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土 家 野 夫

我相信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一个起点，只是因为童年往往由一些时序颠倒的片段画面构成，就像面对一副淋漓挥洒的泼墨长卷，以至于连作者本身也无法指出它的始笔了。

在这个夜晚，我依墙而坐，而对着五扇钢条密布的窗户，看见自由人们的灯火，在残存的几块玻璃上闪耀。而在我的身后，横陈着九十八个罪犯拥挤的睡姿，他们轻微的鼾声以及偶尔的呓语充满了悲凉。列车穿过黑夜隆隆驶去，除此之外，我所获得的宁静仿佛那个遥远的小镇岁月，在回忆中亲切而淡泊……

鄂西小镇汪营，一条深巷，吊脚楼，一盏油灯，冬天的火塘，一切依旧那么温馨惬意。我在逐渐焚烧的烟灰中，似乎找到了儿时的起点。

沿着咯吱作响的木楼梯拾级而上，透过年久而皴裂的木壁，依稀又看见外婆的油灯摇曳着古典诗词般的蕴藉。这间租来的吊脚楼，按照土家族的惯例，是依靠几根木柱支撑在猪圈和茅厕之上的。它的彩廊——城里人叫阳台，悬空于小河之上。

我家就在这河上小楼的前间，后面住着黄嘎公黄奶奶这一对孤老，侧间住着开福大伯的全家。我们三家平分的这幢吊脚楼是小巷的尽头。下楼的小院右侧住着九十多岁的孤老胡祖祖，左侧是一间用竹篾编架，然后用泥巴糊成的小屋，住着周幺妹和她的父母。再往前跨过一道高门槛的小院，右间住着邝爹爹邝奶奶这对老人。左面的空地则停放着几具黝黑的空棺材，落满了等待死亡的时间之尘。靠街面的左间则是我们的房主——熊姐姊妹们所住。右间住着哑巴和他的老娘。

我之所以详细开列这些琐碎的名单，是因为这些平凡而苦难的邻人，给了我最初的人生教育，我将逐渐展示他们的点滴故事。

穿过我们楼下猪圈的茅坑即到后面的菜园，在那两分地上生长着野花、杂草以及上述人家赖以生存的蔬菜。它的外圈是哑巴用木柴扎成的低矮栅栏，上面零星地捆绑着一些干枯的荆棘。右边则是小河岸，从那乱石缝中长出了一些弯曲的树，尚能熟记的大抵只剩一株枇杷和一株女贞子了。

小河在菜园头上直角拐弯东流，形成了一个迴水塘，大约整条河的最深处即在此，因此成了镇人们洗衣、游泳和钓鱼的所在，同时也是自杀的高发区。就在这里，有了一座桥，通向对岸的田野、村舍和那座不高的山。

桥是青石所砌，被岁月磨得锃亮；两头都有上下的石级，早被过往的脚步踏出坎坷。桥的波光和倒影，在远望中形成了一轮满月，又如一面青铜古镜。多少年来，它一直是我凝满乡愁的眼睛，透过它的瞳孔，我才能看清那些被河水漂淡的往事。

它没有单独的名字，镇人就叫它“老拱桥”。直至一九七六年的洪水，把它冲成无数流浪的石头，它的名字依旧刻在乡人们的心底。

我的记忆之源大抵正是这条无名河，它在经过千川百流汇聚之后的中下游，才被唤作“清江”。而流过我家的窗边时，它还仅仅是那方土地上的一道泪痕，一道随季节而开合的伤口。然而，正是那寂寞中消涨的九曲涟漪，滋养了一方人家，同时，也灌溉了我的童年。

河宽丈余，常年泛碧，只是在山洪时节才变肥变深。雨水一退，又秀如处子了。虽是溪涧一般清瘦，却因回环有致而形成了浅滩、渊潭。滩上有沙，潭中有鱼，虽不能行船动桨，但渔人小小的舴艋舟来，一篙如箭，也还能载得动几声浅唱。

往上游看，右岸排满了一街的吊脚木楼，危临于水，摇摇而不坠。左岸是芳草堤坡，散放着牛羊猪马。然后是一大片水田，田中却有一孤岛似的土寨，林木蓊郁，掩映着几户人家。只有一道田埂通外，这个与我家隔河相对的小村叫着“转转田”。

我真正无忧无虑的年代，似乎只停留在两岁至四岁之间。

我清晰地记得那些晴朗的早晨，河上薄雾氤氲，阳光如满地散珠在草丛中闪动。水声淙淙，不时还有小鱼跳波，溅起一串惊呼。大姐二姐背起背篓牵着我，跨过老拱桥来到河对岸，她们屈身割猪草，把我放牧在那片小河滩上。

