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看不见一个个受苦受折磨的是活生生的人的时候，你跟他们的距离就变得很遥远了。于是你去参与伤害他们的事就变得很可能了。
——梁文道
道德是不是社会规范？
道德跟社会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有很多社会学家，他会认为道德无非就是一种社会规范。也就是说，人类只有有了社会之后，我们才逐渐形成各种各样的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使得我们知道，遇到一件事该怎么做，怎么样跟别人相处。
比如说，像社会学之父之一——法国的大社会学家涂尔干，他就认为，所有的道德无非都是在社会之中形成的一种交往规范。如果没有社会，人类就不会有这些规范可言，人类也就没有道德可言。这个想法，你要追溯到它的根，还可以推到更早的时期。
像晚期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大哲学家霍布斯，他就认为，他假想人类过去曾经活在一个自然状态底下。自然状态是一种很糟糕的状态。它形容那是一个，每一个人与每一个人作战的状态。因为在那样子状态下，人类完全是任由自己的动物性引导着自己的行动。
我饿了就想吃，那我就要去打猎，我要去种东西，我干吗不去偷、去抢呢？去偷、去抢的话，那你肯定要伤害到人，你甚至要杀人。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人的生活是很危险的，是充满恐惧的，每个人都对其他人不信任。于是人类就开始要缔结一个契约，活在一个社会之中。我们服从一些集体的规范来做事情，这个就是道德。
从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介绍的《现代性与大屠杀》里面很强调的一个观点。那个观点就是，过去的社会学主流，或者说从启蒙时代以来的、很多的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讨厌自然，他们觉得社会跟自然是对立的两种情况。我们在上一集说过的，社会必然是个人工规划出来的花园，它不是一片的旷野，长满了很多的丛林荆棘。
齐格蒙·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里面，他试着透过当年纳粹屠杀犹太人那场浩劫，去指出另外一路对于道德的思考。他认为，有时候不能把社会当成是种种道德规范的工厂。恰恰相反，社会很可能是一种阻碍了我们人类做道德判断，或者用大白话讲，使得我们人类埋没良心的一件事情，一个可怕的中介机构。
价值理性VS工具理性
这就要说到另一个大社会学家——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我们也曾经在节目里面介绍过他的书。他把理性分成这两种，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比如说，我为什么想赚钱？为什么要活得幸福快乐？什么样的生活才叫幸福快乐？人在思考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依赖的那种理性，就叫做价值理性。比如说我们来做审美判断，那幅画是不是比这幅画好看？又或者我们在抉择，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该不该说谎？该不该诚实？凡是考虑到一件事情，我之所以这么做的目的何在的时候，我动用的那种理性，就是一种价值理性。
那什么叫工具理性呢？工具理性，就是我去做这件事情，用什么样的方法跟手段去达成我的目标，最有效的、最节省精力的、最合乎成本效益的，这个就叫工具理性。
什么叫幸福生活？幸福生活该不该追求？这是价值理性。我怎么样让自己活得幸福，我要怎么去赚钱呢？考虑这种手段的时候，我动用的就是工具理性。
韦伯当年就曾经提出过，现代社会一个很重要的危机，就是工具理性会随着整个现代化的过程、随着官僚化的过程、科层化的过程，变得盖过了价值理性。
简单地讲，那就是我们到最后每个人都很容易忘记，我为什么要活着，我为什么要做我现在做的事情，大部分人只知道，我现在该怎么样去做好我手上要做的东西。
鲍曼就认为，德国当年之所以能够发生大屠杀，在一个那么高度文明理性的国家，会发生这样的浩劫，恰恰就是工具理性盖过了价值理性的结果。
我们回想一下，当时的德国是非常秩序化的，它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很忠诚、很老实、很有高度纪律跟效率地，去完成了执政者布置给他们的任务，那就是清除犹太人。他们很可能自己平常都是个好人，为什么一旦执行任务起来，却干出了那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呢？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因为他们太安分了。
或者用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有名的讲法，就是平庸罪恶的结果。就是说他们没有在思考，自己干的这件事情，最后会达成什么样的结果，他们只在思考，我怎么样干好我手上该干的本分活。这个，就是当时纳粹屠杀之所以能够发生的最重要的基础。
电击实验带来的巨大启示
