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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帝姚重华被称为中华民族的“道德始祖”，《史记》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并记载舜帝“勤民事，苦忧人，只为苍天不为身”。其之所以能登上帝位，也与他的“德”名有关：尽管他的父亲瞽叟、继母以及同父异母的弟弟象处心积虑想害死他，但他还是侍奉父母、友爱弟弟，越加谨慎殷勤。

舜登上帝位之后，没有报复当初屡次三番企图谋杀自己的瞽叟和象，当然可以理解为一种宽容的美德，但他立马封骄横纵恶的象为诸侯就实在匪夷所思了。因为就是这个象，曾经伙同瞽叟多次谋杀舜，并且急不可待地霸占舜的两位妻子和琴。号称“德服天下”的舜从一开始就以亲疏而不是以贤愚忠奸来论赏，已经昭示着中国式道德的历史运数。在此后的历史长河中，各种是非不分、毫无原则的“帝王道德”的出现也都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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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西夏兵团进攻延州，宋军大败。朝廷于是派出大臣韩琦、范仲淹去主持延州事务。一介书生的范仲淹对军事自然是门外汉，但他到职才区区一个月，居然就宣称西夏人已经在相互警告“小范老子（范仲淹）胸中有数万甲兵”。可惜范仲淹胸中的“数万甲兵”没有吓住西夏军队，次年他们就发起进攻，结果宋军一万零三百人全军覆没，只有韩琦狼狈逃回。但没过几个月，范仲淹的宣传机器再次启动，京都官员都知道边区人民正在传唱“军中有一韩（韩琦），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但就是这个“心胆寒”和“惊破胆”的“西贼”一年后再度大败“一韩”“一范”。宋朝至此不得不承认西夏帝国独立，并且每年“赏赐”他们银币和绸缎、茶叶若干。

在真刀实枪的战争面前，范仲淹尚且敢玩这等“炒作大师”式的表演，只不知他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是不是也算“自我炒作”的一种呢？因为我很难想象，一个真正“心忧天下”的人在战事关头会有闲心来玩这种“宣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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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在动手屠杀花剌子模王国的居民之前，曾经有过一场颇具雄辩色彩的演说：“你们必须知道，你们都犯了滔天大罪，所以必须加以惩罚。你们一定会问，我有什么证据证明你们犯罪。我告诉你们，我就是上天的灾祸，如果你们没有犯罪，上天为什么派我来屠杀你们？”

这样的“雄辩”一定会让任何逻辑大师都瞠目结舌，就算一生雄辩无敌的苏格拉底再世也是枉然。但这种典型的强盗逻辑并没有影响成吉思汗成为旷步古今的绝世英雄，因为他用刀剑开拓的庞大帝国空前绝后，英雄壮举足以淹没任何强盗逻辑和强盗行径。也正因此，英雄和强盗事实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英雄不过是做大了的强盗，而强盗只是小本经营的英雄。

来源：魏剑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