我在他们断续的警告里回避着水，专心致志地搜寻那些被洪水带来的美丽陶片，和莹白剔透的“星星石”。偶尔还能从河砺中掘出一枚生满铜绿的古币，拿回去灌给家里的鸡吞下，待到杀鸡时，便可以从鸡膆中取出一枚磨洗得放亮的铜钱，然后做毽子玩。当外婆烧好早饭后，便会站在彩廊上隔河呼唤，我就会举起手中那些拾来的宝贝，蹦跳着炫耀。

在没有积木的童年，我总是试图把那些破碎的陶片瓷块拼凑成一只碗，却永远没有成功。最后又都一一变成水漂，变成一圈圈跳跃的水花消失在河底。而今，那些绘有简单釉彩的土陶，却组合了我的缤纷回忆。

卵石堆下常常寄生着河蟹，它们安静地龟息其中，只有在搬开庇掩的石头时，它们才会慌忙而笨拙地逃窜。然而，捉蟹对我而言，仍是一桩有趣而冒险的事。我总是不得要领而被其双鳌钳住指头，痛得哇哇大叫直至姐姐们来救援。所以当我生吃那些蟹爪时，总有一种复仇的快意。

小小河中栖息着许多水族，涨水时，用竹竿绑一只黄篾扎的“虾扒”，逆水一捞，便往往能俘获一些小鱼细虾。乡人不杀不剐，往铁锅上一焙，便是素食年代里的佳肴。

捕鱼的方式有多种，最有趣的还是筑堰围鱼。就在我家彩廊下便是一浅水滩，用卵石砖块搭一高出水面寸许、方圆丈余的围墙，上下都留一缺口。夜里，鱼便从缺口处游到墙内来乘凉。早晨只需悄悄跑去突然用砖石堵住缺口，鱼便在其中左冲右突，只用一只撮箕便可轻易打捞了。有时碰上大鱼也有冲溃围墙逃之夭夭的。总之，正是这样靠水吃水，竟能时而改变一下童年的菜单。

河上人家浣衣淘菜只要沿楼边拾级而下，便可于清流中濯足了。似乎贫者更勤于梳洗，窗下便镇日可闻棒槌敲打石砧之声。晴光满栏时，各家的彩廊上悬满了补缀漂洗的衣物，迎风招展，姑娘嫂子们也可凭栏嬉笑，隔院作乐了。

老拱桥畔的迴水处，年年都有溺水或自沉者。镇人相互谐骂时，便常咒一句“老拱桥没罩盖子”，意即你随时可去寻死。久之，便如“死亡乐园”一般有了几分森然之气。只有在夏日暖暖时，桥上聚满摆古的乘凉人，在两头燃起的艾草烟雾中，飘飘然讲种种乡野轶事之际，我们才敢去坐到深宵。设若有人恶作剧地投石于水，并大喝一声“水鬼来了”，孩子们仍不免惊如脱兔。

清浅而深藏神秘的河中，曾经一度兴起过淘河金之风。镇人倾城而动，密布河中挖沙于撮箕，后用筛子淘洗，落下的一些破铜烂铁可以卖到下街的收购站。金子大约不曾有人淘得，倒是无意中淘出一些子弹、手榴弹以及锈蚀的老枪。有人想要那子弹壳卖钱，便用石头去砸，竟然引爆而炸去手指。自那以后，河床变得凹凸不平了，常有涉水者忽然踏进一深坑而淹及颈项的，便水淋淋地顿足于岸高骂，楼上人家便捡得一笑。

一九六六年夏天的小河枯瘦如柴，滩上只有缓缓水波滑动而失去了喧哗。深处几如死潭，飘满了浮沤和水泡。持久的旱季使河水蒸发出一种死鱼的腥秽，瘴气盈满小街。所谓久旱也并非焦阳灼灼，只是阴阴溽暑，闷热如蒸笼，就是不雨。

镇人日日看天，议论着要去请街首封刀避居的老巫师朱端公复出江湖，去“打龙洞”逼雨。这是土家人的一种民俗巫风。遇旱季便请“端公”做法事，然后号令众生，去一深潭处投石于水，谓之“打龙洞”。意在以勇武的方式，迫使龙王就范下雨，这与汉人卑微的祈龙祭龙大相庭径。

朱端公大约已无意逞勇了，镇人于惶惶中终于看见了河上的奇观——这一画面铭心刻骨，我此刻尤清晰可见——数万条水蛇浮游于小河中，水面摇动着密麻麻的褐黑扁头，河水顿时浑浊如汤。不知源于何种旨意，更不知何时这小小水域中竟蛰居了这么多的长虫，那个下午，空气中弥满了恐怖的血腥和阴沟的烂臭。天阴如坠，仿佛大祸将至。

蛇们在浊波中交臂接踵地优美扭动，只有水皮被无数次切割的声音。目瞪口呆的人们汗毛倒竖，在这无声的挑衅下终于忍无可忍，遂频繁出动，手执竹竿朝水面乱打；不时有死蛇翻出白肚被挑上岸。然而蛇们不惊不避，也不上岸攻击，依旧蜿蜒舞蹈，前赴后继地被集体驱赶向死。

