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没有上过一个大胸的姑娘之前，千万不要尝试自杀，你会后悔的。

初中时，我因为成绩太差，升不了高中，家里花钱找关系，我才“有幸”去了一个学习汽车修理专业的技校读书。

那个时代，技校是分配工作的，但是我运气不好，毕业后分配工作的名额被其他人顶了，我只得跟着我爹去做瓜果生意。

我爹是个国营企业的工人，很早就办了停薪留职，虽然他很讨厌朝九晚五的上班，但是却很畸形地希望我能有个班儿上，就像他很讨厌公检法的一干人等，却常常因为跟他们吃喝过称兄道弟过而跟其他的贩子们炫耀一样，解释一下，市场上的商户统称叫贩子，这是一个中间词，不褒不贬。

市场是一个龙蛇混杂的地方，我爸尽量不让我去接触市场上最坏的那种人，当然，市场上也没什么好人。

我在这儿学会了麻将，牌九，骰子，学会了杀鸡，剃鱼，片猪臊子；学会了偷看姑娘的内裤，在秤杆上做手脚，一眼认出人群中谁是小偷；学会了看朦胧诗，看武侠小说和听摇滚乐。

偶然一个机会，我爹得到一个信息，说是地级市的某个技校正在招生，去读三年书回来肯定能分配上一个工作，我爹很兴奋，认为机会来了，他跟我妈商量了一下，决定花钱找关系让我再去读一次技校。

我那时已经二十多岁了，我的几个初中同学在地级市的大学都读大三了，而我却要去读中专技校，而且是又读一次技校，而且两次的专业都是学习汽车修理，用现在的话来说，我可真是一朵奇葩。

然后我就真的去了这个技校，真的读了三年，我带着比这个学校里很多老师都丰富的人生阅历读完了这个只有两百个人的半拉子私立学校，过程写个三十万字的小说都嫌篇幅短。

毕业以后，我分到了一个工作，是在当地一个汽车制造厂里上班，工作是焊接汽车的底盘，俗称焊大架子。

我从小手就很巧，衣服自己会缝，迷上摇滚乐以后自学了两下吉他，还会在吉他上用刀子雕刻上外国乐队的头像意淫这是限量版，因此电焊这事对于我来说不存在技术上的问题，只是存在体力上的问题。

每天从上班开始到下班，除了中午吃饭之外，几乎脱水一般地流汗，几乎失明一般地盯着电焊的强光，几乎失聪一般听着车间里巨大的噪音，几乎窒息一般呼吸着混合了焊条被点燃之后的毒雾和空气中的颗粒状粉尘组成的空气，我周而复始地工作了三年。

我们厂当时是比较早引进计件工资制度的企业，也就是说，我把一个汽车的大架子焊起来就算一份钱，所以在钱的驱动下，我像一个机器人，不介意自己的身体被搞坏，在 1999 年的时候，我就能赚到每个月六千元的工资了。

那个时代工资卡还不盛行，每次发工资，我都对家里瞒报，给我妈四千五，然后自己留下一千五，我妈会再给我三百的零花钱，这用一千八百元钱我买了大量的打口磁带，打口 CD、乐器、效果器、音箱，当然，还给一个远在外地的姑娘买过很多小东西。

好景不长，国营企业开始改成股份制，厂长改成经理，要求工人每人入股两万元，假模假样地说我们是股东，我拼死拼活赚钱的无脑人生遭遇到了第一个“卡口”，沉醉于摇滚乐中的我当时买了很多摇滚乐的书籍膜拜，从其中了解到摇滚乐的崛起是伴随着是西方一个大变革时代一起到来的，我想，既然我喜欢摇滚乐的心也崛起了，那么是不是我们的大变革时代也要到来了呢？

改制的结果是工资迅速下降，交了两万元股金的工人还降得少一些，像我这种不交股金的，干着同样的工作，却只能拿到原来工资的一半，有的工人开始辞职，上头很干脆，当天就跟辞职的签了合同，第二天，辞职的工人们被爹娘揪着耳朵拖回工厂，求爷爷告奶奶也无济于事，老工人告诉我，自己辞职的话是没有任何补偿的，工龄也白瞎了，养老保险也没有着落，所以打死也不能自己提出辞职。

不久，工厂招来了新的工人，很多都是十八九岁的技校刚毕业的学生，力气多的使不完，每个月发一千的工资，干着比我还要多的活儿，而我的工资已经降到了两千，虽然觉得比之前的工资低太多了，但是比比新人们，我已经很好了。

我妈对我每个月给她一千五的上交款额有很大的不满，但是大形势几乎都如此，电视里天天播出下岗再就业的话题，为了表示大家对下岗很欢迎，甚至一个大脑袋的歌手竟然天天在电视上唱一首叫《从头再来》一首歌，歌词是：看成败，人声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而我却只喜欢正常脑袋的崔健唱的《从头再来》歌词是：不愿离开，不愿存在…..