这么一个很现代社会的特征，我们还要引入另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这个观点，鲍曼是借鉴于一位非常伟大的心理学奇才——Stanley Milgram，米格拉姆，他的一个实验。这位心理学家在1961年的时候，于耶鲁大学做过一场非常有名的电击实验。
这个实验是这样的：首先，他登报请一些人，来参与一个关于体罚对于学习效用影响的实验。那么找来的实验者，从20岁到50岁不等。学历有的是小学毕业，有的是博士。找来之后就告诉他们，你就坐在这个房间。这个房间的隔壁你看不见的，那边是一些学生。那些学生当然是找一些实验人员假装的。
那么你，就在这边透过麦克风，去问他们一些问题。如果他答对，那很好。如果他答错了，你就按这个钮。这个钮是通电的。你按这个钮，那边答错问题的学生就会受到体罚。那个体罚，就是电击他一下子。这个电击起步点是45伏特，如果他再答错，你就再按，使得这个电会增大电压。最高上限是达到450伏特，是一个足以致命的电击量。
那么他就找来这些人，他们看不见那些学生，只听到他们传来了惨叫声音。这个电压越大，那惨叫就越凄厉。他做这个实验，他就去问他的同行心理学家们。大部分同行都认为：只有十分之一和百分之一参与实验的人，会干得出这么残忍的事，把这个电一直压下去，而且还继续做这个实验，而不会中途退出。
结果他们全都错了，参加这场实验的参与实验者们，他们里面有65%是不断地按电钮，一直按到了最量的电压450伏特。在这里所有人都至少，这个电是超过300伏特。中间有没有人喊着说，我不玩了，我不搞了呢？有，其实大部分人一开始都会听到人家惨叫不舒服，但是，只要这个实验人员跟他们说：不行啊，这是你的任务，你要继续下去。很冷漠地跟他们这么讲，他们就会不断地做下去。
我们常常说，一些残酷的行为是怎么发生的？那是因为那个人的性格很残忍，但是这个实验想说的并非如此。有些残忍的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不是有些人天生残忍，你看这些来参与这个实验的人，他们都是正常人。那他们怎么会干得出这么残忍的事情？是一个社会制度，结构的问题，是一个环境场景的问题。只要这个场景，能够使得他们跟被他们伤害的那些学生隔开了很遥远，哪怕只是听到他们的惨叫声，你都觉得是跟你离得很遥远，这是第一。
第二是什么？假如你今天在这个环境底下，被人告诉你，你把这个当成一个任务来完成，绝大部分人都会恪忠职守地要把这个任务贯彻到底。如果有人中途觉得不舒服,不想玩了，你旁边的人只要给你压力，一点点的暗示，说，这是你的工作，你就会继续做下去。
这就是米格拉姆实验给我们最大的启示，而鲍曼就从这里面得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察，那就是当年的纳粹德国里面，所有参与屠杀，或者是漠视屠杀在他们身边发生的人，都进入了这样一种残忍的制度。他们本身不是残忍的人，但是他们活在一个残忍的制度底下。而那样一个残忍的制度，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来讲这件事情。
米格拉姆实验的结果会受到下面这种信念的影响，即行动是为了科学利益的需要——无疑，这是一个高高在上、鲜有争论、一般也是基于道德的权威。不过，没有指出的一点是，科学比起其他的权威来更多地被公众舆论许可实施伦理上可憎的原则，即用目的来使手段变得合理。科学成为目的与手段相分离最彻底的化身，这种分离是人类行为的理性组织所怀的理想：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遭受道德的评价。被试者表示道德的苦闷时，实验员以一种冷漠的、惯常的与乏味的程式来回答：“那不会造成身体组织永久性的伤害。
在权威的官僚体系内，关于道德的语言有了新的词汇。它充斥着像忠诚、义务、纪律这样的概念——全部都朝向上级。上级是道德关怀的最高目标，同时又是最高的道德权威。事实上，它们全部可归结为一点：忠诚意味着在纪律规范的限制下尽个人的义务。当它们凝聚并相互强化的时候，作为道德准则，它们的力量大到能够废止与排斥其他所有道德考虑的程度——首先就是那些与权威体系对自我再生产的倾注相左的伦理问题。它们划拨、驾驭以实现官僚体系的利益，并垄断了所有道德自我约束的通常的社会-心理手段。
“我不是去杀人，我只是完成任务”
在当年执行整个屠杀任务的那些官僚体系里面，所有的参与者，他们和最终他们要杀的那些犹太受害者之间，距离非常遥远，他看不到他们。在他心目中，他要做的事情不是去杀人，而是怎么样把上级给我的任务办好，如此而已。这是一个纯粹的工具理性。
他没有去问我把这件事情办好，最终意味的是什么东西？不只是那些参与者如此，有时候连受害者都会这么想。最初纳粹是先把犹太人隔离开来，因为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要杀人。只是想把他们赶走，搬到一些德国势力范围的边缘去。
在那个时候，犹太人被困居在一个小区里面，要有人去管理他们，以德国人那么精明、讲效率的一个官僚体系来讲，我派人去管理那就太费事了，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原来想的是要彻底把他们的传统精英阶层都消灭掉。这是毁灭社群最好的方法，这样子，这个社群就会变得原子化，没有了精英，没有了凝固感对不对？
