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尔登 | 文
或暂或久的，每过几年，就有一年厌倦阅读；每一年中，也总有一两个月，常常是在岁杪，一点儿也不想看书，此时每本书，都像失掉了可喜的个性，变成课堂里唠叨的教师，饭桌上按着自己的破事讲个没完的讨厌鬼，笑容可疑的推销员，说长道短的上士，自言自语的邮差，搜罗听众的退休官员。在这种时候，习惯地拿起书来，刚一打开，太阳就钻进了云层，我的眼睛冲着书，脑子跑到别的地方，拽回来，便在两者之间飘浮着，心无定属，惟一不变的心思，是“我恨这本书”，以及下一本——打开，合上。看到我这无聊的样子，窗台上仅存的一株花草，吐出最后一口气，死掉了。
这种状态，像是人在旅中，忽生厌倦之意：“我为什么在这里？”出门前想得好好的，这里看山，那里涉水，地图在手，眼镜在鼻，上午参观，下午照相，遇碑抚碑，见桥登桥，呼朋唤友，招猫逗狗，趋前趋后，兴致勃勃，然而总有一天，一股不耐烦之意腾地冲上心来，于是山失色，水无光，雨打鼻子雪冻脸，草木刮衣服，炊烟熏眼睛，曾经美丽的卧石，这会儿专拌人大跟头，谁还有刻颂之心，全身上下只觉得累。又好比例行的晚宴，有良朋可与谈笑，有羊肉可用开涮，耳聆高贤之教，手倾威士之忌，放下五湖之心，拿起二锅之头，凯乐欢欣，夜复一夜，忽有一天，眼睛盯着一个人的脸，心里想的是：“他到底在说个什么？我为什么要听他胡扯？”一念之来，兴致索然。
为什么如此？我们疏离一件事物，粗浅地说，或者是没有发现它与我们的关系，或是那关系太紧密狭隘。正如生存是最不可忍受的生活方式，求知是最容易让人生厌的阅读方式。我现在看书，哪怕是看闲书，也经常闲不下来，或者是这个有用，或者是那个颇可思量，人闲心不闲，简直可恶，而极少有——如果不是完全不能够——忘我的阅读。世界总是要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它，推开窗子，看看外面，或者不推开窗子，看看周围的什物，就看见了我们自己的性格，纠缠在与他人共享的网中，阅读本来是摆脱局促的办法之一，然而或者是因为我们已经僵硬了，或者因为作者也在局中，读着读着，便会忽然觉得窒息。
我刚上小学时，赶上批判“读书无用论”的尾巴。后来又批《三字经》什么的，来回来去地折腾。“读书无用论”与“读书有用论”，本是一家，是一种疾病的两样症状，好比一种错误的证明，恰是对自身的反驳。怎么批“读书无用论”，我记不起来了，如若想象，不外是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啊，科学种田啊什么的。我只记得此时逃学不如以前那么方便了，写起检查来，要自诉“受了读书无用论的流毒”等，活活多写一两行。没过几年，恢复高考，读书更加有用了，《三字经》也重见天日，里边有好多苦读的故事，孙敬悬梁，苏秦刺股，匡衡凿壁，车胤裹萤，好不让人厌恶。最可恶的一个人，不在《三字经》里，是后汉的桓荣，他小时候家里很穷，种田时也带着书本，他的哥哥不理解。后来桓荣做了官，回到家中，向兄弟们展示官家班赐的车马衣服，带着雅各式的微笑说：“此稽古之力也。”
劝学是中国的传统。这传统有杰出的一面，又有鄙陋的一面。古往今来劝学的诗文无数，我今天想起的却是唐代的小说《李娃传》，这故事的前一半很好，后一半恶俗，由它衍生出《曲江池》《绣襦记》等各种戏文，传到今天，许多剧种里都有，而李娃劝学的手段，早就可怕了：你要不是看书，总看我，我就把眼睛挖掉。昆曲文绉绉，邦子腔里是这么唱的：“我将你当志气男子灵芝草，谁知你是臭蓬蒿。一根银针我在手，刺坏左目祸根苗。”读书如此沉重，怎能不令人厌倦。
我当然不反对有目的的读书。我最热爱的传统，大概就是人类的知识传统了，猫因为没有这样一种传统，正横在我的床头打瞌睡。但在此外，有时候，我们需要放弃“有用无用”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或是种无奈的一隅之教。拿起半首狄金森的诗歌：
“你不能将一股洪流折起，
把它搁进抽屉——
风会将它找到，
并告诉你的雪杉地板。”
我们能不能承认，任何功利性的念头对欣赏诗歌都是有害的？以前为读“闲书”辩护，我曾经说，这些书至少可以扩展我们的精神，或令我们愉快一时，现在看来，这是一种妥协的、不彻底的辩护，它仍然或明或暗地接受着有用无用之论。按照最严格的有用无用之论，找到一本完全“无用”的书是很难的，理论上是做不到的。而这也不应该成为辩护之词，实际上，用不着辩护，我们用不着自辩，用不着为任何书辩护，用不着为别人糟糕的思想，浪费自己的思想。