金钱的刺激少了，我对工作的热情也降低了，我开始上班时大张旗鼓地听随身听，那时我严重迷上了国外的重金属风格的乐队，最爱 metallica，我给这个乐队起名叫卖套李卡，因为我认识的一个卖避孕套的哥们正好叫李卡，我常常买李卡的套子，但却没有机会使用。

每个周一到周六，我在车间里火花四溅地焊着车底盘，是很大的大巴车的那种巨型底盘，不是小轿车的，所以工业味儿更浓，我的耳朵里塞着耳机，听着卖套李卡乐队的失真音色的五和弦套子，很有种重金属与现实结合，梦想与音乐永隔，今朝有酒必须今朝喝的感觉。

某个下午，由于我塞着耳机，没听到焊机的故障声，使焊机带病坚持工作，导致半个厂区断电，造成了工厂的经济损失。

厂里很仁慈，没让我赔全款，只让赔一半，一半就是一万五千元，现在听上似乎不怎么多，但当时，我们那个县级市房子均价是 700 块钱一平米。

我没有跟我妈说这件事，因为我觉得我挺大一个人了，自己能解决这事，我史无前例地跟厂子请了一个假，说要去在外地出差的老爹那儿去拿钱，然后我买了一张去上海的无座火车票，站着去了上海同济大学，找到了那个我总是给她买小礼物的姑娘。

那是我第一次到上海，已经好几年没见姑娘了，我们只是书信来往，她发育的不咋地，胸跟我的差不多大，姑娘带我去吃的西餐，我当然是吃得驴唇不对马嘴，结账时看着服务生递过来的用来夹钱的皮夹子茫然不知所措。

姑娘很平静地跟我说，我知道你喜欢我，但是咱们最好还是不要在一起，因为，我是要出国的。

我点点头说嗯，出国很好，出国不错，出国比在国内好，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姑娘出的是哪个国，有什么好。

告别姑娘之后，我直奔上海郊区的某个瓜果市场，全国的这类市场的构造布局都大同小异，我轻车熟路地找到了市场里的地下的小赌局，虽然多年不玩牌，但经过一夜鏖战，我还是用六千五百块钱的本金是赢了一万块钱。

我把那些从李卡那儿买来的避孕套扔进了垃圾桶，心想，虽然情场失意，但是好歹赌场得意，这样一来，回厂子还能继续混下去，也算不虚此行吧。

不料到了上海火车站附近，我遇到一班贼，光天化日他们把我围在中间，其中一个用一个硬东西顶住我说，把钱都拿出来。

我不知道是偶遇他们，还是他们压根就是市场上的人，虽然我预计他们不会在白天持枪将我击毙，但是我却不感验证我的预计，因此，我不得不拿出我所有的钱，连本带利。

幸好我提早买了返程的站票，我还能回家，本来我是打算好了赢了钱要把站票换成卧铺，尝尝卧铺的滋味，但而这样一来，在火车上我连方便面的滋味都没有尝到，只喝了一个路人甲丢弃在洗手池旁边的方便面的剩汤，现在想起来，我也不觉得恶心，你需要的时候，那就是最好的，然后我就站着睡过去，站着发起了烧，烧着下了火车，打电话给我的吉他学生，他就骑摩托车来火车站接了我。

所谓我的吉他学生，其实只是一个刚来厂里不久的农村孩子，他知道我会弹吉他，死缠烂打要跟我学，我从一本叫做《我爱摇滚乐》的杂志里给他邮购买了一把吉他，当然他不知道我黑了他五百块钱，我当时也不知道这本杂志黑了他一千块钱，但是他抱着那把这把总价三千块钱实际也就值一千五百块钱的吉他乐不颠儿地天天在家里练，而且无耻地每个周日下午都骑摩托车载着我跟我到一个烂尾楼里教他弹琴美其名曰乐队排练。

我很烦他，因为他什么都不懂，连遗精这事儿都不懂，给他书他也不看，让我给他讲，我长得很像是生理卫生老师吗？但是，我又有点需要他，因为毕竟他是我们这个小县城里唯一的另一个弹吉他的人，他的存在，从一定意义上，可以减轻我的孤独感。

我继续回厂里上班，然后到处借钱，但由于我平时不与任何人交往，因此我一分钱也没有借到，有两次，我试图跟我妈开口提辞职的事，而我妈，无论我跟她讲什么，她都会迅速地截住我的话题，说，不要学你爸……有个单位上班多好？安安稳稳地多日子不好吗？前几天不是有人给你介绍了一个会裁衣服的对象吗？你应该去看看，闺女挺好的，能自己赚钱养活自己，还有你少听那些哼哼呀呀的外国歌，没什么好处…….

