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争论是非曲直，常常得出的结果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谁好谁坏。因为中国人向来是对人不对事，在中国人的是非曲直的概念里是好人与坏人的概念。为什么中国人会出现这种对是非曲直，产生这种是非曲直不分的奇特现象呢？

我认为有以下四点主要劣根性：

一，中国人不求精确。这点就像胡适先生当年写的《差不多先生传》一样，中国人大部是差不多先生的子孙。他们对待是非曲直，向来只要差不多就行。而这种不求精确的人，向来是被国人视为有德行的人，并且还以这种人为榜样。如果谁硬是要争论个人活着跟死了不是一样的结果。差不多先生肯定会群起攻之，认为你这人没德行，吃饱了撑着没事干，争这个有什么意思，何必为这种差不多的问题争得脸红耳赤。

二，中国人讲礼不讲理。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但这个礼仪之邦是一个缺乏讲理的国度。在中国你是长辈，或者你是上级。你说黑的是白的，晚辈或下级也只能跟着说黑的是白的。否则你就是大逆不道，或者是犯上作乱。

三，中国人爱面子、讲求以和为贵。中国人从孔夫子时代开始，就学会了做伪善的人，讲漂亮话，干肮脏事。人跟人的交往，向来不是对事而是对人。对人就得给面子。中国人一讲起面子来，就不会讲是非曲直。

有一个笑话，有一场赛跑比赛，先是外国人当评委，结果只有一个人夺冠。后来中国人当评委，结果十个参赛者，十个参赛者都拿了不同名次的奖项，一团和气。

外国评委问中国评委为何会出现这种结果？

中国评委振振有词地答道：“有奖大家拿，何必伤了和气呢。”

四，中国人好为人师、不懂装懂。孟子说过：“好为人师，人之大患。”中国人总有一种责人不责己的劣根性，中国人总喜欢教导别人如何做人和做事，就是缺乏责己的自知自明。本来嘛，你要是真有那个教导他人的能耐，指点一下别人，咱也就无话可说了。可糟糕的是中国人不仅好为人师，而且还在此基础上长了一个不懂装懂的劣根性。像李广田先生写的《这种虫》，就把那些欺世盗名者的嘴脸刻画的挺生动的。把社会上那些靠名气、靠资历混饭吃的所谓“老专家”剥了一个一丝不挂。

基于此四点中国人的劣根性，所以中国人弄虚作假起来，不但不会受到责罚。相反，还会因此受益，弄虚作假愈大，受益愈大。因为中国这种奇特的和畸形的传统思想文化，给那些弄虚作假的中国人，提供了弄虚作假的沃土。

巴金先生在他的晚年，向国人提倡讲真话。巴金先生对中国人弄虚作假的劣根性和其毒素，认识得很深刻。他在《说真话》里说过：“他们就是靠说假话起家的。”他们为什么能靠说假话起家，巴金先生随后便对自己面对那些说假话者能起家的原因，进行了自我反省。他紧接着说：“我并不责怪他们，我自己也有责任。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

是的，我们在面对那些弄虚作假者的时候，何偿不是像巴金先生那样“高举”、“紧跟”和沉默。因此我们总生活在虚假中，我们总得在人前戴上面具。我们像受了法老的诅咒，一代接一代的中国人生活在弄虚作假的世界里。我们把谎言当成“真理”使用，可事实谎言永远成不了真理。历史也已经证明，谎言根本救不了中国人，它只会害苦中国人。

巴金先生为此，紧接着在他的《再论说真话》里向中国人发出告诫：“哪怕是给铺上千万朵鲜花，谎言也不会变成真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我为它却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

说到说真话，有人会认为说真话是讲真理。其实不是，像巴金先生又在《说真话之四》里明确指明：“说真话不应当是艰难的事情。我所谓真话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确的话。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说真话。”然而，许多中国人不是这样做。中国有一句俗语：“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才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其实人一旦认同了这种处世哲学，那么他就给了自己和他人弄虚作假的自由空间。所以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听话听反话”的传统，都习以为常了。

有了这些弄虚作假的劣根性，中国人在中国大地上弄虚作假起来，也就理所当然地活动得很开。

来源：严立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