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五岳散人

​​​我生于1972年，那个年代是个奇怪的年代，我们这代人经历了从物质极度匮乏到开始丰富、然后到极大丰富的整个过程，有些东西始终深藏在记忆深处，平时想不起来，有时候却又历历在目。

我小的时候其实没怎么吃过零食，那时候是冬天只有冬储大白菜的时代，吃饱饭就会让父母绞尽脑汁了，零食之类的东西不是生活的选项。

但孩子总是馋的，我们有自己能够找到的一些东西，把这些叫做零食或许现在的孩子们不会同意，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零食。

槐花开的时候，那些花是可以吃的，主要是花蕊里一丝很淡很淡的甜味。老北京的巷子里经常有槐树，槐花开成一串串的，有些小伙伴是整串撸下来吃掉，有些则是一朵一朵的允吸花蜜。爬树上房还是挺需要技巧的，为了这个没少让大人骂。

春末夏初，知了的幼虫钻出地面，这是一道很好吃的东西，可惜那时候家里没有多余的油炸来吃，那东西我们叫做“知了猴”，炸着吃最香。后来往往是烤着吃，跟蚂蚱之类的一样吃法。它的壳是中药材蝉蜕，有地方专门收购这个，但我们还是吃的多一些，很少去专门找这个去卖钱。

好像是夏季中间桑葚就熟了，总是能吃得满手满嘴的紫色；秋天的时候山上有酸枣，这些都是野树，是可以吃的。我们的家教不许去偷那些人家载的枣子、柿子，其实很多时候主人也并不在乎。

​小学的后几年世道已经开始变好了，不再像前些年一样，哪怕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记得那时候我每天有一毛钱、后来是一毛五的零用钱，可以用来买自己喜欢的零食。

红果冰棍是三分钱一只，奶油或者巧克力的则是五分钱，好像后来涨到了七分钱；水果糖有一种叫做“酸三色”的，那种糖一分钱一块，一毛钱可以买十块之多，而另外一种话梅糖就贵了一些，一毛钱能买八块。

那时候北京还有供销社，大家的日用品都是在那里买。我记得是一座超大的房子，进门左手是打酱油醋的柜台，旁边是肉案子，对面是各种日用品，右边靠里是糕点零食。糕点那时候还是要粮票的，很少能吃到。我父亲因为经常出差，手里有不少全国粮票，这东西在那个年代甚至算是第二货币，可以拿来直接换东西，我曾用来换过不少洋画儿。

那时候其实国内有三套货币，一套是我们用的人民币，这是最正常的，另外一套是给涉外机构用的外汇券，因为外币不能直接兑换人民币，要先兑换成外汇券才能在国内消费，第三套就是粮票了，可以换钱或者直接换东西。

我第一次吃南方的水果是荔枝。当时爷爷平反补发工资，爷爷早就在文革去世，工资就补发给了奶奶，不知道为啥，居然有一天供销社有荔枝卖，十块钱一斤。要知道，我小学时候的十五块钱很多人是可以过大半个月的，奶奶给我​买了一斤。

北方水果往往就是苹果、梨、柿子、沙果那么几种，第一次吃到荔枝，觉得居然世界上有这么好吃的水果啊，完全超出了想象。后来南方水果是平常物件儿了，可是喜欢吃荔枝的习惯保留了下来。

其实每天的零用钱我是很少买零食的，不是去租书看了，就是去买成了乒乓球。

学校里有几个红砖水泥垒成的乒乓球案子，连网子都没有，我们都是用砖头立起来当作网子用的，大家课间或者放学之后会聚集在一起打一会儿。足球篮球实在太贵了，我们根本买不起，就是乒乓球拍子都要求家长好久才给买了一只。

真的是一只，因为大家都带自己的拍子，用不到一副。我的是一只横拍，好像是所谓的“刀拍”，柄比较长，握法与那种短柄、双面胶的不太一样。

乒乓球就只能自己去买了。乒乓球有两种，一种质量好一些，大概要两毛钱；一种质量差一些，要一毛五。可是质量差一些的用不了两天就坏了，还是第一种能用住。好像叫做“红双喜”牌的，我对于品牌的意识说不定就是从乒乓球上启蒙的。

说远了，回到零食上来。

在这种零食匮乏的日子成长起来之后，有些朋友后来酷爱吃各种奇怪的小食品，也有像我这样对这些东西毫无兴趣的，几乎从来不馋这些东西。

有时候回忆起最温馨的零食，无过于那种瓷瓶装的酸奶。每周末父母会让我去供销社买两瓶这样的酸奶回家给我与妹妹解馋，在我的记忆里这个时候总是夏季，手里的塑料网兜沉甸甸的，走在巷子的树荫里，头上不停的蝉鸣。

后来北京的所谓“老北京酸奶”我也吃过，不复当年的味道。

大概是心情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