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跟人谈起自己不懂英语，不少时候有人表示出诧异和不理解：怎么可能呢？我想跟他们解释，却总感到事情稍许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明白。
读高中一年级时开始认识了英语字母并学了一些单词，但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事情，我们只学了不到一年就停了。当时记得最深的是把Goodmorning读成“狗逗猫儿尿呢”，以至于后来有人笑我不认识26个英语字母时，我便拿出“狗逗猫儿尿呢”予以调侃。
幸哉不幸哉，大学我读七七级，而且是师范大学。学校在大一大二没给七七级开设英语必修课，到了大三开英语课让我们选修，我想毕业后做中学语文教师，学那些洋文没一点用场，就干脆没选修英语。于是，我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牛”的不懂外语的大学毕业生之一。
没有想到大学毕业会分到商洛去，更没想到被商洛教育局二次分配分到商洛师专去教书。商洛在陕西省属于比较偏远穷困的地方，被分配去商洛工作就有遭遇“贬谪”之嫌；但被二次分到商洛师专，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多少年的经验告诉我，同是教书，中学和大学属于两个世界，你教什么就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你将是什么水平。商洛师专尽管在当时的我看来是世界上最破烂不堪的学校，但它毕竟是当地的最高学府，吸纳了一批比较优秀的人，制造了一个读书、研究和继续深造的氛围，这恰恰是改变我以后人生轨迹的关键所在。
一同分去的年轻同事纷纷考研了，考得大家眼热心动起来。面对考研必考的外语，只懂得“狗逗猫儿尿呢”的我在后悔自己当初没选英语课之余，心血来潮跟着一个七九级教历史的同事学起英语来。在我眼里，那位同事的英语水平应该相当高了，因为许国璋的《英语》六册他全部熟悉，向他请教一个问题他瞬间就解答出来。那时他叫我老师，我叫他名字。八三、八四年商洛师专东龙山的小院子里迎接晨光的读英语的人声中，我的古里古怪的声音也掺合了进去。
大概只坚持了三四个月吧，许国璋的六册《英语》我只学了两册，我不学了。究其原因，是我那位同事当年考研英语只考三十几分。我想，要达到我那位同事的英语水平，恐怕需要两三年时间，而要想超过他，不知道还要多少年呢。
我对英语绝望了，我对考研死心了，我把英语书压到所有书的最底层，免得自己看见了发无名火。
商洛师专搬到东店子了，学校在半坡上，下面是砖瓦厂，一下雨，学校满是黄泥巴。尽管搬到了新学校，年轻老师考研的热情丝毫未减。在考研的人中，同时分配到商洛师专且同住一室一年多的挚友刘生良居然也一年一年考起研来。他教古代文学，教学很受学生欢迎，更重要的，他那时已经在《红楼梦学刊》上发论文了。但是，我很清楚，他跟我一样，大学没修英语，仅凭不知跟谁学的那几句哑吧日语和一本吉田弥寿夫编的《新日语》，研究生是没有可能考上的。果然，84年，《新日语》他学了七课，考研日语得了14分；85年，《新日语》学了十几课，考试得了二十几分；86年，他把那本只有30课的《新日语》囫囵学完了，考试得了37分。大家都以为这成绩是上不了的，但是，由于他的专业课考试成绩非常优秀，安徽师大破格录取了他。
录取通知寄到的时候，他很兴奋，我很震撼。
不就是一本书吗？况且其中还夹杂着大量的汉字！我在刘生良当时那小小的屋子里突然产生了学日语的想法，并且立即请他给我教起日语发音来。
あいうえお……也就是半小时左右吧，我拿着刘生良的那本已经有些旧的《新日语》，请刘生良把我带进了学日语的门槛。也就是那半个小时的一道门槛，我居然开始学习日语了，人生轨迹也从此发生了重大改变。后来，当我用日语参加着一次又一次必需的考试并顺利通过时，我的耳边总响起刘生良那浑厚但有点走调的日语发音来：那是个下午，阳光斜照进刘生良那间简陋而低矮的房子里，戴着深度近视镜的刘生良笑咪咪地对着我，用陕西方言给我教日语发音和平假名、片假名的书写方法，那声音，穿透了我后来的人生岁月，并为之镀上一层厚重的金色。
