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宏
在我的记忆里，故乡是青灰色的，那是太行山的颜色。
大学期间，我和同学们一块去看电影《老井》，那是已故导演吴天明先生的一部优秀作品，也是张艺谋第一次出任主演，可能是他长得实在太像农民了吧，我猜想，反正我几乎第一眼就接受了这个角色，并且在整个观影过程中都处在一种莫名的兴奋和焦躁之中。命运有时候很神奇，我没有想到的是，二十多年后，我和他居然在乐视相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同事。
兴奋是因为熟悉，焦躁也是因为熟悉之后的对剧情的紧张猜测。电影里的每一个场景我仿佛都亲身经历过。演员们的动作、眼神、台词、表情，电影的道具、场景和故事，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八○后和九○后对这部电影估计没有任何了解，即便是一些七○后也不见得有印象。因为它描写的是一个极度缺水的太行山村庄在寻找水源和改变落后过程里发生的种种悲欢离合。我恰好也算是这样的故事的亲历者。
出河北省会石家庄向西大约十五公里，有一个县城名字叫获鹿。请注意，这个“获”要读“huai”(怀)的音。相传两千多年前秦汉时期，韩信领兵行军至此，三军缺水，他便命令手下去寻找水源。接连派出几组人都没有什么收获，于是韩信决定亲自出马。在某一处他发现了一头白鹿，于是弯弓搭箭，一箭射伤了白鹿。白鹿负箭逃跑，韩信策马急追。倏忽间白鹿消失不见，而随后赶到的韩信却意外地发现了一眼泉水。为了纪念这个略显神奇的经历，此地被命名为白鹿泉。后来设县，也因此起名鹿泉县。到了唐朝安史之乱时期，为了全力剿灭安禄山、史思明，河北的很多地方都被改了名字，鹿泉改名获鹿（抓获安禄山的意思），与此有相似经历的应该还有束鹿（绑住安禄山）、巨鹿（抵御安禄山）等等。而“获”之所以读作“huai”，完全是因为当地方言所致。
一九六八年，我就出生在这个县城的一家医院。因为出生那一天新闻里播报：全国最后一个革命委员会，新疆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从此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于是爸爸给我起了“刘建红”这个名字。直到上初一之前，我一直觉得这个名字有些女性化，便擅自做主，拿了家里的户口本跑到派出所，给自己重新定名：刘建宏。当时，究竟是用“宏”还是“洪”，我还真的踌躇过一小会儿。看《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可是响当当的人物，而且跟我一样也是小眼睛，不过最终，宏大、宏伟这些好听的字眼还是更有说服力。
我们那几代人，名字大多如此。建宏、建红、建军、建新、建国、建立都是建字辈。立国、立新、立军、立民都是立字辈。此外，张斌、王斌、刘斌、李斌、杨斌都是斌字辈，还有国旭、国军、国庆、国立都是国字辈。不仅名字相仿，经历也大致相同。五十年代的都经历了“文革”，六十年代前几年出生的也都赶上了上山下乡。
我是一九六八年出生，却也赶上了上山下乡，不是因为政策，而是因为我的父母。
我父母来自获鹿县的同一个村子——栈道。就是成语“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栈道”这两个字。不过此“栈道”非彼“栈道”。这个栈道是坐落于太行山里的一个村庄，距离县城虽然只有二十里地，却已经四处环山，交通很不方便，在没有通公路之前，甚至汽车都开不进来。尽管如此，栈道规模可不小，因为它有七百多户，三千来人。
因为父母那时候两地分居，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所以我在上小学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都被送回这里，在姥娘（也就是姥姥、外婆）家长大。
