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阑夕：

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2003年Sars所造成的全球死亡人数，与此同时，还有六千多例重症患者，无论是被安置在ICU里，抑或躺在普通病床上，都随时可能陷入生命垂危的境地。

前几天我说了关于新冠肺炎在武汉的死亡率问题，质疑武汉的医疗资源是不是始终捉襟见肘，有少数人提出反对，认为这是因为武汉的收治有遗漏，导致分母被拉低了。

姑且不论这个说法里的数学矛盾——没有被医院收治的难道就没有死亡的分子么——我之所以不愿意这么去想，其实还有另一个私心，那就是它所反映的事实可能更加可怕。

如果以全国的平均死亡率反推武汉的确诊患者，那么得到的数字会是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六位数，所以无论是直觉还是逻辑，我都更倾向于武汉的救治供给在前期严重不足，而这是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解决的。

只是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就像那个在阳台上无助敲锣的女人，锣声凄厉，回荡人间，声声都是代价两个字。

也不是没有相对的好消息，比如微博的求助信息下降了40%。市内门诊接待的发热病人也变少了，这意味着经过了近一个月的仓皇与混乱，终于凭借逐步升级的隔离措施，对数以万计的传染源进行有效控制。

调度其他省份的医护人员及物资对湖北各市定点支援，同样是雪中送炭的，据说很多地方挖断通行公路的做法也要叫停了，似乎是有些黑色幽默的，这终于阻止了中国演变为联邦制国家的势头。

还有那张躺在方舱医院里阅读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的病人照片也是令人动容的，让人在另一张摄于1940年的老照片里，伦敦遭到德军轰炸之后，还有年轻人在废墟般的图书馆里挑拣未被损坏的书籍。

人类是需要乐观这种信念的，它构建了从动物性到文明性的坚实基座。

「政治秩序的起源」不是福山最好的作品，不过由于书写中国历史的篇幅较多，读起来肯定会亲切许多，有人说读这本书是为了寻找自己住进方舱医院的根本原因，倒也没错，因为福山一直试图证明，只要缺乏了透明的问责机制，强而有力的国家主义也就必然征召普通人的日常确幸。

不要急眼，福山其实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相当友善，这几年来更是被尊为贵客受邀参议，他不反对强大国家的价值，但同时也推崇强大社会的价值，国家不是用来驯服社会的，而是用来支持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