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立铭（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
其实从感情角度说，我支持几位教授的忧虑和呼吁。
我是一个晚辈科学家和大学教授，我热爱我的工作，我也觉得探索未知世界真的是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事业。平心而论，如果我的学生有一天告诉我，他或者她对自己的研究心生厌倦，或是在锱铢必较地比较两份工作合同的薪水高低，我应该也会觉得有点沮丧和失望。我也同样相信，我们这个古老国家的复兴历程里，离不开科学精神的再次启蒙，离不开基础研究的兴盛发达。
但是就像罗素说过的，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
我真心希望看到，我们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能够包容所有发自内心、有利于人的目的和欲望。不管在各行各业，不管是追逐金钱、名声、知识或是社会责任，如果一所大学的毕业生，能够做到用最高标准的职业道德对待自己的工作，用爱和宽容对待自己的亲人朋友和身边的人，用经世济民的情怀对待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用好奇心和责任感对待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所大学才是真正的精英大学。这样的毕业生，就是对自己、对家人、对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有意义的人。
回到两个基本问题，我想谈谈自己的想法。
01 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
首先我们考虑大学的目标。
“培养”这个词也许语气过于强烈，毕竟，每个个体都有独特的成长经历、兴趣爱好、特长和短板，大学没有能力、而且显然也不应该指望她的学生会像生产线上出来的产品一样整齐划一。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问，大学应该期待她的学生们具有什么样的特质呢？
我想以下的论述应该不会遭到多少反对。对内，他或者她是一个能够“自我实现”的人类个体，对这个世界有好奇心和责任感，对亲人朋友和身边的人有爱和宽容，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任有目标。对外，他或者她是一个对这个世界有正面贡献的人类个体，贡献当然可以有大有小，但都可以让这个世界在点滴间变得更美好。你说修齐治平也好，说内圣外王也好，可能都不如高晓松的一句话概括的好，就是做个有意思和有意义的人。
“有意思”本质上是诉诸灵魂的，每个人都会对此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在大学看来，什么样的事情才算是“有意义”？或者说，如何判断各种事情“有意义”程度的差别，并有所选择地来树立自身的价值观和教育理念呢？
从三位教授的发言来看，他们无一例外的觉得，相比商业活动（“去金融公司”“做马云”“管理投资基金”），做学术研究是更有“意义”的事情。显然只有这样，他们才会不约而同的为优秀学生放弃学术研究发展、从事商业活动而感到惋惜，并借此反思中国教育可能是出了什么问题。虽然我也和三位前辈教授一样，也在高校里做非常基础的学术研究，我却完全不认同这种认为学术研究是更“有意义”活动的观点。在我看来，每个人的贡献当然存在大小的差别，但是不管是经商、创业、做研究、写小说、做政治家，都可以实现对人类社会持久的、深刻的、和广泛的影响。
比如说吧，让我们的视角倒退一百年，看看那个时代人们的工作穿越历史迷雾之后，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科学研究自不必多说，20世纪初是新物理学的黄金时代，爱因斯坦更是数百年一出的科学巨人。百年后回望，爱因斯坦的贡献深刻改变了人类的时空观和哲学观。而他的工作也早已进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质能方程是核能应用和原子弹的基础；遍布全球的GPS系统必须考虑时空的相对论效应；太阳能电池的开发依赖于光电效应的理解；等等。
但是同时代其他领域的贡献就一定逊色么？
并非如此。几个简单的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在产业界，同时代的发明家爱迪生创立了通用电气公司。这家伟大的公司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基业长青，它的许多革命性产品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组成部分：钨丝白炽灯照亮了整个地球的夜空；它的航空发动机装备在上万架民用飞机上，地球村的预言才能从物理上成为现实；它发明的固体激光器，是光盘、激光打印机和光纤通信的基础。在政界，同时代的美国总统老罗斯福人送绰号托拉斯驯兽师。事实上正是从他开始的反垄断行动塑造了今天崇尚自由竞争的经济格局。而我们今天能够享受四十小时工作制、男女同工同酬、买到质量放心的食品、漫步在风景宜人的自然保护区，也都要部分感谢罗斯福所倡导的进步运动！我们真的可以说，科学研究的意义，一定就先验地超过其他行业么？
而我更想强调的是，为什么非要试图为不同的“有意义”赋值呢？
多元的价值观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罗素有句名言我一直奉为圭臬，“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一句话总结，我讨厌一个只有一元价值观的时代，它很危险，它很压抑。作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要是生活在单纯尚武的斯巴达，我可能早早就被丢到了野外任由野兽饕餮，而我的健身教练可能就会大呼过瘾，这样的局面我和我的朋友可能都不愿意看到。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如果生活在“老大哥正在看着你”的1984，我的“工业党”朋友们可能会热血沸腾，而我可能早就被思想警察带到胜利大厦里头了，这样的局面，我和我的朋友可能也不愿意看到吧！
而更重要的是它很无趣！对于到底什么才“有意义”，还可以说有一条共同的底线——对这个世界的正面贡献。但是对于到底什么更“有意义”，每个人完全可以有、也应该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显然不愿意生活在“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时代，但是我同样不愿意生活在“万般皆下品，只有读书高”的时代。作为一个理工科教授，我显然不愿意生活在“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的时代，可是一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我也唯恐避之不及。