这是一个贫穷的山村。我童年里最强烈的记忆，就是吃饭。夏秋两季尚好，一天三顿饭，大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一到冬天，噩梦便开始降临，因为担心青黄不接，家家户户都得算计着过日子，于是，三顿饭改成两顿饭。第一顿类似于现在很流行的早午餐（brunch），不过餐桌上可没有牛奶面包，玉米面或是小米、红薯、胡萝卜粥、老咸菜、玉米面饼子几乎是标配，第二顿饭在日落之前，吃的和早上没有啥区别，最多就是把饼子贴在铁锅上，那样吃起来更脆、更有嚼头，还有就是把红薯焖在柴火堆里，那样出来的烤红薯香嫩可口，还有糖汁溢出。我跟陈晓卿说，你拍摄的《舌尖上的中国》因为少了这道美食，打了不少折扣。
不过周而复始的煮红薯、蒸红薯、烤红薯终于破坏了我的胃口，到现在我在饭桌上看到红薯仍然避之唯恐不及，倒是小时候不喜欢吃的胡萝卜，现在还能吃上一点。人们如此节俭，道理很简单，谁家的粮食都不富余，如果不能挨到第二年新粮下来，那可能真的只有锁上门外出逃荒了。那时候，遇到逃荒的饥民在门口要饭，姥娘也最多让我拿半块杂粮饼子给人家。玉米面饼子舍不得，白面馍馍咱自己都看不到呢。偶尔跟姥娘一块去县城，我回到妈妈那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碗橱，翻一翻看看能否找到馒头。偶尔发现了一次，心情也极为矛盾。好啊，你们居然背着我吃白面。当然，我自己是决不会放弃这样一个大快朵颐的机会的。一天两顿饭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完全处在饥饿状态里，哪怕刚刚吃完，也没有啥满足感。不开玩笑，冬天里，我整个的念头都是想吃饭。
栈道的饥饿和贫穷由来已久，久而久之，就产生了一些故事代代相传。说一家有兄弟两个，小时候吃饺子，哥哥总喜欢吃馅不吃皮，弟弟则闷声在一旁把饭吃个精光。长大分家，败了家的哥哥找弟弟借口粮，弟弟说，你等着，去外面扛回来一麻袋粮食给了哥哥。哥哥问里面是什么，弟弟说，当年你吃饺子剩下的皮，我都给你晒干了留着呢，拿回去吃吧。这个故事现在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其中颇多不合逻辑的内容，但农村里流传着大量类似的故事，不为逻辑，只为最基础的生活道德教育。
我也有过吃糠的经历，好像只有一次，但那个滋味真是永生难忘。一口糠饼子进口，慢慢咀嚼，最后留在嘴里的就是真正的糠了，无论怎么努力都难以下咽，一直卡着，粗喇喇地刺痛了嗓子。
栈道的人们住窑洞、种旱田，仿佛已经习惯了老天的刻薄和吝啬。这里雨水极少，地下水也难以寻觅，谁家如果有一口真正的水井，便如同今天的亿万富翁一样拥有先天的优越感。多数人家喝的是涮街水，它虽然是井水，却是从旱井里打出，也就是下雨时人们收集起来的地表水。这种水浑浊，还容易有异味，于是很多人就用从山里捡回来的一种石头做净化器，类似于明矾一样。每逢下雨，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水桶接到水檐下，接满了一桶，再冒雨换第二桶。水真的比生命还宝贵。
在大学里，我开始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关于人类与自然以及环境的关系，他的很多观点都对我很有启发。他说：“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每一个世界历史民族所寄托的特殊原则，同时在本身中也形成它的自然的特性。”
由于最初生产力的低下，人和自然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顺从，更演变成一种敬畏。某种意义上讲，自然环境就决定这个地区人们的生产方式，也造就了这些人的宗教、文化、哲学，包括科学。
这样的观点很容易地就被我接纳，因为环境对人的制约、束缚，确实显而易见地存在。这里的人们通常是善良的，人与人之间都是亲上加亲，七大姑、八大姨地交织在一起，栈道很长时间里只有王、刘、高、赵四大姓。这里的人通常也是勤奋的，如果不去耕耘，就只能被饿死。偶尔也会有懒汉，首先他要不断接受来自长辈的训斥，其次他也要时时面对贫苦的威胁，这类人通常娶不上媳妇，贫病交加而亡，死后还会成为别人家教育自己孩子的反面典型。这里的人也是木讷的，他们多数人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最远就是去县城或是省城。失去了眼界，他们也失去了好奇心、创造力，因为世界在他们眼里从出生到死亡，根本就不曾发生什么改变。但有时候他们也会突变，贫穷经常会让他们无所顾忌，一旦心里的恶魔被唤醒，他们也可能邪恶、狠毒和狡诈。环境塑造了他们，也决定了他们。