人蛇之战——不，应该是人对蛇的屠杀——持续到黄昏，蛇的数量似乎仍旧不减，河岸上尸横遍野，血水使小河泛滥出霞光的灿烂。倦怠且黔驴技穷的镇人们毛骨悚然，束手无策之际，终于阴云堆积，闷雷从天边滚来如蒙面客的马车，一场暴雨洗净了现场。当人们回到各自的彩廊上避雨再看时，河上一蛇俱无，逝无踪迹，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而只是经历了一场向晚的噩梦。镇上的老人多有记得这一事件，而我也绝对目睹了这场暴乱。

一切都复归平静的次日，惊魂未定的人们开始预感到劫难将至。

可以肯定，我对旋律的最初热爱和理解来自于隔壁黄奶奶的纺车，以及那悠扬的嗡嗡声中，她娓娓动听的民间故事。

黄奶奶有着一双比外婆还小的脚，黑色的绑带每天不厌其烦地缠卸，完整地保存了上个世纪的风尚。黄嘎公是一个终日煸着烟杆的寡欢老头，也许语言都被那黄铜烟嘴塞住了，只有在骂人时才肯拔出烟杆。土烟的刺鼻辛辣充溢于整个木楼，而他的口水也唾得满地皆是。他们有一个养女，嫁给了上街做秤的陈家，不仅不照顾他们的生活，还把俩外孙女丢在这边吃喝。黄嘎公似乎并无谋生之道，全靠黄奶奶的纺纱线度日，至于那些纺成的纱线团又卖到了何处，我至今不知。

我已无法记起我是怎样光着屁股，翻过那高高的木门槛，跌跌撞撞地奔向那架纺车的。它轻快柔细的乐音回荡在安静的楼上，诱惑了我童心的好奇。这架竹制的泛着岁月之油光的简单机械始终让我着迷，其大纺轮舒缓地摇起，小轴便飞快地转动，一团棉花在黄奶奶那枯瘦的手中吞吐伸缩，变成游丝被卷上线轴，有着魔术一样的奇妙。我没找到那若歌若吟的声带到底在哪里，而黄奶奶那韵律感极强的动作，却如同民间舞蹈一样的柔曼美丽。

我相信那时的我是一个被音乐驯服的乖孩子。每次我去，黄奶奶都用一只小簸箕放在纺车旁，把我置放其中坐着。我总在谛听那天籁一般的歌吟，注视她那配合默契的舞姿，像一个小菩萨般可爱。黄奶奶的民间故事和她的纺线一样绵延不绝，我从她那恍如自语的絮叨中，开始明白了傻子如何有憨福，聪明人如何被捉弄，以及一些动物之间的诡计。

她的故事绝无我外婆的故事的高雅和来自历史，却包含了民间传说的古朴趣味。我就在她的无边诉说中合眼入梦，脑袋也随着纺车的旋律晃荡起来。黄奶奶每每见此憨态，便把转动的棉纱往我头皮上一过，毛发被纱线一绞，我又立刻惊醒，木然地睁一会儿眼，片刻又酣然坐眠了。直至妈妈回家，不忍扰我酣梦，便连簸箕一同端回去，把我倒在床上，再去还黄奶奶的簸箕。

黄奶奶的火塘始终烧着树根，屋里充满了暖意。火塘上的“梭筒钩”吊着一只三耳鼎罐，一日两餐地煮着玉米饭。火塘上还有一只药罐一只茶罐，终年熬着苦水。依稀记得她还是一个不挂牌的民间草医，会接生，会拔火罐。还会用马粪纸卷一些干艾草，像纸烟一样点燃了去灸患者的皮肤，使那些穴位滋滋作响并结疤。

我不止一次地看过她这样施术于人，不收钱，收点谢仪。至于确否能治病，不得而知。这一古老的技术也终于像她一样消失于这个时代了。我还看见她用石块在人身上刮痧，刮得泛出一片血色，我几乎觉得她不像纺花时那么慈祥了。

大约我家里不怎么信这种巫医间杂的手段，记忆中不曾找她诊过病。但有时闹肚子疼，缠得外婆没法时，黄奶奶便来抓住我在背脊骨上捏拿，谓之“捏隔食筋”，那可是一件又疼又痒的苦事。杀猪般大叫一阵，真不疼了，许是痛苦转移了的缘故。

一壁之隔，黄奶奶竟然经常留我吃饭；三岁左右的我肯定是不讲客气的，便自觉地端坐在火塘边等待添饭。偶尔她炒了熏肉，那更是垂涎三尺，两个姐姐过来把我抬回去，总要哭闹一场方才罢休。

我对她外孙女黎华的觊觎，大约是在四岁之后。那是一个比我小月份的女孩，有着一对双睑的大眼和红红的脸蛋。我们一起在楼后的菜园边，模拟生活的各种游戏，恬不知耻地扮演着夫妻。那都还是穿开裆裤的年代，我们因直接发现男女之别，而常有心理专家所说的那种攀比。像婴儿吸奶出自一种本能或神授一样，我们也无师自通地觉得这是可以用来取乐的东西，只是不知怎样取乐而已。

