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中受邀担任香港岭南大学驻校作家，近日做了一场演讲，谈国语和方言的关系，在香港当前本土主义兴起的时候，可谓应景。
华文与中文，华语与国语、普通话，这几种概念海内外中国人长期有不同提法，都是约定俗成，怎么说大家都明白，也未必要定于一尊，各取所需可也，最要紧你说的时候别人明白你在说什么。
但陈冠中在这个时节谈这个问题，应不是无的放矢，实际情况是，香港“九七回归”后一路颠踬，再加近年本土思潮的兴起，国语与方言正在争夺生存空间。政府意欲推行“普教中”（用普通话教中文），在香港普及普通话，部分市民却反对“普教中”，目的在捍卫粤语。
虽然这个话题在陈冠中的演讲中点到即止，但他的意思很清楚，便是捍卫粤语与学习国语并非势不两立，要不要学习国语，端看各人的生活和工作需要。
语言与文字都是沟通工具，国语和方言各有优势和弱点，很难说谁凌驾谁，什么时候用什么语言，只看具体环境下的需要。一个香港师奶到街市买菜，要不要用国语沟通？但商人到内地谈生意，碰上北方行家，你坚持用粤语表达，“鸡同鸭讲”，生意谈不成，那就只能怪自己了。
陈冠中的《裸命》出版时，我们开了一个新书发布会，当时也有用粤语或普通话发言的问题，我们决定用普通话，理由是希望发布会的视频放上网，可以让更多华人读者看到。另外现场也有一些来自内地的新闻界朋友，他们听不懂粤语，而相信大多数出席的香港文化界朋友和读者都能听懂普通话――那完全是实际效果的考虑。
还有一次，前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先生在书展演讲，谈他出版的新书《大中东行纪》，事前我发觉来了不少内地读者，建议他用普通话发言。张校长在开始前先征求在座读者的意见，结果赞成用普通话的读者占大多数，张校长也从善如流。内地读者听不懂粤语，迢迢来参与文化盛事，香港人稍微迁就一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做一次演讲，当然希望听众都明白他在说什么，你要故意与听众过不去，也等于与自己过不去。
年前黄碧云与钟晓阳同时在书展前出书，黄碧云的《微喜重行》写一个兄妹乱伦的故事，钟晓阳更是相隔十年再有新作问世，书展时她们一起做一个对谈，主持人是长期研究两位作家的中大教授黄念欣。事前我也有提议用普通话，因为两位作家有不少粉丝在内地，后来因忙其他事，没有再商量，结果她们还是用粤语。我不知道现场的内地读者多不多，事后我问一个二十来岁的小女孩，她是特地从苏州来的，花了两程机票和酒店的钱，来听一场莫名其妙的演讲，我也不禁替她难受。
某些场合说国语效果好，某些场合说粤语效果好，各取所需就是了，本来不涉什么大原则，何必为此争吵？据说关于“普教中”，也有调查显示，普通话教学对提高写作能力并没有特别帮助，此议看来也已按下不表了。
香港浸会大学主办的“红楼梦奖”，上一届得主是黄碧云，得奖作品是她的长篇《烈佬传》。《烈佬传》描写流落在湾仔街头的吸毒者、毒贩和妓女等底层社会人物，在香港靓丽豪华的景观背后，那些不见天日的阴暗肮脏的另类生活。整部小说用地道的粤语方言写作，夹杂市井俚语、黑社会片语，污糟邋遢，粗口满天飞。黄碧云经过长时间采访，录取亲历者口述，再加以虚构提炼，因为太逼真生动，读来令人有窒息之感。初选时有评判认为“红楼梦奖”不应该颁给这样的作品，因为地道香港文字其他地区的读者看不明白。最后进入决选阶段的七部长篇中，还是《烈佬传》跑了出来，决选评委中也有好几位不熟悉粤语的评论家和作家，证明他们也都不排斥以方言写作的长篇小说。
《烈佬传》写的是社会底层人物，小说中夹杂方言，具有更鲜明强烈的地方风味，更贴近生活，更生动妙趣，这是符合各种规范的“书面语”（陈冠中说法）没办法达到的效果。《烈佬传》如果用规范中文来写，读者就无法亲炙那种阴暗动物一样脓血流溢的人生，在毒海里没顶、不能自拔的悲惨世界，只会变成一种不痛不痒、不尴不尬的转述，隔靴搔痒，雾里看花，那就不是黄碧云了。
一般来说，官方语言都正经规范，有严格的语法，但因为规范，难免比较死板；相反的，方言却以生动抵死取胜，都是生活化的口语，长期累积的各种歇后语、俏皮话令人会心微笑。更重要的是，方言是与生俱来的，有亲情和乡情的温度，说方言不只是表达内心想法，也是对一种生活方式和草根文化的认同。唐诗名句“乡音未改鬓毛衰”，是说鬓毛衰了，乡音尚未改，乡音跟了你一辈子，是你生命最深最深的一部分。
关于国语与方言争夺空间的问题，不止是香港有，在上海和广东，都有一些捍卫方言的声音。我认为那不是本土主义的问题，而是任何官方的语言，其营养都来自各种方言，只有民间生活的活泼生气，才是语言生命力的源头活水。没有方言源源不绝地提供一些新词汇、新句法，规范的中文将慢慢僵死，到最后我们说话和写文章，都像读文件一样正规而呆板，人人正襟危坐，个个语言无味，那时我们的生活也要闷出鸟来。
我在香港生活三十多年，初到贵境因不懂粤语而出尽洋相，现在粤语应算流利，但仍带有点外来腔，更重要的是，我没有办法熟练掌握粤语方言中那种随手拈来的俗语、歇后语，有时难免有表达上不能尽意的遗憾。陈冠中演讲后我问他写作时是用粤语还是用普通话构思，他说是用普通话。我说了三十多年粤语，至今写文章时脑子里出现的词汇和句法也还是普通话。
香港纯文学作家中，用粤语写作的很少，西西、也斯、董启章等，都用规范的中文，黄碧云也只有《烈女传》和《烈佬传》用较多方言。最精采的方言小说是已故作家三苏，他的《经纪拉日记》，用方言描述六十年代香港市井风情，人物个个栩栩如生，生活场面活灵活现，对白“生鬼”得吃人不吐骨头。我以为，三苏是运用粤语写作的顶峰，而他留下来的作品，重塑民间生活文化的缤纷场景，让后来者从中体认香港本土生活的底蕴。
国语和方言都只是工具，方言可表述本土意识，国语也可表述本土意识；反过来，你要宣扬爱国情操，用国语可以，用方言也可以。语言可用来承载思想，但语言本身并不是思想，反对某种思想是可以的，反对某种语言就有点奇怪。就等于脚是用来走路的，你认错了路只能怪脑袋，不能怪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