老人们告诉我，抗战期间这里是三不管地带，因为实在太穷，没有啥油水。在我家东北面的山上，还有据说是日本人主持修建的战斗堡垒，我爬上去看过，虽然被遗弃多年，但结构确实有些复杂，不过这个堡垒还没修完，日本人就回城了，由此可见栈道得有多让人失望。但隔一段时间刮刮地皮还是可以的。所以，那时的栈道只有一个村长，无论是日本军队、国民党军队还是游击队来到这里，都由村长出面对付。大家都来要税，于是全村人就提前凑上一笔，因为没有地方保管，村长就把钱放在麻袋里，让自己的瞎子大嫂坐在屁股底下，瞎大嫂自从失明之后就一直是坐着睡觉，她并不知道自己坐的是全村人的救命钱。
给钱就是良民、顺民，还能过生活。也有隔壁村的年轻人偷偷地杀了一个来“扫荡”的日本兵，结果全村被日本人报复性屠杀，几乎没有留下活口。
妈妈也告诉过我，她小时候，家里就经历过一次险情。半夜三更，突然从窗户外伸进来一只握着手榴弹的手，外面的声音幽幽地说，把你们家的驴交出来。对于手无寸铁的山村百姓，他们除了乖乖地把家里仅有的大牲畜交出去，还能有什么选择呢？
龙应台说，国家走了一段弯路，对你来说，就是毁了一生。栈道的人们就这样唯唯诺诺地过了一辈又一辈。栈道也在这样的唯唯诺诺里过了几百年的贫困生活。
对于贫穷的另一个深刻记忆是某次出殡。那时候我应该已经上了中学，寒假回去，有一天被号哭声吸引到门外，只见几个男女老幼号啕着扶着一辆手推车从我面前经过，出殡的景象我不陌生，但那一刻还是重重地打击了我。平板车上死去的应该是一个老者，他被草席包裹着，只露出一双穿着旧鞋的脚，很显然这是一个赤贫之家的丧事，他们买不起一口像样的棺材，哪怕是传说中的“狗碰”（就是那种用极薄的木板做成的棺材，甚至经不住狗的一碰）。瞬间我的胃痉挛了，我感到全身发冷，通体不适，过了两三天才有吃点东西的胃口。而据姥娘告诉我，东沟（山洪泛滥之后冲出来的一个自然水沟，平常是没有水的）就是村里扔孩子的地方，谁家孩子死了或是不想养了（多数是因为孩子多，实在养不起），就把孩子趁着半夜扔到那里。孩子或者饥寒而亡，或者被各种野兽叼了去。
尽管贫穷是一种挥之不去的记忆，但当我长久地离开这里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它竟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对它的了解越多，对它的爱和感慨也就越多。
哪怕是当初那些刻骨铭心的贫穷和饥饿，到今天也变成了温馨的回忆。我同样还能记得冬天的夜晚一家人吃完晚饭，钻进被窝，挤在炕上，听大人们聊村子里的各种故事(其中很多都是半神半鬼的故事传说)是一种快乐。而在夏天的夜晚，坐在院子里纳凉，一边看满天星斗，一边听大人们聊天下大事也是一种享受。因为有了收音机，因为走出去的人开始多了，村里人偶尔也会聊原子弹、人造卫星和外面的世界。我经常好奇地看着天空，猜测着哪颗星星是播放着《东方红》的人造卫星。
夏天的夜晚，另外一个游戏也是迷人的。那就是把树苗的细管剥得很薄，然后去捉萤火虫，放进去制成灯笼。
一群孩子在一起玩耍，突然间，就会有一个玩命地跑向鸡窝，因为母鸡下蛋了，拿着还带着母鸡体温的鸡蛋，我们要向大人高兴地汇报。大人们则赶紧接过来，放到篮子里。鸡蛋的数目很清晰，因为在农村，鸡蛋是硬通货。谁家产妇坐月子，谁家过事儿，鸡蛋都是最重要的礼物。当然还有供销社，拿鸡蛋去供销社就能换回你需要的酱油、醋、火柴、针线以及食盐等生活必需品。极偶尔，大人高兴了，会奖励你一个摊鸡蛋，那可是比过年还要让人兴奋的事情。时至今日，我再也没有吃到小时候那么好吃的鸡蛋，不论是广东清远的走地鸡，还是到处都有的柴鸡蛋，都没有了那时候的味道。那就是我的“珍珠翡翠白玉汤”。
农村的孩子是不能随意闲着的，每个年龄都有每个年龄的活计。我干的第一件事是剜猪草。拿一个小柴筐、一把小镰刀，就可以去田间地头了。和小伙伴们一起，容易因为玩耍而忘了干活，眼看着要吃饭了，怎么办？很简单，从石头里找点最轻的那种铺在筐下面，在石头上再铺上一层猪草，这就算完成任务。家里大人问起，把筐展示给他们看，而到了猪圈边上，把草往里一扔，石头找个地方倒掉，今天的活计就算完成了。
也有偷不了懒的时候，有一年寒假我和哥哥回了栈道，大人们给我俩一人一个柴筐，我们的任务就是去地里把收割过后的玉米根叉捡回来当柴火。哥哥长我四岁，他用大筐，我用小点的，一天上午下午去地里两趟，回来分头堆放，看谁捡得多。结果我俩拾回来的两垛足够全家烧几个月的。
