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别人会写“风月同天”，而你只会喊“武汉加油”？
作者：韩晗
韩晗，男，1985年4月出生。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庙岭分校（UNC-Chapel Hill）亚洲学系访问学者、 美国中部及西南部亚洲研究协会会员，兼任四川大学符号传媒学研究所研究员、内蒙古民族文化产业研究院顾问、深圳大学故宫学研究院研究员，至今已在中国大陆、台湾与德国出版中英文专著19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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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八个字火了，火的不是时候，也是时候。
不是时候，是因为正值疫情蔓延，危急时刻不能玩情调，否则自讨没趣。说是时候也有道理，恰是传统文化复兴的关键时刻，此时不火，更待何时？
很多人不懂这几个字的来由，我初看也不知来自何处。幸亏钱文忠教授微信解惑，细述八字来由，始知渊源有自。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尤其行文修辞典雅，但我们大多数都望尘莫及。“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八个字，是盛唐时日本权臣长屋王赠给中国高僧大德袈裟上刺绣的字，后面还有“寄诸佛子，共结来缘。”日本是非常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家，尤其是唐代文化。其实唐代也是中国修辞学的一个重要起点，古文运动与诗歌皆为中国文学之冠，而且“修辞”一说正是在古文运动中被较为系统地提出：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
语出韩愈的名篇《争臣论》，“修辞明道”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修辞主张，在韩愈看来，修辞的核心是“惟陈言之务去”、“惟古于词必己出”甚至“必出于己，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一言以蔽之，修辞必须创新。韩愈本人是修辞大师，我们知道韩愈写过《师说》，这是文质彬彬的韩愈。梁实秋先生讲过，骂人也是语言艺术。所以说修辞当然不只是温文尔雅，骂人骂到极致，更可见骂人者修辞水平之高：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宜令入宫禁？
韩愈骂的谁？佛祖释迦摩尼的舍利子，当时唐代佛教盛行，唐宪宗执政时，法门寺开塔，全民迎佛祖舍利，一时盛况空前。韩愈反其道行之，直接给唐宪宗上书，在他看来，即使释迦摩尼借尸还魂，不远万里来长安朝拜，最多也只是安排外交部长请客吃个饭，皇帝送一件袈裟，然后送客滚蛋，到此为止。若是尸骨就算了，这玩意儿不但“枯朽”而且“凶秽”。一代文宗，如此辱骂佛祖却不带一个脏字，恐怕旷古绝今，行文中处处见怒火却笔扫千军，更见识其修辞登峰造极，中国古典修辞之美，于此亦可见一斑。
这次新冠肺炎蔓延，满世界看到的是“武汉加油”，或者“湖北加油”，再往上“中国加油”，精神可嘉，但修辞贫瘠却令人汗颜。后来日本方面又送来援助物资，又改写“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句话很多人倒是读过，因为入选过中学语文教材。遗憾在于，这些课文年轻时都耳熟能详，甚至还能背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名句，可惜到头来激动了兴奋了还是只能说一句：卧槽。
当然有人说，谁说我们在修辞上没有创新？且看我们创造出了古人从未使用过的新成语——
全面推进、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切实抓好、扎实推进、加快发展、持续增收、积极稳妥、从严控制、严格执行、坚决制止、明确职责、坚定不移、牢牢把握、积极争取、深入开展、注重强化、规范改进、积极发展、明显提高、不断加强、大幅提高、显著改善、日趋完善、比较充分……
说上述词汇是成语的，不但蠢，而且坏，这些词汇的本质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保守修辞，这不禁让人联想“多快好省”、“三面红旗”等四字搭配。四个字的不只是成语，也可能是易烊千玺。就像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下联对“一带一路四中全会”，对仗平仄都没大错，但是不能这么用。今天我们的修辞似乎走入到死胡同里，前进无路，倒车无力，官样文章中的修辞贫瘠犹如念经，据说已经延伸到了小学生作文。如果我们把这种词汇而不是“风月同天”或是“岂曰无衣”传给我们的后人，试想千百年之后的子孙后代，会用什么样的语言交谈？
