人甚至一代人的青春，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国家的青春——幼稚、笨拙，但也天真、充满热望。宴席已经散尽，残羹冷炙旁，作为最后一个离席的人，徐晓独自守护着那个时代最后的、熄灭着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