孩子虽然小，有一些活计还非孩子莫属。比如修窑洞。姥娘家院子里坐东朝西的那几孔窑洞就有我的功劳。栈道的窑洞修在黄土层，分为两种，一个是土窑，一个是石窑。原理虽然一样，工序却有所不同。姥娘家院子里，刚好两种都有。我参与了修石窑的过程。砌石头窑洞的第一道工序是先起墙。在黄土中挖出墙的缝隙，用石头砌起来，大约两米高，然后用木头搭成拱形，再用石头砌成类似于石拱桥一样的拱。接着用小石头把大石头之间的缝隙填实。撤掉木头，石窑的主体架构就算完工。下面就是我出场了，此时的石窑还是实心的，石头墙之内还满是黄土。我的任务就是把黄土一点点地挖出来，直到挖出的空间足够大，再由大人接手，挖掉剩下的黄土。
冬天里的最大乐趣是逮鸟。特别是雪后。饥饿的小鸟经常到院子里觅食，我们扫开一片雪，倒上一点干粮渣，再用拴了绳子的小棍儿支起一个簸箩，我们则牵着绳子的另一头躲在屋子里，屏住呼吸，专等小鸟上钩。现在，任凭我如何回忆，都不记得我们是否真的逮住过小鸟。因为我从来不记得后面的故事了。
鲁迅在《社戏》以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描写的景象对我并不非常陌生。当然，栈道没有南方的清秀，却有着自己独有的雄浑。
一九八九年春节，我和大学同学爬上了村子背面的山峰，俯瞰栈道，我惊讶地发现在村子的西面，韶山（巧了，我的家乡也有一个韶山，但肯定没有毛家湾）宛如一面屏风挡住了西去的出口，而整个村落像一只凤凰一样铺陈在四面大山中间的盆地里。我第一次觉得我的家乡原来真的很漂亮。后来我听三舅说，他查了县志，了解到大约北宋年间，一个姓王的男人爬上了峭壁，发现了群山环绕的这里，于是便定居下来，后来陆续有人前来投奔，逐步到了今天的规模。我猜想那个时候栈道应该是水土丰美的，否则也不会吸引那么多人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气候发生了变化，才让已经扎根于此的人无法逃离。
其实，哪怕贫穷也不能完全摧毁人们的精神。一个特殊的例证就是这里的人对戏曲的热爱。高晓松说“汉人没有音乐”，这个说法我部分认同，但也有一部分不大同意。在栈道，人们是曲不离口的。结婚的时候大家唱戏，生孩子过满月还是唱戏，家里办丧事出殡埋人照样也得唱戏，更不要说逢年过节了。每年春节，村子里有没有戏是一件大事。富裕的时候，就请戏班子来唱；不富裕的时候，就自己组班子唱。我父亲六十年代初因为工厂停产，回农村待了一段时间，因为会拉胡琴，跟着一个草台班子表演了几个月。后来，他能拉下整本的红色京剧、样板戏《红灯记》。我三舅某年春节也是粉墨登场，饰演了一个喜剧人物，这件事至今还是我们家庭聚会的话题。我分析，之所以汉民族音乐不够发达，多多少少和我们农耕的劳动方式有关系。一个在田间劳作多时、精疲力竭的人，晚上是无暇再顾及音乐和舞蹈的，这和游牧民族完全不同。游牧民族甚至是哼着、唱着就完成放牧了。我曾经在中学时代尝试过帮家里人收割麦子，这是农活里最辛劳的一种。弯着腰，抬着头，一捧麦子，一把镰刀，一垅下来，不仅大汗淋漓，腰都几乎直不起来了，更何况这还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现在我经常涌起带自己的孩子回农村体验生活的冲动，但发现已经根本不可能。那是我的故乡，却不再是他的故乡。即便是我，也已经受不了农村的艰苦了，我会发现我无法去厕所，尽管那里的味道我小时候早已经熟悉。甚至那时候，村里人去厕所都不用手纸，随便从地里捡两块土坷垃，利用解大便的时间把土坷垃磨光滑，就是最好的手纸。我也接受不了农村生活的各种粗粝了，我知道我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我了。
大概四十岁前后，我好像经历了自己的所谓中年危机，那段时间我经常会想，自己死了之后是不是该埋在老家呢？我是不是现在就该回老家盖一个宅子呢？要知道大概只是十多年前，父母考虑到我们应该不会再回去了，才把村里的房子卖掉了。
现在看来，离开就是永别，我应该是永远回不去了，那片家园，只存在于记忆里、脑海中。我也终于明白，我的童年是我的，不是孩子们的，我的故乡是我的，不再是他们的。尽管我常常遗憾，他们失掉了很多我们那个时代的童年快乐。想来，这应该是很多我的同龄人共同的遗憾和失落吧。
本文选自作者新书《上半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