顺便说一句，除了中国大陆修辞贫瘠之外，另外一处修辞灾区就是香港，当然我不是说香港的学者与作家，最好的汉语修辞——饶宗颐、金庸、董桥与最差的汉语修辞——港媒都在香港，港媒的抑郁狂躁，其修辞已不止于贫瘠，如“XXX劈三腿狂亲嫩模”、“XXX巨乳诱惑贱男”之类的洪水猛兽般标题已经自成一家，令人侧目，怕羞者不敢当街读报，怕反面标题吸引路人误判自己是登徒子。这种修辞亦不是香港特有，乃至民国上海小报风格，1949年风云突变，一批报人南下香港，也将这类杂碎修辞带来，始开此风，七十年来修辞不变，近年来反而愈发光怪陆离，亦是奇闻。
当然好的中文修辞也并非只有日本有，中国台湾与海外华人也保留了非常好的修辞传统。记得十几年前，正在读大学二年级，一位台湾学者给我写信，“台鉴”二字一时无法理解，也不知回信是否也该用这两个字，于是急盼有高人解惑。
正好某个阳光灿烂的夏季中午，古典文学专家杨树帆教授邀我到府中品茶，我忽然想到此事，于是问及此问题，杨教授微微一笑，用浓重的四川口音为我解答：“除了台鉴，还有钧鉴、惠鉴，这是古人写信的尊称，表示是请你过目，玩修辞，古人花样多得很。看看我们今天，写信在对方称呼后面只会加‘你好’这两个字，但是对方如果女性，你就不要用台鉴，最好用芳鉴、淑鉴，如果年长的女性，则可以用惠鉴。”
临别前，杨教授建议我读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他告诉我，修辞是一门学问，形容为人类语言的一种境界亦不为过。后来我读西方理论史时发现，古希腊人重视修辞，古罗马更甚，干脆将修辞学发端为学问，犹如中国古代的“六艺”，以至于相关论著好几种，如昆体良(Quintilian)的《修辞教育》(Institutio oratoria)与无名氏的《献给赫伦尼》(Ad Herennium)。
古希腊与罗马人的修辞，恰用在政治学上。比如说西塞罗，是政治家也是修辞学家。古罗马贵族16岁就要去念修辞学校，犹如我们今日的大学，学的就是如何雄辩，如何说话，如何成为一个用语言表达思想的人。但修辞与政治相联系，却源自雅典民主政治的伯利克里，在雅典时代，“言(logos)行(ergon)一致”是雅典时代修辞学的核心命题。比如说雅典时代对于好吹牛逼者(eu legein)，一样鄙视有加。
其实从古希腊到古罗马的修辞学，说到底无非是研究如何通过语言来精准、优雅地传递信息。说到优雅，这里面就自然就会“花样多的很”，因此古罗马的诗歌，翻译起来绝非易事，当中一个代表是古罗马语言大师维吉尔。这位诗人说话并不容易让人一眼读懂。马克思是维吉尔的拥趸之一，在马克思最有名的那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里，开篇如是说：
我们不是那种心怀不满的人,不会在普鲁士新的书报检查法令公布之前就声明说：Timeo Danaos et dona ferentes。
最后这句话是拉丁语，Danaos是答耐人的意思，就是希腊各部族人。整句话翻译成中文就是：“纵然希腊人携礼登门，我亦恐惧万分。”这是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里的名句，懂得拉丁文的人不多，但知道马克思这句话的人不少，可是有谁知道语出维吉尔？
说维吉尔是修辞大师，马克思亦不遑多让。比如说这句话德文原文中用了“Unzufriedenen” 一词，翻译成英文是malcontents，就是“心怀不满的人”的意思。这个单词在马克思的文集中并不鲜见，但绝不止一种意思，有心的人可以查一下，在不同的文章中，各自是什么含义。这般看重修辞，今日看来近乎不可思议。
杨教授说“玩修辞”，于我启发甚大，修辞本身就是用来玩的。要把玩品读，我喜欢读台湾作家的书，包括台湾学者。因为台湾没有经历过五四，没有被“口头的白话文”瞎折腾，也没有经历过一系列政治运动，更不会被大字报体与口号诗所荼毒。当然与之类似的地方还有海外华人，有一段时间喜欢马华作家，也是因为修辞，比如说黄锦树。
这几年每到海外大城市，必去唐人街，既是旅行，也是思考。当中最喜欢悉尼唐人街，因为华人去悉尼较早，因此店铺招牌、报章启事乃至对联匾额，无一不有着典雅的修辞，“礼失求诸野”便在于此。人家的报纸，内容不过是海外华侨的生老病死与悲欢离合，但读来却令人齿颊留香。
中国学生缺乏三门课：伦理、逻辑与修辞，这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没有伦理，不知善恶，缺乏逻辑，难判是非，不懂修辞，不辨美丑。修辞与美丑何干？修辞是语言之美，语言是人类最基础的交流符号，往上则是图像。连语言的美丑都不分，谈何图像？当我们嘲笑“老年专用表情包”时，这些表情包也在嘲笑我们，正如你凝神深渊，深渊也在凝视你。待你满头白发时，审美未必强于今日的父辈。
最后再冒死说一句，我们的修辞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若再不创新，中国人几乎丧失了会说话的能力。创新要有方向，是应当朝更远的历史深处回望。就像是当人家说出“风月同天”时，我们不只会说一句“谢谢”，因为我们自己也知道，“武汉加油”和“风月同天”，不搭。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日 于小茗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