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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国人走出了国门，不是探亲访友，探险旅游，就是公务考察，正式出访。除了参观、访问外，出国人士还要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购买礼品。于是，每个出国人士都会遇到三个头疼的问题：到底要不要买礼品回去送人？买什么样的礼品比较合适？卖多少份礼算是合适？

回国要送礼，这是肯定的。无论是出国旅游，还是单位领导派你出国，从情理上讲，应该买点东西送送领导，或是跟领导拉近乎，或是表达感激之心。再说，平日受领导关怀，总找不出合适的机会表达谢意，出国便是再恰当不过的时机了。还有，办公室同事、街坊邻居平时相处得都不错，趁出国送点礼，既自然又恰如其分地表达了相互的友谊。如果是领导干部出国，不仅要考虑同一个领导班子的成员（如党委常委）的协作关系，还要感谢下属平时对自己工作的支持。

无论对什么人来说，购买礼品送人，实在是一件令人绞尽脑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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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礼品实在让人伤透脑筋：

首先，经济承受能力有限。

如果是出国旅游，光付给旅行社的钱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欧洲游一般在18000元以上。如果是商务考察，公司负担的费用也是有限的，不可能给你余出很多费用。如果是正式访问，往往是往访国政府负责全部的食宿和交通，我国政府所能支付的只能是平均每人每天10美元左右的公杂费。但这些公杂费是供你支付各种小费和临时出现的交通、电话等费用。唯一发给个人的是每人每天5美元的出国补助费。出国10天以内，每人只有50美元的出国补助，约合人民币不到370元。这些钱连给家人买东西都不够，怎么能谈得上给领导、同事买礼品呢？

其次，买什么礼品不好确定。

就那么一点钱，买贵了吧，经济上又承受不了；买便宜的东西吧，别说是领导，就连同事也会瞧不起你，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有时还适得其反，送了还不如不送。尤其是到了欧洲，当地人生活水平本身就很高，50美元连在中国都买不到什么像样的礼品，更不用说在欧洲了。买一根黄瓜，在伦敦要花人民币10元，在布拉格也要6-7元。

此外，买多少不好确定。

领导肯定是要送的，但是领导往往不止一个人，而且不光有上一级领导，还有上上级领导。同一个处里或科里也有不少同事；同一个领导班子也有不少人，光党委成员就有六、七个，或七、八个；街坊邻居一个门洞就有十几户。还有父母、岳父母、公婆、小姨子、小姑子、小叔子、同学等等，真是数不胜数。

伤脑筋之余，不禁感慨一番：中国人怎么就这么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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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礼，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美誉，中国人又最注重礼节。

从考古发现来看，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一万年前就开始了农业生产。到了六、七千年前，农业文明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农业生产给我们的祖先带来了稳定的生活。由于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使得我们的祖先按血缘关系，以一个或数个家族定居在一起，共同开发某一片土地。人们共同生活在一起，不可能不产生矛盾。于是，大约从三、四千年前的商周开始，我们的祖先开始制定了一系列不成文的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到了西周时期又演变成了社会共同遵守的“礼”。不同的活动有不同的礼仪，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礼仪规格。

到了孔子时代，在“仁、义、礼、智、信”中，“礼”在儒家思想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再往后，礼的“仪式”意义又逐渐演变成了礼的“实质”意义。于是，在一些大的庆典活动中，如婚丧嫁娶、生子满月、乔迁升官等等，送礼成了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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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中国人为什么会热衷于送礼呢？换个问法，在中国，送礼这一行为的文化基础是什么呢？

首先，前面讲到，我们的祖先很早就进入农业社会并开始定居生活。为了避免由于过分集中定居而产生的矛盾，中国人便开始特别注重人的伦理，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某种约定。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则以家庭和家族关系为出发点，以父子、夫妻、兄弟关系为准绳。这种家庭关系扩大并延伸到社会，就顺理成章地演变成了君臣关系、长幼关系、朋友关系等等。因此，在古代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带有亲情和人情的特点，人情世故则成了维系所有关系的原则和标准。礼尚往来式的送礼正是维系人情关系的重要媒介。

其次，由于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具有人情的特点，契约式的法律和规定自然不会受到青睐，因为法律和契约与人情是水火不相容的。于是，一种以人情为基础的灵活的处世哲学和处世方式，便顺应了这种人际关系的特点。情大于法的后果是社会运转缺乏统一的规定，权力拥有了更为灵活的空间。一件事可以这么办，也可以那么办，灵活度很大。由此产生了中国人办事求人、托人找关系的习俗，而送礼则成了实现这一目的重要方式。

再有，也是由于上述集中定居的原因，中国文化的精神之一便是“和”，即“贵和尚中”，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统一关系，以及崇尚不偏不倚、过犹不及的中庸式的处世方式，而送礼则是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方法。它能纠正人们的过激行为，也能软化人们的对立情绪，不失为实现传统理想价值的极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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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对外交往时特别注重送礼行为，这有着深层的文化原因。

