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对年代没什么概念，可这两年关于“70后”被强迫记忆起来。以前，整日混迹江湖，忙得连自己身体器官的位置都搞不清楚了，哪有闲情细数自己年轮。这两年工作状态调整，突然有闲暇关照自身了。问题就出现在这里，男人一思想，全身的骨头都会酸疼。归属感和站队意识是人的本能，我对自己分门别类进行总结时，发现自己只有一个模糊的身份：70后。所以我的骨头都在酸疼。

所谓70后对我们的指称是极其概念化的，其实，我们70后已经被推到一个残酷的轴心位置：上有老，下有小，每天戴着不同的面具，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城市流浪，精神的游历并没有让我们放逐自身，身不由己背着自己的家庭，在城市的马路上划上一道又一道痕迹。我们无可奈何发现一个秘诀：我们不是给自己活着的，我活着是给别人看的。我们是职场老黄瓜了，在业务上，我们要显得很有知识很有经验；作为领导，我们被假想成成熟稳重无所不能；作为下属，我们似乎心甘情愿当不计较个人得失，遵守游戏规则的装傻族；作为家里的男人，我们永远都把自己打造成不会倒下去的硬汉，就是让孩子灿烂的笑容一直延续下去，让老婆柔弱的肩少量担一点重量；在对自己老家父母兄弟汇报状况时，从来都是公式化的回答：一切都好，好的不得了，你们不用操心，在满足亲人虚荣的同时，坚决不让他们感觉到城市的肮脏和分裂。

钞票越来越多，地位越来越高，女人越来越多，这些是70后一个身体长出的伪足。其实，我们仍活在虚空中，人过30后，像回到青春期一样，不知道自己的将来在那里，不知道自己应该去那里，自己就是四处游荡的幽灵，无家可归，寻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归宿。如果青春期是人生第一个迷惘期，那么30后是人第二个迷惘期。生存的目标和意义除了钞票，就很难寻找到第二个响亮的理由。我们只是被抽象成一个符号：我们是70后。

和上一代人不同的是，我们没有反思苦难的自觉，缺乏批判的本能，我们只知伤痕文学其意，不知其味，我们阅读卢新华的《伤痕》是无法解读出历史责任。但是，我们带着脱贫致富的冲动、文学、性幻想、意淫思维和一个男人的坚强开始没有归路的漂泊，成为城市的他者。很多70后都有类似的经历，从一个小地方向城市移民，这是和故土的第一次身份分离。我想，很多70后和我有相同的感受，回到故土，我们是谁？我们是宾客，我们很难与故土融为一体，在故土亲朋好友中，我们的身份荒诞凸现：我们是异乡人！这种角色混迹在无法倾诉的乡愁中，我们只能无可奈何成为城市和故土的异乡人。我们精神的故乡呢？很多70后如我一样，无法忍受小机关的尔虞我诈和平庸，走出传统的单位自谋职业，住地下室、租平方、租楼房，后来买房买车，后很多80后不一样，他们游历城市有亲友团支持，我们是一步一个脚印艰难在城市生存，在这个时候，我们与社会身份分离也就是第二次身份分离，我们就是城市的游民。我们是改革的亲历者，我们可以自由从这个公司跳槽到那个公司，跳来跳去我们就跳到30多了，和80后不一样的是，80后面对就是多元的选择，而70后经历这种裂变，此时，我们就开始了与城市的身份分离也就是第三次身份分离，我们就这样把自己塑造成这个时代的游民。

刘小枫发表于1980时代《读书》上《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说，“这一代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理想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这代人起初并没有想到，理想主义竟然也会有真伪之分，这代人曾经幼稚地相信，神圣的理想定然会在历史的行动中实现。”我们70后和上一代人精神游历是不同的。理想主义有真伪之分，但我们的伪理想和刘小枫所指的伪理想是不同的，70后的意淫没有那么宏大，更多是指向自身，纯粹的理想主义在身份分离中已经下岗了，我们以一个游民的姿态打家劫舍。

身份分离后的苦痛吞噬我们的精神之体，所以我们越来越紧紧裹着各种角色强加给我们的责任，我们深知，如果我们抛弃了责任，那么，我们的角色就会淹没在空气中，我们感受到身份的分离之痛，如果没有角色的维护，那我们就是这个社会的弃儿，所以我们的责任感越来越重，因为我们怕这种角色的消失，虚假就虚假吧，沉重就沉重吧。养活老婆和孩子是我们最简单的责任，我们死都不会抛弃爱我们的人，但我们可以随时抛弃我们爱的人。所以，70后的爱越来越含蓄，也越来越暧昧，在我们的世界里，我们很难再把爱当作一个项目去苦心经营了。记得张贤亮1980时代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说过：可是，这里的爱情呢？有爱情吗？去他妈的吧，爱情被需求代替了！70后完全可以把这段话照抄，成为我们对爱的注释。

身份分离后，我们无时不刻不感受到精神无所归属的迷惘，压抑者寻找倾诉的对象，所以，我们把网络当成了文化厕所，尽情宣泄暴力语言，无所顾忌的进行色欲的叙述。如果我们没有做一些事情，我们不是觉得自己很无能，我们把自己解释成高尚，与众不同，如果我们做了我们同样把自己解释成自然行为，用心理生理逻辑的知识去给行动安装合法的窗户。我们用荒诞的哲学来安慰身份缺失的迷惘心态，虚伪就虚伪吧，我们看到自己在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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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大智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