黄奶奶对我们这对孩子的亲昵没有什么指责，偶尔笑着说“大了还这样就好！”若干年后，我作为县委的职员回到小镇时，黄奶奶和黄嘎公已相继作古几年，回想往昔对我的慈爱不禁黯然。在街上碰见了正在奶着孩子的黎华，她的红晕已褪去，一瞥之间，似乎隐约看见了她那跟所有乡下妇人一样肥硕而下垂的白晰乳房。

我想起孩提时代的桃色故事，内心莫名冲动以致于羞于上前讲话。而她，已辨认不出当年那个钟情的小哥哥了。我想起黄奶奶以及当初的那句感叹，我感到无地自容。

许多年来，我一直保持着对故居吊脚楼的回忆。那几乎在每一阵狂风中都摇摇欲坠，如悬崖上的危巢一样的木屋，像童年的摇车一样荡漾着人间最初的温情。黝黑的板壁上覆盖了一层又一层报纸，字里行间透露出陈年的新闻古训，以及春天的风、田野的芬芳和岁月的苍凉。咯吱着响的楼梯在夜归人的脚下如渴望已久的笑声，使楼上三家的门内都张大了悬望的眼睛。而常常不期归来的却往往是对门的开福伯，他在嘹亮的酒嗝中叩响门环，然后静待伯妈的嗔骂。

开福伯是这小巷中唯一闯荡过江湖的人，年轻时被抓了壮丁，随国军抗日几年，在一次恶战中浴血生还后便开了小差。回到小镇后不敢公开立足，便去建南熬盐巴贩私盐度日。大约这在当时是一件冒险而挣钱的行当，因此难免有江湖插手其事，他也就三叩九拜地歃血为誓入了袍哥组织。为争夺盐井，遂时常卷入火併，他的身上便留下了很多伤痕和故事。

他有一副牛高马大的身板，据说还习练过几手正邪功夫。唯一的例证是他在夏日老拱桥上，与小镇上的另一著名好汉角力，两人各用一只手，握执桑木扁担的两端，互相反向用力扭动，结果是扁担在他的一声巨吼中碎为木屑。

其时，他已到了英雄老去的季节了。大女儿二女儿皆已出嫁，老三是个儿子，比我大几岁。却唤作“丫头”；老四跟我同龄，叫“小毛”。这兄弟俩却全无乃父的豪气，天性温弱，少言寡欢，但小楼中别无伙伴，我们仨便成了日日相从的小友了。

丫头妈我们叫伯妈，这是跟着他们哥俩叫的，小镇土家风俗认为儿女对亲生父母改为亲属称呼，便于养大以免多灾多难。伯妈最是本份人，保存了山中妇女最完美的品质。那时开福伯常年在外贩马，晓行夜伏地挣两钱，多变成了沿路的酒食。每次醺然回来，伯妈也只嗔怪几句，又一边去纳鞋底了。

伯妈似乎有纳不完的鞋底，每天都在用棕衣包着层层碎布，一针一针密密缝就。线是打了黄蜡的，每戳一针仍费尽了她的力气，用顶针推，用牙齿咬，再把针尖在那发白的发丝中轻摩一下，又扎下一针，无边岁月便纳进了那一双双针脚整齐的千层底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鞋底都是上给人家小货摊去卖钱，而维持一家的生计的。可怜那时镇人只能依赖这点小商品经济聊以度日，丫头和小毛也就在这种日子里温驯地成长着。

即使在贫困年代，开福伯依旧保持了他的酒兴。每当他骑着一匹无鞍的小川马蹄踏着小街的青石板街歪歪斜斜回来时，都有着神仙一般的飘然。这许是江湖人的习惯，只有野店的盘蔬村酿，可以聊消那绵绵相思和倦倦旅意。每次回来，他都要坐在火塘边，吧嗒着他的土烟，对我们这班小辈讲说古怪故事。

一盏油灯在灶台上摇曳着青光，伯妈独坐在一边静静地纳鞋底，我和丫头、小毛便围坐于大伯身边。火塘里的煤块漾出暖意，开福伯的故事却使我们汗毛倒竖，背心发凉，以至于越坐越拢，圆圈越来越小。讲到惊险处，开福伯一声巨吼，或故意指着黑暗的角落惊骇地问道：“啊，那是么子？”我们便一起惨叫，开福伯便乐得开怀大笑，伯妈又轻轻地嗔怪一声：“莫把细娃嚇倒了！”

在这些充满恐惧和刺激的夜晚，使我在乡野鬼文化的氛围里，对自然世界有了最初的敬意。以至于浓厚地相信许多简朴得近乎愚蠢的人生哲学，比如善恶报应、因果循环等，甚至一定程度上让我相信，在我们生人世界的一侧，有着另一个可感而不可见的灵魂世界。