车间主任三天两头找我谈话，内容无外乎就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之类的，我其实也想过再去某个地方的市场再找个赌局试试手气，但是，我没有了本金，肯定是没法翻身的。

虽然我没过过什么好的生活，但我也厌倦了这种生活，好吧，就算我翻本了，把钱还给厂子，又能怎样，我不用去焊那些车的大架子了吗？主动辞职的话，养老保险怎么办？以后吃什么？我妈期待的眼神怎么办？真的找个会做针线活的对象结婚生孩子？或者去跟那个左手指肚上全是老茧，却只会弹一个 c 和一个 em 和弦的我的吉他学生组乐队去混北京？

我到平时常去买氯霉素眼药水的药店去买了两瓶安眠药，卖药的姑娘胸很大，我和吉他学生私下里都叫她小奶牛，小奶牛对我说，布，你买这么多药可别自杀呀，你们厂里不是效益挺好吗？怎么你也失眠？我说，嘿嘿，钱太多了，不知道该怎么花呀，愁的睡不着觉，要么你帮我花花？

回家后，我对我妈说，妈，车间主任说我表现好，派我去 y 市学习，可能回来后会坐办公室，这几天就不回来了，我妈很高兴，给我把家里的馒头用油煎了煎，又抓了两把生花生给我，说拿着路上吃，好好学。

傍晚，我到县城最大的酒店开了个房间，听着卖套李卡的 fade to black，先是把我妈给我炸的馒头干都吃了，然后又把那些生花生都吃了，我想起电视里那些死刑犯最后一餐都是吃自己最爱吃的东西，这是我最爱吃的东西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事太多了，管他呢，吃完这一顿，以后我什么都不用知道了。

吃饱喝足，到了吃药时才发现我吃的太饱了，所以我不得不喝了好多水才把两百片安眠药吃进去。

然后我躺在床上，想起来我爱的那个姑娘，当时我有个诺基亚的手机，比二哥大先进一点的那种，我给她发了个短信，说，来生再见，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尿急，于是我就起来跑了个厕所，再回到床上时就打不起精神了，我有过一闪念对这个世界的留恋，但是很快我就进入了睡眠前的那种身体像一盘沙粒，就要散开了的状态，这时，我听到她回了一个短信的声音，但是我已经睁不开眼看了。

是的，我自杀了，我活够了。

在那段日子里，我想，就算有人劝我说，你妈会心疼你，你爸会心疼你，你对不起你养活你自己的父母什么的，我也会嗤之以鼻，我会说，我感受不到，我只感受到压力和生活无意义。

后来我好像被一个人的哭声吓醒了一下，但我睁不来眼，世界是一片水泥的颜色，迷迷糊糊地听见好些人大呼小叫，声音像是加了混响和延时的效果器，然后我又迷糊，然后就是不断地迷糊，迷糊，迷糊，迷糊，迷糊。

写这么多迷糊不是凑字，是一个迷糊代表一天，后来我的吉他学生告诉我，我迷糊了一个星期，他还问过我妈，如果我醒不过来，可不可以把我的打口磁带和 CD 都给他，他说，我妈的沉默让他感到害怕。

接下来是很庸俗的桥段，我没死成，又活了过来，是酒店的服务员救了我，我虽然开了三天的房，但是我很土鳖地不会在门上挂“请勿打扰”的牌牌，她进来打扫房间，发现我昏迷不醒，所以我送到医院，医生从我的兜里发现了安眠药的瓶子，还有我的手机，还有我发的短信，然后，就给我输了很多营养神经的药物，跟我妈说，希望运气好，希望会醒过来没啥事，但是，如果运气不好，脑子会死亡，会成为植物人，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无法体会我妈的心情，但是我知道我妈七天七夜在我床头守着，她的头发迅速变白，她跟我喋喋不休地说话，生怕我就此一睡不醒。

由于我强壮地劳动人民的体魄，我完整地活过来了，所有应该记住的人的名字都还记得，所有应该记得的和弦一个也没忘，我在病床上还能能记得当晚我听的那首卖套李卡的歌：

NEVER CARED FOR WHAT THEY SAY

NEVER CARED FOR GAMES THEY PLAY

而且我还记得我欠厂里的一万五千块钱的事。

我明白，既然我妈都知道了，她会还的。同时我在心里说，以后赚了钱，我会还给她的。

这就是我跟买桃李卡的故事，那个初冬的晚上卖套李卡陪伴我睡过去，又醒过来。

我像是一张被卡了口的碟，被一个服务员捡起来，放进医院这台 CD 机里，稍稍涂点光盘修复液，还能放出声来。

我妈帮我去办好了所有辞职的手续，我不用去做电焊工，买了一个二手相机，开始学习摄影，同时也学弹琴，学画画，跟着各种演出团体走穴，弹琴唱歌拍照画海报混口饭吃，虽然活的也很狗屎，但是却不再想死。

2013 年的夏天，metallica 来到了上海，我置身于九千铁托之中，回忆起那个打了口的年代，回忆起二十年前我和打口的卖套李卡乐队相遇的那个时刻，回忆起工厂里那些屁大点的事，回忆起我曾经想一睡不醒的那一夜，我有些后悔，但却不觉得自己幼稚和恶心，就像那晚在火车上的方便面剩汤，你需要的时候，那就是最好的。

最后必须交代的是，我后来狠狠地上了 n 次那个药店的小奶牛，因为那晚我吃完安眠药后收到的那个短信是她发的，她说，布，晚上失眠就来药店找我吧，我想听你弹琴唱歌。

每次上她，我都会用卖套李卡主唱的金属嘶吼唱法重复着一句话：怎么不早说？怎么不早说？

来源：art吕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