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我提到过的那个对人无限信任的玛吉吗？因为杏仁核（amygdaloid）钙化，她不仅丧失了表达和感受恐惧的机能，也失去了辨识恐惧情绪的能力，以至于画不出一个表情惊恐的人脸。由于这样的病变，她没有畏惧，没有警觉，活在一个盲目乐观的主观世界。

可见，对于恐惧这一基本情绪而言，杏仁核的作用举足轻重。正如最早发现杏仁核功能的神经科学家约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所言，在产生恐惧情绪的神经回路中，最关键的结构就是深藏在大脑之中的那一对小小的杏仁核。没有它们的参与，恐惧根本不会产生。

然而杏仁核再怎么重要，也只是神经回路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作为一种基本的能力，恐惧不单人类有，很多动物也具备。科学家推测，早在5亿年前，恐惧就随着第一批脊椎动物出现而出现。而那一批脊椎动物的后裔，不管是爬行类、两栖类，还是鸟类或哺乳类，都继承了这一能力。在这点上，包括人在内的灵长类并不特殊。特殊之处仅在于复杂程度――我们的调节情绪的神经回路比其他哺乳类动物可能更复杂一些。

比如勒杜就发现，与我们的杏仁核相连的神经回路实际上存在两条。外部环境传来的刺激，可以从感觉丘脑直达杏仁核，也可以从感觉丘脑传导到大脑皮层，再从那里转至杏仁核。前一条通道信号传递快，但容易出错。后一条通道信号传递慢，却相对准确。理想状态当然是两条通路相互协作，前者让我们对潜在的危险迅速做出反应，后者使我们对这一形势进行认真的判断，一旦觉得危险信号并不真实，则切断前一通道所引发的恐惧反应。然而有些时候，这两条神经回路却会产生冲突。譬如恐惧症患者，他们无端端的恐惧，往往是由于不正常的第二通道阻断不了第一通道的反应。

这并不说明健康的人就不会陷入过度的恐惧。在《脑中有情》一书里勒杜提醒，不经大脑皮层中继的第一通道，总是比第二通道更有力量。他说：“从人类进化的历史来看，大脑布线的特点在于，从情感系统到认知系统的连接，远比认知系统到情感系统的连接更强大。”这就意味着即便关于恐惧的这两条神经回路都运转正常，也不能保证我们的反应得当，不会失控。换句话说，我们的大脑从基本结构上已经决定，感觉先于思考，情感先于理性。它们如同指南针，给出了我们行动的方向。难怪当年休谟会说“理性是也只应是激情的奴隶”，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指“情感是理性的公分母”， 史蒂芬・平克则称，“情绪是给大脑确立最高级别目标的机制”，他们皆是洞悉人心之人。

关于恐惧，科学家做过不少实验，结果他们发现，实验室里从未见过蛇的猕猴，能够通过影视中的同类，学会对蛇保持警惕。可是，当画面中的猴子对一朵花或一只兔子显出害怕的样子，实验室里的同类们却毫不在意。心理学史上那著名的视崖（visual cliff）实验，也能佐证这一现象。有人还调查过芝加哥的学生最害怕什么？结果他们的回答是狮子、老虎和蛇，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从未真正见过那些动物。可见在我们的大脑之中存储着相当明确的“恐惧清单”，与之密切相关的恐惧，很容易被我们习得和记忆。譬如黑暗、高空、深水、悬崖、毒蛇、蜘蛛等等。平素里，第二通道很容易与第一通道保持协调。可是一旦危险信号与恐惧清单或恐惧记忆吻合，第一通道就会呈现压倒性的优势。

恐惧的“清单”并非千古不易。研究表明，除了清单上那些事物，人们很容易从那些不可预知或不受控制的事情上习得恐惧。不信？想想最近发生的问题疫苗一案就明白了。事实上这十年来，我们从苏丹红、毒奶粉、地沟油、塑化剂、毒胶囊等事件中获得的记忆已经改写了恐惧清单，再加一项疫苗不算难事。

种种社会事件提醒我们，由恐惧引发的，不是一种或几种单纯的生理反应。一只羚羊遇见豹子会惊慌地逃开，但是一个人遭遇灾祸，其反应却受制于复杂的情境。他可能会逃走，也可能反抗，但更可能像是在坐以待毙。因为外在的条件约束着我们，促使恐惧的第二通道对第一通道进行压制。这时候，身体就会启动所谓的“行为抑制系统”（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降低心率、保持警觉，绷紧肌肉，却不轻举妄动。而当这个系统处于长期激活的状态，恐惧就成了焦虑。

社会心理学家验证过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一个焦虑的人或者人群，更愿意牺牲自由来换取安全，故而我将恐惧和焦虑视为社会与个人生活的底色。惟有理解这一底色，才能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