小镇上缺乏粮食，偏偏却盛产老鼠。那些家伙常常招摇过眼如一匹肥胖的懒汉。又往往爱在夜里啃啮厨柜，或在楼上散步发出恐怖的声响。开福伯自制了一台砸鼠机，外形如一只今天的密码箱。下面设一甬道，竖一小竹签，竹签则顶着一块沉重的砸板。箱内扔几粒爆熟的黄豆，置于鼠道上，夜里老鼠钻进取食，触动竹签，砸版便坠下将其压住。

从此每到夜里，便听轰隆一声如城门崩塌。这时开福伯便要起床用火钳夹出老鼠，再重新布置机关。否则让其它鼠发现这一陷阱后，便不会重蹈覆辙了。到了早上，开福伯便亲手剐皮，开膛破肚，将鼠尸清洗干净后抹盐，挂在火塘上方以熏制成腊肉。隔些日子，用油炸焦，便成了一盘佐酒的佳肴。在他端一碗酒水咂咂地讲故事时，我们也常常能分到他兴高采烈赏赐的一块鼠排。即使是一匹胖鼠，咀嚼中也似乎只有骨头的碎响，但确确乎是满口生香的。在那一刻，我们的模样大抵也如一群饥饿的鼠的盛宴。

“文革”的风暴终于也袭到了这方小镇，在人情逐渐炎凉的世态里，这个小楼初时还保持着它完整的古朴宁静及和睦。开福伯这条好汉的存在，尚能令那些骚动的人们不敢小觑。逢年过节，楼上人家依旧保持着彼此奉送一餐饭食的古风。

然而生活是日渐艰难了。开福伯卖掉了最后一匹坐骑，徒手在街上晃荡以致于步履蹒跚，缺酒的日子使他肝肠寸断，他失去了流浪人惯有的微笑而显得无所凭依。于是，伯妈的眼泪抹得更加无声了。丫头哥经过一场哭闹和罚跪后，终于辍学跟人去学裁缝。他开始像他的母亲一样沉默，同时习惯了在衣襟上别几根带线的钢针。

那年冬天，镇上开始驱赶大批家庭迁入农村，所有历史上稍有“污点”的人家皆在劫难逃。开福伯这个国军逃兵、袍哥弟子自然不能幸免。他与世无争地接受了这一遣散令，简单地打点破旧家俱，到二十里外的后坝公社落户。

行前之夜，他和伯妈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我家辞行，他对我婆婆和母亲洪亮地说“婆婆，成同志，多谢你们这些年的救济，让细娃给你们磕个头！”说罢丫头和小毛齐刷刷地扑倒在楼板上，一声闷响，两个孩子抬起沾满灰尘的前额，伯妈双泪横流。

我外祖母和母亲一手抱起一个孩子，呜咽难言。母亲随后打开抽屉，取出几十斤粮票、两丈布票、几斤酒票塞到伯妈手里，嘶哑地说“这点，你们拿去度一度冬天。那粮票，有二十斤是全国通用票，是包含有八两菜油指标的……”

次日大早，开福伯的马贩朋友套来了一架大车，在响亮的甩鞭声中载走了这一家四口；同时，也取缔了我童年故事会的主人。那些诡谲的神话传说在以后的岁月中，逐渐飘散成那天早上的薄雾，只阴阴地照在心头。

若干年后，我作为县委的一个小科员回到小镇。穿过深巷去找我童年的家，楼梯已换了方向。拾级而上推开似曾相识的木扉，看见已呈老相的丫头正伏案在一匹蓝布上勾画线条。我叫了一声“丫头哥”，他抬头愣愣地盯着我，我急忙自报家名，他立刻欣喜地勾起我的肩膀，朴实的笑立刻又回到了那憨厚的脸上。

在简短的谈话中，我知道开福伯已在那些年的某次乡村酒会中（大约是丧宴），乐观地醉死，其后伯妈也脑溢血逝去，他们落实政策后又回到了旧居。他已从乡下带回一个老婆，现在是个体裁缝。小毛招工到烟厂干活去了。然后问我“婆婆还好吧？”我说也于前年过世了，彼此唏嘘一番，他要留饭，我犟着还是告辞了。

我在一九九一年的某间终日阴暗的囚室坐过了全年。这一年曾因漫长的雨季而酿成著名的涝灾，因而在记忆中显得潮湿而霉气。事实上，阳光是偶尔存在的，由于墙太高且逼近窗户，只有在正午时分才能见到屋檐下的日影。我曾试图竭力伸展手臂，以触及到那条稀有的光线，以致于把肩胛骨也挤过了那钢条窗栅，仍无法靠拢那点温暖。于是，那年我全身多处湿疹，布满蛇一样密集的疮痕。

