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费曼是物理学界的奇才，他的一生就是一本书，一本趣味无穷、引人入胜的大书。费曼曾经这样说道，冯·诺伊曼给过他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你不必为你身在其中的世界负责。自那以后，费曼没有了生活中不可承受之重，他成为一个很快乐的人。还得强调的是，费曼的天性或许就是如此，而冯·诺伊曼的话只是给了他一个理论上的借口而已。纵观费曼的一生，他做任何事都有滋有味，乐在其中，科学——尤其物理学——是他的至爱，科研之余，他则不时会以有趣的事情来点缀生活，开密码锁，击巴西鼓，乃至跳舞绘画，每一样他都拿得起放得下。如此说来，在费曼的生活中没有神圣的目的，科学对他来说只是一场好玩的游戏而已，他似乎就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这样的科学家，能让我们充满敬意？提出这样的问题或许太沉重，还是从费曼生活中的事情说起比较好。
费曼曾在巴西的里约大学兼职教过理论物理学。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他的学生可以把物理学中每一个概念的定义背得滚瓜烂熟，但却不会用这些定义去分析实际现象。比如可以背出偏振光的角度和方向等等，但面对生活中的此类现象，却是一问三不知。为什么学生被教成了这个样子？因为他们是为考试而学，而考试的方式就是默出定义和公式，并且根据它们来算题目。他们就是这一教育制度下的产品。这样的科学教育，在费曼眼里，毫无意义，纯属荒谬。学期结束之际，应学生的要求，费曼要谈谈他在巴西的教学体会。由于是来自美国的一位大教授作报告，因而大厅里座无虚席，作为开场白，费曼先是给科学下一个定义，科学是什么，科学就是对自然行为的理解。然后他问，为什么要教科学，当然有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可讲，比如说，为了国家的强大，为了人类美好的未来，等等，这些道理费曼全懂，说得也不比别人差。但是，费曼真正想说的其实是，“我们搞科学，应该有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一个不那么傻里傻气的理由；而不是因为别的国家也搞科学。”这才是一句大实话。从事科学的理由就在于科学本身，正如生活、读书、恋爱的理由就在于生活、读书、恋爱本身一样。当我们用种种貌似神圣的目的去伪装它们时，其实就使科学、生活、读书、恋爱这些本该纯真的东西不幸变了味。
变味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在巴西，没有像样的科学教育!费曼的话让在座的官员、教师好没面子，但有事实为证。费曼说，他来巴西，发现小学生都在书店里买物理书，这里的学生起步显然要比美国的儿童更早，但巴西却找不到真正的物理学家，这事岂不让人琢磨？于是，费曼打了个比方。他说，这就好比一位希腊语学者来到另一个国家，发现这里大家都在学希腊语，连小孩子都在学。他去问一个正在攻读希腊语的学生，“关于真与美的关系，苏格拉底有些什么看法？”想不到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却问倒了这位学生。于是，他换了一个题目。“在《第三篇对话》中，苏格拉底对柏拉图说了什么？”这个学生顿时口若悬河，一字不差地全部背了下来，用的还是漂亮的希腊语。我想，读者一定看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来有这么一种教育，它完全以书本上的内容作为学习目的，丝毫谈不上个人对此活生生的见解。这样的教育，后果岂不相当可怕？费曼说的是巴西的教育，但在我们周围，这样的教育岂不也是深入人心？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做得更地道，因为就连针对真与美这样的问题，答案也是可以预先背出来的呀。高中的作文模式，老师不就是这样来教学生的？难怪到了大学里，这些学生只会到书本中(其实也是网上)去寻找论文的内容，满篇都是空话套话，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来写下自己的切实感受和理解。