当我们说一本书有用或无用，我们在想什么，我们指的是什么？有用无用这种说法，大概与书对人的影响有关，而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打算接受什么样的影响，左右着我们实际接受了什么影响。我们打算令一本书能够为己所用，我们做到了，而同时弃掉了——如果这是本好书——更多的“无用”的内容，那些文字，作者在自由的状态下写出，我们在不自由的状态下忽略了。
我念大学时，遇到的老师中，有一位陈先生。话说上课记笔记，是好习惯，特别是发生在别人身上。有些课我没有上，到考试前，就借同学的笔记看一看——对考试来说，笔记是有用的。看一本笔记，与上半年的课，有很大不同吗？对试卷来说，没多大不同，对人来说，有很大不同。说回到教19世纪欧洲文学的陈先生，他留法多年，汉语有点生，经常捏出古怪的词来，“重镜破圆”之类，让我们哈哈大笑，而他从来不以为忤，他那种坦荡、幽默的性格，对事情温和得体的反应，在那个时代，并不多见。他对法国文学的见解，说来惭愧，我已经没有印象了，但他的春风言笑，姿态口吻，那些随意的剧谈，零星的手势，他的衣着，家中堆得到处都是的唱片⋯⋯这些都是没用的，是吗？
还有褚先生，是治秦汉文学的专家，给我们本科生上课，自然是只讲些基础的，用不着出语惊人，但偶一激扬，闪现出的绝尘之逸，足令向慕。他老先生骑的是一辆自行车的遗骨，远一点看去，如同坐在半空中，就这么在校园里乐呵呵地往来，像卡通片里的人物，而这些，又岂是笔记里会有的。
我说这些，是粗浅的比喻，而仍没逃出有用无用之论。其实我最反对有用无用之论的滥用的，是这种观点，隐藏着狂妄与闭塞。说它狂妄，是它以为我们对世界及自己的了解足够丰富，足够深刻，能够判定一切或绝大多数事物会如何影响我们的利益；说它闭塞，是它把我们可怜的一点知识，转化为精神的牢狱，或说得好听些，一张道路旁午的地图，进而断言，道路之外，实无景致。古典功利主义者不能、也无法假定能够计算出行为的全部后果，我们就能了吗？我不知道未来人类会怎样理解类似的一批问题，但一个有可能存活数十亿年的种类，在才拥有两万年左右文明史时，便假装掌握了种种诀窍，是不是有点儿过早了呢？
一本书，如同一个陌生人。我们见过各种陌生人，我们来到陌生的医生桌前，想听他对我们脾胃的意见，我们把陌生人请到家中，除去地板下的害虫，我们向陌生的人购票，吃下陌生的人端来的食物——也有的时候，面对一个陌生人，我们不知道他会说什么，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不能从衣着判断出他的职业，不能从表情看到他的性格，这时，我们是应该高兴，还是害怕呢？
我从朋友那里收到过许多珍贵的批评，其中一次，是若干年前，在山西的一个地方，一个衣服上有许多灰尘的男人来到我面前，勉强挤出些笑容，开口说：“你们是头一次来吧？”我摆摆手说：“不用不用，我们自己知道。”那人走后，朋友说：“你怎么随随便便就把人赶掉了。”我说：“你没听出来？他是那种带人逃掉门票，来挣钱的。”朋友说：“你怎么知道？”“我看得出来。”“如果不是呢？”
是啊。如果不是呢？万一不是呢？不讨论这种态度对别人的伤害，且说它对自己的伤害——我们经常抱怨，生活中的意外太少了，新鲜的情节太罕见了，同时，我们这些有经验的人，对概率的依赖，又有点过分。那人有很大的机会，确是我料想中的人物，但另一类机会，本来因为其弱小而珍贵，也被我们零零星星地断送了，亦如在有用无用的思辨中，我们，作为读书人，越来越不自由。
小时候（我发现，这个词最近用得渐渐多起来。我还不到七十岁，已经开始像九十岁人那样爱忆旧了），曾经生活过的一个地方，有些奇异的词语，其中一项，是将所有的坏蛋，不分中外，一律叫“美国人”。电影看到一半，就有先知大声指出：“瞧出来没？这家伙是美国人。”对那类电影，他们总是瞧不错的。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看电影的糟糕态度，东猜西猜，以不失算自雄。不过前几天看了一部《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很受震撼。我一向是有点瞧不起电影的，从没想到一部电影能够像书那样往心里钻。看完这部电影，心生种种念头，其中一个是对自己说：“别以为你什么都明白。你没见过的还多着呢。”
回到开头的话——不是书令我隔三岔五地生厌，是自己的态度，精神上的不自由，心胸的不开放，回火到自己身上。怎么办？没办法，像在很多事情上一样，一边对自己不满意，一边依然故我。改是改不了啦，有所警戒，聊胜于无。■
作者为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