在黯淡无光的日子里，我为自己在热带海岛曾奢侈地享受和挥霍那些纯净的阳光而生惭。放风之际，便恬不知耻裸体坐卧，让身体在那短暂的一刻钟里，大面积地承受太阳的轻抚。那时，我突然想起已坠入忘川的胡奶奶的形象，我感到一种亲切的痛苦。

在冬日泛白的阳光下，胡奶奶始终像一只猫踡坐于门坎后的棕垫上。她布满皱纹的脸一片荒凉，恰好和布满刀痕的门坎融为一体。她瘦弱得像一只灾年里的老猫，似乎已无力量翻越那道高峻的门坎。只能凭槛斜坐，尽量让满头银发伸到门外的阳光下；而她的身后依旧洞穴般漆黑，那是她只有一个火塘和一张床的家。门外的明亮和背景的黑暗形成了一张低调的照片，烘托出她泥塑一般线条密集的佝偻老态。她就这样日复一日地乞讨着阳光，使她那两只狭窄的眼里始终保留着生命的亮点；如不肯熄灭的风中之烛，摇曳着残年末世的最后固执。这一画面始终凝聚在我心头，除此之外，我再难想起有谁曾像她一样如此渴望阳光。

胡奶奶是我见过的最古的老人，那时她已有九十多岁了，巷子里的人都叫她“祖祖”。她的生命像她的语言一样早已模糊难辨，一切记忆都荡然无存。她依靠镇上每月发给的八元五保户津贴维持着生计。

在我家楼顶的天花板上，放着一具漆黑的木匣子，有四只脚，我知道这是她预备的寿木之后，便有些望而生畏了。在这个深巷院落里，她是毫无劳动能力的孤老，她的饮水劈柴都自然而然地由邻舍各家包了，她已无法表达谢意，甚至连一个谢的表情也无法表现出来了。

但大家依旧如负使命地帮助她迟缓地去抵达死境。几乎在每个晴朗的上午，要是没见到胡奶奶在门坎边守望阳光，院子中的人便会疑心她已在夜里悄然谢世。她的门从来不锁，便有大人推门进去问候，她却总是奇迹般地又爬出了她的“黑洞”，好似冬日树尖的最后一张落叶，执着地不肯凋谢。

她就这样依赖着阳光熬过了一个又一个冬天，直至我们搬走仍未听到她的死讯。

楼下院子与胡奶奶对门的，是周幺妹一家三口。那是一间完全用竹片“编成”再糊上泥巴的鸟笼，和我们熟悉的梁上燕巢几乎无二。

户主周汤元是一个只有一只眼兼跛脚的老实农民，而真正掌握这个家的是他的老婆袁妹华——一个矮小的罗圈腿女人，有着一张利嘴，善骂且好吃。周幺妹的出生大约对这样两个半残人来说，经历了一番轰轰烈烈的折腾几至于其母半死；因而贫家养娇子，一向看得十分珍贵。于是家里便由周汤元勤扒苦做，来养活这母女二人。

我对这家人的记忆已所剩无几，然而憨厚的周汤元依旧栩栩如生。几乎在每个早上他都是卷起破旧的裤脚，扛着一把挖锄走过老拱桥去出工。收工后便是帮院里的一些孤老挑水，也帮我家送水。我家给他一点微薄的报酬，他便讷讷地谢几声。

我喜欢看他帮人做大煤球的过程。把几百斤煤堆在院子中，和上黄泥。一次次泼水，然后赤足踏上去转圈，把煤堆踩成一大张饼，又堆起来再踩。据说这样踩匀了才好烧。他就这样不厌其烦地在煤饼上推磨一般转圈，眯缝着沾满眼屎的眼睛，口里则哼着寂寞的山歌。最后是用双手捧起一大堆煤，揉搓成篮球一般大小的煤团，整齐地列在墙角，像一队黑发矮兵。贫穷使他除开抽点土烟之外，便别无嗜好。

对于老婆的每天咒骂他都充耳不闻，语言对他像是一种累赘，他没有过怨天尤人的时候。一年四季，他都是一身单衣且褴褛百结，永远给人一种隐隐发抖的印象。

一次，我家喂的猪掉到粪池去了，院子里的壮年男人一齐出动也无法扯将出来，他竟跳下粪池去把猪掀了上来，然后到老拱桥上去洗一身污秽。之后他的双脚红肿长疮，流脓不止，据说是中了粪毒。我家特感愧疚。一气之下把那头绝意自杀的猪给宰了，送他家大块肉养病，又开了好些西药，熬过了几个月，那毒气才消除。

某次，我将母亲的一串钥匙又掉进了粪池，母亲将我一顿毒打。他听说后又要跳下粪池去帮我摸钥匙，母亲坚决劝阻并立即停止了对我的惩戒，这使我对之充满好感。

灾难岁月使人们对于食物的要求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周汤元的唯一美餐就是烧鳝鱼。他将田里捉来的鳝鱼不杀不剐，灌进一节竹筒里再堵上泥巴，撒进一点盐，然后丢进火里烧。竹子烧破，鳝鱼也活活蒸杀了，他像是嚼一块枯碳一样吃得舒服之极。在这时，他会自言自语一句——“鸡鱼肉面，不如火里烧黄鳝！”