为什么不能有这样一个时代：有的人手无缚鸡之力但是想要“学好数理化”，就让他去做爱因斯坦吧；有的人就是爱拿“剃头刀”，他可以向着爱迪生努力；有人的目标居然是“当今天子”，那就让他像当代罗斯福努力？我们的大学，能不能真的做到“兼容并包”，为未来的爱因斯坦、爱迪生和罗斯福提供成长的空间和机遇呢？
02 就业是不是高等教育的目的？
我们再从大学毕业生的角度聊聊高等教育的目的。
从几位教授的发言里，我还能看出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单纯为了找份好工作、挣一份不错的薪水、不应该是精英大学的培养目标。如果这些大学的毕业生们以此为目标或者甚至以此为荣，那就是教育的失败。高等教育应该有更加高远和深刻的目的，比如找到“兴趣”和“激情”（陈志武），比如“大家之才”和“国家领袖”（施一公），比如“更高的精神追求”和“对国家有意义”（饶毅）。
这一点请原谅我也无法全部认同。
先抛出我的论点：就业理所应当是精英大学的重要目的；而就业市场的风向本身，就说明了这个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
大概除了古之圣贤，一份满足生活需求的工作，是更大的使命感和行动的物质基础。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生理的、安全的、情感的、和归属的需要要比自我实现的需要更为基本和必须，而一个社会人的前四种需要都和一份正当职业有或强或弱的联系。正因为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世界范围的顶尖高校也都将学生就业作为重要的量化指标，同时配备了相关的机构和资源投入。例如，几乎所有美国大学都专设诸如职业发展办公室的机构，负责学生就业问题；而与之相呼应的是，美国顶尖高校的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也清晰凸显了一份收入优渥工作的吸引力。
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网站清晰列出了毕业生的去向。以2014届本科毕业生为例，近六成的毕业生进入研究生院攻读更高一级别的学位，同时超过三成学生直接就业。而在学生就业的前13名雇主中，我们可以看到五家IT业公司（谷歌、甲骨文、亚马逊、微软以及视眼石），三家咨询公司（麦肯锡、埃森哲和波士顿咨询），两家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和高盛），以及两家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和壳牌）。而他们所处的恰恰是美国乃至全球平均收入和员工福利最好的几大行业
而反过来说，能够有足够的薪水、福利和职业发展空间来吸引顶尖大学精英毕业生的行业和公司，必然也同时是这个社会当下最有活力、最需要有智慧的头脑贡献力量的公司（我们暂且不讨论那些借助行政力量攫取超额利润的公司比如“两桶油”）。说得通俗些，这些工作机会是当今时代的“风口”所在，恰逢历史变革的机遇关口，突然涌现了巨量的发展机遇。比如说吧，在今天的中国，能提供诱人吸引力的公司在哪里？在互联网行业（“BAT”），在金融业（投行、基金公司、投资公司），在高端服务业（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等等。为什么？说白了，正是因为中国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行业正在快速地减少传统行业的中间环节和成本，重塑传统行业的生态，改变人们的交流和生活方式；是因为中国企业的快速成长需要复杂金融工具和活跃的资本市场的支持；是因为中国传统行业普遍存在管理效率低下、战略目标模糊、产权划分不清楚的历史顽疾。如果能在这些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贡献力量，难道不正是一位精英毕业生应该去追求的“意义”么？要知道，负责制定薪水和福利的公司老板们并不是慈善家，他们开出诱人的条件，本身就说明这个行业里存在巨大的人才缺口，必须用高薪来吸引为数不多的合格人才。 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就是，即便是像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全球顶尖大学，其本科毕业生的就业仍然极大程度上涌向了高收入和高福利的行业。毕竟，今天的高等教育——哪怕是精英型的高等教育，也已经远不是古代世界里孔子“弟子七十二人”或者柏拉图学院“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的小众活动了。从某种程度上说，精英大学的就业导向，是精英大学和精英学生“合谋”的结果——前者需要就业的成绩单吸引学生，后者需要更好的就业回报教育投资——是个天然存在的现实。教育的其他高远目标当然值得尊重，但是职业发展应当是优先级最高的考量指标。
我们甚至可以把问题说得更具体一点。比如说吧，生物专业——恰好施饶两位前辈和我都是同一专业的大同行，两位前辈也都对学生离开科技行业进入金融业提出了忧虑。
而生物专业恰好是一个就业问题比较突出的专业。假设一位精英大学的生物专业毕业生希望继续在科学研究领域发展，从事科学研究职业，他可以预见的未来是什么样呢？美国细胞生物学会的一份调查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目前美国国内每年招收约一万六千名生物学博士研究生，其中仅有三成可以在毕业后找到工业界或学术界职位，其余七成均进入所谓“博士后”训练，在完成高质量研究的同时还必须忍受远低于工业界同行的薪资收入；而这其中，又仅有35%能在六年内找到学术界的研究工作。按照这一比例计算，仅有<8%的生物学博士毕业生能够找到所谓终身教职，能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
套用一下我上面的分析，这个8%的数字说明了一个吊诡的落差：一方面，大量进入科学专业的学生们根本找不到一份能让他们真正开展科学研究的工作，甚至连满足生活需求都很困难，根本谈不上追求“有意义”；而另一方面，中国的产业升级、中国的商业发展、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进步，却存在大量的人才缺口，不得不用高薪来争抢为数不多的人才！如果再片面的强调基础科学研究的意义，鄙薄涌向高薪职业的毕业生，只会进一步加剧这样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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