于是，在这样的体制中，大家考试过关，再去教别人考试过关，但却没有人理解任何东西。这就是费曼对巴西教育现状的总结。因为费曼是在美国政府的一个项目资助下来到巴西工作的，回国后，美国教育部也要费曼写一个报告，谈谈在巴西的经历。于是，费曼把座谈会的内容也写进了报告里。后来，费曼得到的小道消息是，教育部的官员对此大为不满：“把这么一个幼稚的人派到巴西去，有多么危险。傻乎乎的家伙，他只能制造麻烦。这里面的问题，他不明白。”是的，作为科学家，费曼确实不明白许多官场上的潜规则。但在费曼看来，教育部的官员看到一个什么课程表，就会把此说得天花乱坠，那才叫幼稚呢!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幼稚？这问题还真不好回答。当然，一个明摆着的情况却是，费曼这样的人在官场上绝对只能是淘汰对象。但我们的社会若只有官员的逢场作戏，他们的特长就是把一个政绩工程说得天花乱坠，可以推测，那就绝谈不上有民族的真正崛起以及人类美好的未来。
再来说一件事。20世纪60年代初，费曼走马上任一个新差使，为政府部门审查中小学教材。事情的缘起或许与当时苏联卫星上天有关，美国政府意识到了竞争压力，可不能让实力输在起跑线上，看来这事得从教育开始抓起。于是请来了如费曼这样的大科学家进行出谋划策。天哪，那些书加起来有300磅之重，摞起来有17英尺高。在那段日子里，费曼整天坐在地下室里工作，为这些教材进行打分。终于到了开会讨论的时候。费曼打的分数经常与别人打的分数相差较大，对此费曼就得做出解释，他能说出第几页、哪句话有所不妥，他打分的理由就基于如此具体的内容。有一本书，别人要费曼谈看法，但费曼说他没看到这本书，不能谈看法。主管此事的人赶紧解释，这本书还没编完，出版社只给了一个封面，里头都是白纸，正式样书过几天才能到。但是，那本无字书，十个委员中居然有六个给出了分数，有些给出的分数还不低呢!这岂非咄咄怪事？费曼这才明白，原来有人是可以这样来打分的，甚至连翻都不需要翻一下!这事让那些委员好不尴尬，说白了，他们的大量精力就放在收书、看各种报告，然后开会上。而费曼却是坐下来自个儿看完所有的教材，然后打分，他从不需要出版社的各种报告，他只相信书本身，因为最终只有书才是面向学生的，而不是有关部门写出的报告。不由得又想到眼下的实情，在我们的周围，费曼这样的人简直是稀罕品呢，好多人的工作风格不就像那几位事后才遭戳穿的委员？尽管我们不乏在各种场合听到类似“民族重任”这样的慷慨之言，但对比之下，谁才是玩世不恭呢？
美国教授的跳槽是常事。费曼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时候，芝加哥大学想方设法要吸引费曼跳槽，他们给出了一大笔薪水，是当时费曼薪水的三四倍，这可不是一笔小数字。但费曼谢绝了，理由是，若有这笔薪水，“我将有能力做我一直想做的事——找个迷人的情妇，为她买一座漂亮的房子，给她买好东西……用你们给的这份薪水，我必定真的会这么做，我知道那会是什么结果，我会为她操心，挂念她在干什么，我们会吵架。我回家的时候，又会如何如何。这些闹心的事儿，会让我寝食不安，会让我心情不快。我搞物理也搞不好了，一切都将是一团糟！……因此，我已经决定，我不能接受你们的好意。”费曼的理由听起来似乎又带有那么一点玩世不恭的味道，一个正儿八经的教授会说出这样为自己脸上抹黑的理由？实情倒在于，费曼喜欢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氛围，这里有一流的人才正在做一流的研究，呆在这里，费曼不时能听到科学前沿传来的激动人心的发现，这才是费曼真正想要的。但费曼说的理由确要比那些用高尚的动机包裹起来的理由更朴实，他想说的无非就是，他对科学的喜爱就因为科学本身，任何貌似神圣或干脆就是世俗的理由都不能让他对物理学的钟爱有所分心。
费曼活得率性而自在，他从不故作正经，也不会用大而无当的词汇来装饰自己或装饰任何东西。在列举了费曼生活中的具体经历之后，本文无须再画蛇添足，若再一本正经地给费曼套上些什么好听崇高的词汇，或许倒是对费曼的不恭呢。但无论如何，我的心里对费曼充满敬意。
来源：陈蓉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