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雪梅

人们至今也不清楚霍姆斯大法官为何改变了初衷。

对于一个曾经三次负伤的联邦老兵而言，霍姆斯对军队及战友的热爱，足以让他对任何反战言论保持警觉。他也确实这么做了，在前三次的审判中，他都赞同惩罚“不当”言论，可是这一次，他却写下了反对意见——不支持对“反战者”的有罪判决。

少数派的意见并不足以改变审判结果，霍姆斯的深远影响在于，他确立了判断某个言论是否有害的标准——“迫在眉睫”和“刻不容缓”。“国会不得立法……限制言论、出版自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核心内容，而美国最高法院真正启动它来支持言论自由，却是一战时期。

战争期间的美国，鹰派政府占据主流，任何反战言论都受到限制。威尔逊总统敦促国会迅速通过了《反间谍法案》（1917年），法官指示陪审团，只要发现被告的言辞“不忠诚”，即可治罪。不少德裔人改名换姓，连德国泡菜也改称“自由卷心菜”。

1919年3月，最高法院同时审结了三起涉及《反间谍法案》的案件，大法官们一致通过了霍姆斯撰写的判决意见——这些判决都认定违反《反间谍法案》就构成犯罪，即，任何人不得“恶意煽动或试图煽动不服从、不忠诚、叛变或拒绝执勤”，不得“恶意阻碍美国的征兵或服役”。

8个月后，最高法院审理第四起《反间谍法案》的案件，霍姆斯大法官却“翻牌”了。在他看来，那些反对总统出兵苏俄的传单“不过是卑微可怜、微不足道的小打小闹”，“没有人这样认为：仅仅一个无名小辈鬼鬼祟祟地发布了一份愚蠢的传单，就会造成任何迫在眉睫的危险，或者其言论就会阻止政府的军火生产……”

霍姆斯说，他并不怀疑此前三起涉及《反间谍法案》案件判决的正确性，合众国有权“惩罚那些制造或者意图制造明显而即刻的危险，从而将引发迫在眉睫的危险后果的言论”。而散发反战传单，显然不在此之列。

尽管对“大法官为什么改变了看法？”一直争议不休，“刻不容缓”和“迫在眉睫”却拓宽了言论自由的边界，并且为此后的判决，提供了先例。可这并不意味着言论绝对自由，自由的边界在哪里，宪法条文与具体案例之间，时常处于微妙的平衡中。

比如，不存在即刻危险的言论可以被容忍，如果这些言论伤害了其他人，怎么办？两年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判了一起“言论自由“的案件，就再次引发了有关自由边界的价值冲突。

案件起源于一场葬礼。斯奈德的儿子在海军陆战队服役，不幸在伊拉克战场阵亡。举行葬礼的当天，反同性恋的教会组织举行示威游行，他们打着相当令人反感的标语，声讨军方对同性恋行为的过度宽容。

当晚，沉浸在丧子之痛中的斯奈德，在电视里看到了令人心碎的画面——那场在葬礼举行时的示威游行，“上帝仇恨同性恋”、“感谢上帝、弄死士兵”之类的标语，深深刺痛了一位丧子老父。

此案争议的焦点，并不在同性恋是否合法，而是言论自由如何确定。最终的投票结果是8:1，法院判定持极端言论的教会胜诉。罗伯茨大法官执笔判决意见，他写道：“……本案中，某些言论给死者家属带来了巨大痛苦。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为安抚他人伤痛，而令言者有罪。”“为了确保政府不压制公共讨论，即使是伤家公众感情的言论，也应当加以保护。”

虽然反对意见一针见血：“凭什么言论自由与公民情感冲突时，一定是前者优先？”“可法官们依然要保护 “讨论公共事务”的自由。这是自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之后，最高法院一直坚持的基本立场。

1960年3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反种族歧视的广告，批评南部地区的警方打压民权人士和示威学生。由于把关不严，广告的部分细节失实。蒙马利市的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为由，起诉《纽约时报》，要求巨额赔偿。

两次败诉之后，《纽约时报》上诉至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们一致同意驳回下级法院的裁判。判决意见中，他们强调：“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限制……它很可能包含了对政府和官员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除非媒体蓄意造假或罔顾事实，官员不得提起诽谤诉讼。

作为言论自由的经典案例，“沙利文案”此后屡次被提及。法学教授、《纽约时报》的特约撰稿人安东尼·刘易斯，专门出版了有关此案的著作，中文版颇有意味地将其译为《批评官员的尺度》。老新闻人刘易斯的过人之处，不只在于他对“沙利文案”客观、详细而又引人入胜的描写，更在于其对“言论自由”的反思。刘易斯不是绝对自由的鼓吹者，相反，他对媒体权力的扩张持审慎态度，因为“媒体并非永远扮演正面角色，他们偶尔也会作恶”。

在随后的著作《言论的边界》中，刘易斯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对宪法第一修正案及“言论自由”的思考。他认为，“第一修正案承诺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不仅是外在的，而且是内在的；不仅是表达的自由，更是思想的自由”。一个自由社会中的公民，要有足够的勇气听取各种意见，“不仅包括不受欢迎的政治言论，而且包括科学与文学领域的新奇、甚至令人震惊的观点”。

要知道，“那些被我们被痛恨的思想，同样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