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样不对，必须保留传统精英。只不过现在给他们任务：比如说这个犹太人里面的长老——拉比，给他们新任务。你帮我隔一段时间做个人口调查，归类之后，纳粹拿着这个单子来看。哪些老弱病残不能干活，赶紧送去毒气室，哪些还能干活，在那边挖煤挖矿挖坟墓等等。
这些社群领袖这个时候，也都变成很工具理性的思维。在他们看来，我只是给你分类挑人，他们不知道要把人送去送死。就算知道，那又能怎么样呢？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知道在集中营里面，有人负责，叫大家脱光衣服进去洗澡吧。你知道是谁负责请那些犹太人说“进来洗澡”吗？不是德国人，不是党卫军，不是纳粹分子，是犹太人。
干这些脏事的犹太人，他心里面比谁都明白，这是送同胞去死，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没有良心呢？那是因为，他们也有理性计算，就是反正无论如何都是死，让他们这么欢欢喜喜地以为去洗澡去死，岂不是比告诉他们真相更好吗？而且万一我告诉他们真相，我也要立马被枪决，我也得立马要死啊。我可能迟早也得死，但是晚死一天是一天嘛。依照人的动物本能，这个生存策略，这同样也是个理性计算。
甚至当时，有一些犹太工人在集中营里面负责制作这个床垫。那个床垫里面用的就是那些死掉的人身上的毛发。负责做这些毯子、被子的也是犹太人，而这些犹太人呢，甚至有时候说：“哎呀，今天毛发不够了，我这个任务没法完成；哟，又死了这么多人了，这个头发够了。”他也很高兴，他都把这个当成任务。他浑然忘了，那些头发来自死人。那些死的人，是他的同胞，而他迟早也得面对这样的命运。这是一个多么理性，理性到冷酷、残忍，每个人都是工具的一个时代、一个社会，这是一个极端的现代性。
至于其他德国老百姓，他们当时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举个例子，你像海森堡——非常伟大的德国物理学家。他在纳粹掌权之后呢，他很担心这个会不会干预他们学术研究工作，他就问这个希莱姆——是纳粹头目希特勒身边的左右手，希莱姆说，怎么会干预你们呢，你们科学家该干啥还是干啥，你好好做你的研究。海森伯格听了也很高兴，觉得很安慰。对呀，我管那么多干吗，我是科学家，我要做的事就是好好做好科学研究。科学家的任务，就是什么都不管，就是以真理的寻求、发现事实、发现自然规律为我的最高原则吗？我今天研究核聚变、核分裂，这个虽然会做成武器，但是说到底它也是一个科学任务，他就好好地做。
而大部分那些德国人，当时看着他们身边的犹太人消失掉了，在他们的意识形态洗脑过程中，他已经觉得那些不是人了，他觉得那些人都走了、不见了，他也不会有问题。因为他觉得我要安安分分地做好我自己的事，别管人家那么多闲事。如果我跑去帮助他们，那我就会变成破坏分子，会受到国家的处罚。但是我看到犹太人藏起来，我举报他，我还会得到赞赏，我尽到了一个良好公民的本分。
换句话说，在那个年代里面，杀人的纳粹组织、被害的犹太人，以及许多旁观这些事件发生的德国人，他们全都是理性的。全都是标准意义下的现代人。
别忘了我们都是活生生的人！
纳粹一开始曾经试图用最原始的、像日本人杀害我们中国人那样的方法，来对付犹太人，比如说发生在1939年11月9号非常有名的水晶之夜。它是用流氓暴动般的方法，去抓、去打、去放火、去杀那些犹太人跟他们开的店、他们的住家。
结果经过那一晚之后，他发现大部分德国人都不能接受这个情况，因为很多德国人会发现，我隔壁这个邻居，我们都是好朋友。你们这些纳粹党流氓，太过分了，一个正常人是不能忍受的。在那个情况底下纳粹要是用这么野蛮的暴力来干这些事的话，德国人不答应。德国人怎么样才答应呢？那就是把犹太人集中起来、隔离开来，让他们在一般德国人看不见的情况底下，安安静静地迈向灭亡。
当时全部德国人都知道，犹太人是病菌，要消灭。但是问题是，每一个德国人都会告诉你，我认识一个很特别很顶尖的犹太人，他跟一般犹太人不一样。他特别善良、特别正直。
就是每一个德国人身边，总有一些犹太老师、犹太学生、犹太朋友，甚至犹太亲戚。他认为那个抽象的犹太人是坏蛋，但是他认识的这个具体的犹太人他不一样，他是好人，别杀他。这个就是当时纳粹面对最大的问题。所以怎么样让所有人都把犹太人当成是抽象的犹太人，而不是具体你认识的活人，就很重要了。
齐格蒙·鲍曼在这里面就是指出了，道德是什么。道德不是一种社会规范，它是一种先于社会存在的人的一种良知。人，看到你的同胞，哪怕是看到动物受到折磨、受苦，你都会受不了的，这是一种道德本能。
尤其是在那样的一个纳粹组织下的现代社会里面，人变得非人化了。他会离我们很遥远而受害，那些人他丧失个性了，你看不见他了。就仿佛现代在操纵无人飞机释放炸弹的那些美军一样，你不觉得在杀人，你像在玩电子游戏一样。你只是在按按钮、对准目标，你完成一个任务，一边喝着咖啡干完了活。
现代社会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所以他认为，现代社会有时候反而会成为一种道德障碍。它使得我们没办法把人当人看，我们再也见不着他人的脸了，我们没办法回到一个最根本的人类处境里面，都被这样一个现代层层组织的、很有秩序的社会磨灭掉了。
我们活在这样一个现代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常常会让我们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生生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