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风灵
———-
近年来，国学，实际上是儒学火热兴起，以《弟子规》为代表的儒学作品成为了学校教材，一批学者及其追随者纷纷皈入儒门，自诩为新儒家。抛开那些以骗钱为目的的江湖大师不提，新儒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儒学需要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类认为儒学就是优秀的传统文化，每一句话都需要发扬光大。
那么，问题来了，儒学究竟需不需要顺应时势，进行现代化改造？或者是“祖宗之法不可变”？如果需要改造，该如何改造？
梅因在《古代法》中分析了古代法律制度的变迁，留下传世名言“迄今为止，一切社会进步的运动，都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契约社会”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以此为标准，儒学作为社会规范可谓是格格不入。
儒学就整体而言，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以此实现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学说，这种秩序以等级为其特征。儒家认为等级制度天经地义，处于不同等级坐标上的人，有着不同的行为规范，这就是“礼”。儒家并不致力于论述与推行超越等级秩序之外的品德，“忠孝”也好，“仁义礼智信”也好，都与身份密切相关。
这并不奇怪，梅因对古代法的研究表明，人类早期文明中，以身份立法是常态。这也可以以扩展秩序理论解释。人类的发展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人类早期，合作的基础是基因，也就是血亲之间的合作。在血缘关系中，因父母子女天然形成了等级制度，体力、经验占优的男性长辈是维持生存繁衍的核心，由此而产生了首领。后来随着繁衍和迁徙，扩大到家族、氏族和部落，最后是国家。就早期人类看来，等级制度符合人类本性，也几乎是他们所能找到的维持秩序，建立约束，促进合作的唯一办法。
然而，事实上，这样的合作范围相当有限。在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中，不能确定等级，没有抽象的行为规范，难以有序合作。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视亲疏辈分，上下有别尊卑有序，实在没有办法时，就进行拟制。比如，称呼没有血缘关系的邻居熟人为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称呼地方官为父母官，将皇帝视为天下之父，皇帝以万民为子，等等。要胸怀天下，也常须借助这种类推，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四海之内皆兄弟”等。
拟制毕竟是拟制，缺乏真实的约束，常有失范之虞。因此，圣人们怀念的总是小国寡民的三代时期。但是他们没想明白的是，不是人心不古，而是等级制度的最佳模型就是以血缘为纽带的一小群人。
为了维护秩序，必然固化等级，这也几乎是所有前现代文明的共性。如米塞斯所说，生来是贵族的终生是贵族，生来是平民的终生是平民。除了“多年媳妇熬成婆”这样的自然轮替外，儒学只会让臣子顺服君王，却不会告诉你，臣子怎样才能合法地取代君王，甚至这种想法都被视为大逆不道。于是，几乎所有的改朝换代都是在儒家的“礼法”之外，无程序可言，无规矩可守，成为社会动荡的一大根源。儒家对此没什么办法，似乎也不打算解决问题，只能是自欺欺人地接受既存的事实。因此，儒家虽然也讲“天道”“人心”，但事实上奉行的不过是“成王败寇”。
等级固化的直接害处是社会的停滞。人们既缺乏创造财富和冒险开拓的动力，也缺乏广泛合作的机制，犹如一潭死水。中国的科举制度为这种固化的等级开了个口子，但却是由皇帝予取予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强化了知识阶层对权力的依赖与合谋。有知识有见地的人少有当官从政之外的兴趣，思想只能限制在统治术里打圈圈。
虽然以身份为基础的固定等级是古代文明的常态，但却有一个例外，就是欧洲文明。“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始于欧洲，扩展到了全世界。其生命力在于平等互利为基础，建立了陌生人之间的合作秩序，从而人类能利用的知识和资源呈爆发性增长，势不可挡。在契约社会中，虽然也有精英，但成为精英之路却向每个人开放。黑人的后代可以当总统，难民的后代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这都是经常上演的现实。
始于300多年前的这场运动，迄今仍持续发展，梅因的论断仍未过时。中国也已融入到了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并大获其利。古老的文化在扩展秩序的冲击下，需要重新批判和检视，这并不是什么耻辱，而是新生的契机。
由此，开篇问题的回答是，儒学当然要改造，需要除去前现代的等级制度元素、等级礼教是儒学的根基，去除之后，儒学作为治国之策已不可行，“仁义礼智信”等作为个人修身养性的道德规范尚有可取。
另外，每每与新儒家讨论之时，谈到一些现代的价值观，如“自由”“法治”等，新儒家们总会不遗余力地从古圣先贤的经典中找出片言只语，来证明“古老的智慧”，“祖上阔过”，“我家都有了，没啥稀奇的”。但这片言只语之后并没有实际的制度为支撑，理论上也不成体系，千年之间几无发展。这其实是认为中国是个孤立的文化圈，什么都可以自行发展出来，什么都不缺。但在事实上不能成立（中国文化一直都在与其他文化交融），思想上更是有害。思想上的民族保护主义与贸易上的民族保护主义一样，排斥外来文化，就不能很好地利用他人的成果，将导致自身创造力、竞争力的下降。资本不分国界，知识更不应分国界。
然而，吊诡的是，儒学热中，风头最劲的恰恰是宣扬等级制度的行为规范，比如《弟子规》《二十四孝》，甚至《女儿经》。进入21世纪已经17个年头了，中国却要走上“从契约到身份”回头路，直令人有时空错乱之感，不知是可叹还是可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