有次他从外面拎回一只死狗——一只小狗掉进污水坑淹泡了三天，全身发胀，臭不可闻。院子里的人都说不能吃的，他依然毫不皱眉地拖到河边开膛破肚洗净，然后在老拱桥边烧起一堆野火，将只有几斤的狗肉烧烤食之。他的这些行为没有人表示厌恶，却都是同情，饥饿的时代显出了格外的理解力。

在周汤元的木讷善良中，饱含了一个中国农民的巨大忍耐力。当我在以后的一些痛不欲生的厄运面前试图逃避生命时，我总在想有许多如周汤元一般默默承受着全部苦难，却无怨无悔地活着的人们。在他们而言，生存本身就是生存的目的，因而他们乐天知命，沉静地完成生命的过程。

然而他的堂客袁妹华却是一个天性卑贱的人，也是这个巷子中唯一被大众所鄙视的人。如果说贪占便宜，好吃懒做是贫穷所致的话，那么飞短流长、说东道西以及强烈的窥视癖等等恶习，却只能是与生俱来的毛病。

文革年代，我们家成了众所周知的黑户，一家老小诚惶诚恐地生活在阴影中。这一变化仿佛使她的业余时间，又多了一些有关兴趣的事务。也许是出自镇委安排，或者纯粹是革命群众自发的积极性和斗争热情，她成了我家的监视人。

大凡有客人来坐，她必扭着她那圆弧般的罗圈腿，尽量悄悄地潜到窗下偷听谈话内容，或借故推门而进察看客人是否敌特。原本久借不还的一些钱物，到现在变成了理直气壮的占据。她一向卑微的身躯似乎突然间在院子里伟岸起来，清晨的骂夫声也变得响亮而精炼，不时含沙射影地套入阶级斗争的内容。

不过，院子中的人似乎很难改变一向对她的看法，所以历史很难把这样一些文盲推成主流。在我们家搬迁而走的时刻，我隐约看见众多的挥泪送别者中，有她矮小的身躯在抖缩。那一刻，我想她的泪不无真实。事实上，在我许多年后的回访时，我已经消释了童年对她的鄙夷。在她卖葵花籽的小摊旁，她再一次为我外婆的去世而拭泪时，我竟然感动而顿生亲切。

邝奶奶住在巷子中院，而邝爹爹却在我的出生地西流水的乡下当收购员，每月才回来一次。邝奶奶没有生育，独自在院中过活，也未见谋什么生计。她牙齿脱落殆尽，头上经常留有拔火罐的红圆痕迹。由于她似乎心直口快，对于我在院子里的为非作歹喜欢絮叨几句，且常常一状告到我母亲那里，便使我对之怨而远之。在一巷的众多老人里，那时代我可能最不喜欢她了。然而每逢邝爹爹从乡下回来，她又必唤我去她家，而我往往也不计前嫌闻声而动，因为那里有核桃可吃。

邝奶奶成分不好，是镇上的“五类分子”。据说也只是某地主的小老婆，土改时才由长工邝爹爹娶过来。镇上每逢运动，便要召集“五类分子”训话，随时敲敲警钟。开会回来，邝奶奶便要拔几天火罐。

至于镇上的一切公益事务特殊使命，则皆由这些“阶级敌人”包了。记得某年一贼人盗走了粮管所的公章，扔在了老拱桥下。时值冬日，镇上为了取证，找来“五类分子”打捞，所有的男性都被赶入寒冷刺骨的水中徒劳无获地瞎摸。邝奶奶这些“女五类”，便负责在桥上烧火堆，让下水的人不时上来烘烤一下。我看见她的老眼被烟熏得泪水直流，仍不停地爬向火堆，用那无牙的嘴使劲地吹火。

十几年后，我回到小镇，当年的那些老人皆已作古，而邝奶奶硕果仅存。她在街面上用门板支了一个小柜台，冷冷清清地销售一点香火纸钱之类的物什聊以度日，因为邝爹爹已去世。我亲热地呼唤她，她已认不出我来，我自报家门后，她颤抖地拉起我的手老泪纵横地说“听说你婆婆过世了？”我点头，她又不停地拭泪。

那时，我在县委工作，恰好县川剧团在该镇演出，我知道我无从报答这些乡亲，便找团长要了一批好票来，给从前的父老辈各送一张，请他们看戏。邝奶奶激动地接过票说“耳也聋了，眼也瞎了，看戏看不到了！难得你这番心意，还是去坐一回吧！”