师承于刘生良，我很快进入到日语学习中。一开始，我手头的日语资料就是那本刘生良用过的《新日语》。早上，我拿着它呜哩哇啦地乱念一通，白天和晚上凡是有空闲的时候，我则坐在桌前“抄”那本书。是的，的的确确在抄：单词、课文、语法都在一字不落地抄，练习部分先抄题干，然后作题。86年暑假，虽然我在西安买了一本《简明日汉词典》和上海外国语学院日语教研室编的四册《日语》，但我的学习方法依然是念和抄。“念”，按照汉语习惯念；“抄”，禀承杜氏风格抄。我把16开白纸每100页订成一个本子，正面抄过去，背面抄过来，截止88年元月考试前，我整整抄了八个本子，第九个本子没抄几页，《日语》第四册也没抄完，考试开始了。
后来我回想，我毕生的日语功底，全部来自于那八个本子上，研究生时虽也正式开过一年日语课，但那基本上是混过去的。这是后话。
刘生良是我学习日语的第一位老师。第二位老师只有一面之缘，我却连他的姓名怎么都想不起来。那是87年早春的时候，我慕名去山阳县一中请教一位日语老师。记忆中他是日本东京大学毕业的，记忆中他已经六十多岁却依然上两个班的日语课，记忆中他知识很渊博且性格随和。我一直不明白一个日本东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为什么几十年间屈居于山阳县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他的生活里肯定有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值得问寻和撰写。但是，我和他也只有极短的两三小时的会晤，而且我是去请教问题而不是采访他的。对于他的揣摩，大概只能停留在久远而模糊的记忆里了。那是个上午，阳光朗照在山阳一中的一排平房前，一个白发老人坐在一个小凳上，向我微笑着解答我提出的学习日语的许多问题，目光是那样亲切，声音是那样具有穿透力……
1988年1月，我参加了凭生惟一一次研究生招生考试，总分340多分，而日语考了61分，我顺利被东北师大录取。在我的记忆中，以后的每次日语考试成绩虽比那次考研高出许多，但也只有考研那61分，是我一生中最为辉煌、最为珍贵的。
因为是抄出来的日语水平，不会读、听不懂就成了我读研时学日语最发怵的事了。记得刚到东北师大报到的第二天，我还没有从火车的摇晃中完全清醒过来，还没有弄明白长春的东西南北的方位，还没有丁点重新做学生的心理准备，我就被同学带着去上日语泛读课。先生是个日本老头，说一口纯正的日语，但不会说一句汉语。他冷不丁就站到我的桌子跟前，连说两个どうぞ，示意我朗读正在讲的课文中的一段。我站起来，想跟他说，我昨天刚来，还没熟悉课文呢，更何况我日语读音是见不得人的……但只跟他说了半句，发现他根本听不懂我说什么，根本无视我的尴尬和难堪，竟然继续笑着且重复着他的どうぞ。我无处可退，只有拿过同桌的课本，像怕先生的小学生一样嗫嚅着那段日语课文，而那“嗫嚅”居然完全是汉语式的，不是日语式的。读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可笑且可怜到极致，同时也觉得自己悲壮到极致。我读完了，同学们没有笑我，先生竟然一脸笑容地说：ありがどう。我在羞愧难当中上完了第一次有老师专门教授的日语课。由于在日语学习上的先天不足，我害怕再次出现被点中用汉语嗫嚅日语的尴尬局面，以后的泛读课，我要么坐在最不易被点中的角落，要么干脆逃掉。因为我知道，这门泛读课将来不用考。
教我们日语听力和精读的是东北师大外语系的崔义香老师。每次上课，她都先呈现给我们一脸慈祥的笑容，然后会用すみませんが作为导入语。因为精读在研一结束时是必须考的，况崔老师就是主考，我可不敢马虎了。听力听不懂，我就利用课下几分钟给崔老师诉苦，让她了解とうさん的实际情况，以取得她的同情和理解。崔老师的善解人意是我终生都难忘怀的。有几次我没上她的听力课而向她检讨时，她竟笑着说：没什么没什么，有重要事情就尽管做去吧。为人师的宽容和大度绽放在她的笑容里，流淌在她的语气里，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日语精读考试结束的第二天，我惴惴不安地给崔老师打电话询问考试结果。崔老师在电话那头笑着说：小杜呀，95分，低不低啊？在望尘莫及的崔老师的气度面前，我永远惭愧自己是一个一无所知的小学生。
其实，“小学生”的不仅是我的学日语的态度，而且包括我作人的胸襟和风范，也包括我的日语水平。
来源：阿尼玛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