首先是要体现中国人的豁达。

过去中国周边都是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日本、朝鲜、越南常派人来学习。每当周边国家遣使前来进贡，皇帝总要给他们送礼，以显示中华帝国地大物博，皇恩浩荡。明朝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最远处曾到达非洲东岸。每次出海，船队总要带上无数工艺品，走一路送一路，不仅昭示中华帝国的富庶，也体现中国人爱好和平的愿望。而他们对外国的工艺品往往不感兴趣，即使感兴趣，也是为了带回去献给皇上。

其次是要体现中国人的友好愿望。

我们往往用礼物来表明自己的真诚，表明对友谊的重视程度。礼物越重，说明我们越看重对方，越重视这份情意。这种思维定势延伸到现在，我们往往见人就送。有些领导常常提醒工作人员：“这个人送过没有？”为了应付，工作人员有时也违心地说“送过了”，反正外国人也听不懂汉语。有时生怕礼轻，一件不够，就送两件、三件。外国人收到礼品当然高兴，常常会听到他们赞赏道：“是不是在过圣诞节？”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在圣诞节才能收到那么多礼物。

再次是要维护中国人的脸面，体现“均贫富”的平均理念。

我们出国进行公务活动，似乎只要见过面的人，不送礼面子过不去。或者送了上级不送下级，也似乎不太公平，因为下级是具体的办事人员，付出辛勤的努力最多的是他们。因此公务出国，往往会遇到行李超重，而行李超重主要就超在礼品上，因为我们的礼品箱常常有好几个。反观西方人，他们送礼时并不是在场的人都人人有份，而是侧重送重要或主要的人员。

最后是利用小恩小惠，进行感情投资，甚至为违法交易创造条件。

在机场行李超重时，我们往往提前给工作人员送点带有中国特色的工艺品。在国外入境手续不齐全时，在国外进行走私时，或偷逃税款时，我们往往会送点东西，更有甚者会送美钞现金。以至于在许多法制还不太完备的国家，遇到一点小事，只要抓住你的把柄，警察就向你勒索钱财。这都是我们给惯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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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送礼文化发挥到极致，加速了腐败的进程，成了一种畸形发展。所有大桩的权钱交易的案件，都是由小的送礼行为开始的。我们有时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送礼文化无形中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如名烟名酒、月饼、挂历等商品的消费，大多是因送礼的需要所引起的；另一方面，整个社会日风俱下，大多是因为由送礼收礼和收受贿赂开始的腐败所引起的。

我们常常会自嘲，说天上飞的（除飞机外）、水里游的（除轮船外）、地上站着的有四条腿的（除桌椅外），中国人无所不吃。其实，送礼也一样，可以说中国人无人不送，无物不送。几千年来，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礼品内容的确经历了从生活必需品到生活奢侈品，到高雅和文化商品，再回到更高层次的生活奢侈品的发展过程。经济不发达时，人们主要侧重送“温饱型”和“实惠型”礼品，如糖、烟酒、蔬菜、水果、日用品等。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时候，温饱解决了，就侧重送诸如电器一类的“奢侈型”礼品。等进入了小康，人们开始追求高雅，礼品也都变成了“文化型”、“知识型”、“高雅型”，什么鲜花啦、字画啦、书籍啦等等，大凡能跟文化层次扯上边的都送。然而，从根本上说，“高雅型”礼品毕竟与中国人注重礼品的实用价值的送礼文化不相协调。于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奢侈型”礼品并应运而生，如各种保险卡、银行卡、消费卡、健康卡、数码相机、摄像机、家用电脑、笔记本电脑等，胆大的甚至送汽车、洋房、保姆之类的。一部礼品的变化和发展史，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和物质生活变化的发展史，同时也是腐败由少及多、由浅入深的发展史。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突显出来。与精神文化有关的CD、书籍成了高雅的礼品。出版社瞄准了这一市场，使得市场一时间充斥了各种天价的礼品书籍，因为送礼者关注的不是价格，而是效果。然而，教育应当具有全民的性质，但此时的书籍，包装精美，价格昂贵，内容与价格相差甚远，非送礼者无人敢问津。就拿少儿书籍来说，那些受礼者家里有的是各类昂贵的礼品书籍供孩子阅读，却苦了那些无闲钱来送礼的普通百姓。家长为了使自己的孩子读到连环画，不得不把挣来的辛苦钱浪费在书籍的装帧上。虽然以书籍代烟酒，中国人算是更新了送礼观念，但这实际上是给送礼穿上了文化的外衣，给行贿受贿镀上了一层合法的黄金，其结果必然是更为盛行的送礼文化和愈演愈烈的行贿受贿之风。

在现代社会，行贿受贿还具有一定的伪装性，也就是说将价值昂贵的礼品包装在普通商品之中。中国人有中秋节送月饼的习俗，可是，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谁又稀罕那几块月饼呢？而且，现在做月饼的商家也太多了，竞争非常激烈。于是，技高一筹的商家就在月饼礼盒中装上了高级茶叶、进口葡萄酒等等，甚至给月饼找了不少“伴侣”，如照相机、化妆品、名贵手表、黄金元宝等等。送礼者和受礼者看中的不是月饼，而是月饼那价值昂贵的“情人”。

来源：海星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