哑巴是个孝子，他侍奉着他八十岁的老娘，住在巷首第一家。在乡下，似乎残疾人便无辈无号，无论长幼皆唤之“哑巴”，反正他也听不见。

其实他年龄比我父亲还长。他不仅聋哑，且患足疾，行路亦作扭摆态。然而他的表情丰富，喜笑怒骂皆行之于色，并示之以手势。一般大人皆似乎可与之交流一下。

哑巴能作生意，临街开一窗，摆一箩炒好的葵花籽，用小杯量，五分钱一杯。另外还有凉茶，每杯一分钱。葵花籽是在乡下收的，八毛钱一斤。他用水洗一番，将漂浮的去掉，然后用沙子掺盐猛炒。炒罢再用筛子一遍遍筛去沙子，用簸箕颠走杂物，再才售出。就是这点微利，竟然也足够他母子俩生活。

哑巴的妈似乎有奇怪的杂病缠身，终年火塘上都煨着一只药罐，还常叫我去把尿拉在药里，说是童子尿可以补身。每拉一泡便奖给一捧葵花籽，对这种无本之利，那时的我向来是毫不犹豫的。她还有一癖，吃头痛粉，每天必食数包。这是那时乡下最常见的一种止痛药，一包八分钱，小纸包上画着一男人以手扶头。后来才知道她年轻时抽大烟上瘾，现在只能靠这种药里所含的吗啡过把瘾度日。

我们那时一班顽童不懂事，街坊的大人们便叫我们到哑巴面前去，用双手掌相对作挤压状，说这样做哑巴便会大笑不止。我们便跑去一试，哪知哑巴勃然大怒，摸出一把柴刀跛着脚追赶我们。直至捉住一个拎去，以刀做抹脖状威胁一番，哇哇大叫一阵才作罢。

我们对此怀恨在心，便存心报复哑巴。用黄泥巴搓成粪便状，悄悄地堆放在他门前，再浇上一点水，仿佛才拉的屎，然后在远处观望。果然哑巴上当了，出门发现这堆“粪便”，呜哇大叫一阵，然后细心地去灶洞撮来柴灰撒上，再用扫帚认真地打扫干净，再倒进自家的茅坑才作罢。

看到他这种样子，我们便开心之极。后来渐觉这种游戏无聊了，又想出了新招去捉弄他。那时小街上没有路灯，天黑后哑巴就点一盏油灯放在柜台上。他坐在柜后，葵花籽小箩摆在柜台上，我们便悄悄爬到柜台下，突然将灯吹熄，然后趁机抓一把葵花籽就跑。等哑巴将灯点燃，我们已无踪影了。从此，哑巴便将灯和箩箕收进了柜台。

关于得罪哑巴的那个手势，长大后我才知道，那是一个表示性行为的猥亵动作，因为哑巴终生未婚，大人们以此取笑他的。

对我而言，童年的另一快乐是隔壁巷子的铁匠铺。

我喜欢看那师徒二人铿锵有力地将一块铁，锤得火星四溅的样子。他们从来赤膊上阵，我一直奇怪那些火星溅到他们乌黑的肚皮上似乎毫不灼伤，而我却要躲在角落里头偷望。

铁匠大约是最让人沉默的行业，他们终日很少开口，只凭借一大一小两把锤子的对话，就能准确地将一块生铁，打成漂亮的镰刀锄头以及任何一种农具。

我更感兴趣的是那座风箱，在我看来，这无疑是最神巧的机械，一拉一推，风便呼呼而出，吹得火苗直窜。我经常自告奋勇地去帮他们拉风箱，他们却嫌我不会拉而很少同意。为此，我便只有趁他们收工后去拉几把过足瘾，我仍不清楚此中究有何学问。

另外，他们还兼补锅，把铁烧成水倒在破口上用两块木头一夹，再趁势磨平。这一手工技巧看似简单，实际上复杂之极，令我常常陶醉在他们的艺术里。

前几年我专门回乡，想要拍摄一组消逝了的传统手艺人，结果发现补锅匠已经绝迹。这些古老的匠人在各个角落悄然谢幕，几乎从未让正陶醉于先进文明的同类恻然动容。他们一个个敲着最后的响板，落寞地走失在乡村的雨巷。带着他们世代相传的秘诀，带着几千年人类初始文明积累传承的工艺和经验，无声无息地走出了我们的视线……

我经常假想——补锅匠老张的远祖，曾是青铜时代的先民。他们从最初的火焰中认识了金属和熔铸，世代秘传他们的冶炼绝技。他们曾经荣耀体面地生活，从为皇室铸鼎到为百姓补锅，他们已经被历史越推越远。

在20世纪的某个早晨，已经被挤到乡村边缘的老张醒来，他发现所有的锅都被替换，人类不再需要他了。他和他全家老小赖以生存的古老法术失灵，他在这个时代再也无力点铁成金，最后他带着他列祖列宗的古老智慧在贫困中萎化。

如今，我的吊脚楼也不复存，童年更是遥远。所有的邻居老人也都列队作古，连我们自己，也在那夕阳下蜿蜒成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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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初稿于武昌监狱

2013年5月改定于莱茵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