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法国最燥热的时节，酷热之下人心骚动。浪漫的法国人如今在巴黎铺上沙子晒日光浴以度过炎炎夏日，不过两百年前他们打发夏天的方式却是革命。
1789年7月14日 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正式爆发；
1790年7月12日 国民议会通过神职人员民事组织法案以示脱离罗马教廷的决心；
1791年6月21日 群众抓获试图乔装出逃的路易十六；
1792年8月10日 巴黎市民攻占杜伊勒里宫并拘禁国王，宣布国王退位；
1793年7月27日 罗伯斯比尔当选公安委员会委员后开始实施革命恐怖；
1794年7月27日 热月党发动热月政变并将罗伯斯比尔送上断头台。
——整理自维基百科“法国大革命”条目
连续六年的狂热革命以及最后一年的革命恐怖，终于让法国人的革命热情开始消减，直至1799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从而结束了革命。1804年拿破仑建立起法兰西第一帝国，不过终究敌不过全欧洲的对抗，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只不过复辟后王朝政权并不稳定，1830年有七月革命，1848年有二月革命，1852年路易-波拿巴-拿破仑宣布法兰西第二帝国成立。就这样，六十多年的岁月里法国一直陷于动荡之中。
多年的政治动荡留给法国的只是一片狼藉和满眼废墟，人们不得不反思“为什么会爆发革命？革命究竟带来了什么后果”，反思成果中的经典当属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参考译本：《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著，钟书峰译，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年版，译文质量评分8/10
一，被法国政治羁绊一生的托克维尔
在译者序中如此介绍托克维尔的一生。出生前1794年，其曾外祖父因担任过路易十六的辩护律师而被革命政府处死，贵族身份的父母也被判处死刑，好在不久后爆发了热月政变得以获释。1805年拿破仑称帝不满一年，托克维尔出生，几天后第三次反法同盟成立。1825年，成年的托克维尔进入巴黎皇家学院学习法律时，前一年推行君主立宪的路易十八去世，继任的查理十世正在极力扩张君权以回到革命前状态。1830年七月革命赶跑了查理十世后建立了七月王朝，已经是助理法官的托克维尔不情愿地宣誓效忠后，第二年启程前往美国考察当地的刑法和监狱制度，所见所闻写成了《论美国的民主》(1835)。1839年，成功竞选众议员后直接参与法国政治。1848年二月革命后成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托克维尔当选制宪议会制宪委员，在总统选举中反对路易-拿破仑-波拿巴。1852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托克维尔辞去一切官职，开始撰写《旧制度与大革命》。
在托克维尔眼中，1789年爆发的大革命并没有随着1799年雾月政变或者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而结束，而是如幽灵般徘徊在法国身边，1815-1852年内发生的种种政治事件都可以看作是其延续。因此，讨论“为什么会爆发革命？革命究竟带来了什么后果”这些问题，对于当时的法国社会依然有意义。托克维尔1856年发表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上卷回答了“为什么会爆发革命”，在前言中论述到他将自己想象成医生，将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看作病人，“不仅想弄明白人的病逝之因，而且想看看当初如何可以救他一命，试图解剖每个坏死的器官而寻找生命的规律”。可惜天妒英才，计划中“考察大革命本身，并最终大胆评判大革命所产生的社会”的下卷尚未完成，1859年托克维尔病逝。
二，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澄清大革命的真正功绩，第二编探索大革命爆发的根源，第三编论述引爆大革命的导火索。
1. 大革命的真正功绩
1856年，尽管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托克维尔认为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认清大革命。有人认为，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削弱或者摧毁政治和宗教权力，托克维尔对此反驳，大革命实际上建立了庞大的中央集权而非实施无政府主义，革命后的欧洲统治者们参照大革命来学习如何实行中央集权。也有人认为，大革命中形式上宗教革命压倒了政治革命，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在形式上接近宗教革命，即“剥离具体社会组织而抽象地看待公民”，但它的目标却是政治性的，“追求的不仅是法国公民的具体权利，而且是人类普遍的政治权利与义务”。
在反驳了当时关于大革命的流行观点后，托克维尔着重分析大革命的真正功绩在于爆发式地以新制度取代旧制度。18世纪，相似的旧制度在欧洲“不仅与一切政治，法律，宗教交织在一起，而且创立了一整套依附于它们的思想，观点，道德，情感，风俗习惯等”，这一制度通称为“封建制度”。可是当时旧制度已经濒临崩溃，同时启蒙运动传播了平等民主自由思想，有识之士试图建立“更统一，更简单，以人人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制度”。但在改变政治制度的同时，不可能不对其他与之相关联的社会制度进行破坏，“要从社会躯体中摘除并摧毁与很多器官相连的某个组成部分，恐怕会引发令人恐怖的动乱。这让大革命显得更为伟大，因为它似乎是一切的摧毁者，它所摧毁的，是与其他一切东西相连的，甚至是与其他一切东西融为一体的东西”。
因此，托克维尔认为法国旧制度在大革命前就已显露出崩溃迹象，本可以参照英国细水长流式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来完成制度变革，但法国却采取了暴力革命的方式。故而，大革命的真正功绩在于“痉挛式地，直截了当地，毫无征兆地，无所顾忌地，突然迸发地，完成了需要经过点点滴滴地长期努力才能完成的事业”。
2. 大革命爆发的根源
法国为什么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完成制度变革呢？这是托克维尔在第二编试图回答的问题，而他对此的回答是中央集权。该编前半部分论述中央集权的表现形式，后半部分则主要讨论中央集权对当时法国造成的恶性后果。
历史补充：在典型封建制度下，国王只是“众多领主中的一个”，领主负有管理当地事务的权力。但随着16-18世纪欧洲战争的长时间持续和规模扩大，如何更加有效的组织资源力量以获得战争胜利成为国王必须解决的一大难题。实施中央集权，削弱地方领主势力从而扩大中央政府权力成为一项选择，法国则是中央集权制度的代表【见《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美]查尔斯·蒂利著，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战争推动制度变革的案例亦可以战国变法历史作为佐证，见《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赵鼎新著，夏江旗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2.1 中央集权的形式
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中央集权制度逐渐拓展。针对地方领主贵族，取消了他们的政治权力，“领主不再负责执法，征兵，征收捐税，发布国王敕令，救灾赈济之类的事务，所有这一切均由其他人员负责。领主只不过是第一居民而已”。在取消政治权力的同时，为了安抚贵族情绪，保留了他们的经济特权。“在领主的领地范围内，人们买卖土地，均应向领主缴纳售地金，而且所有土地都负有年贡，地租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现金或者实物捐税”。只享有经济特权却不负责地方公共事务，因而贵族逐渐脱离了政治而安逸于奢靡，但同时被其他社会阶层所仇视。
同时，在政府组织结构上进行权力结构调整。中央政府方面，“在王权的核心地带，逐渐形成了一个行政机构。它拥有特殊权力，并以全新的方式把所有权力都集中在手中。它就是御前会议。既是最高法院，又是最高行政机构一切决定，尽管都是由御前会议发布的，但全都是国王的决定”。地方政府则由省督及省督代理人管理，他们“负责收税，征兵，公共工程，赈济灾民”，逐渐形成职业官僚体系。
中央集权政府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管理着一切。在城市，“所有工程都得按照御前会议批准的方案和预算进行。谁做那些工程，是由省督或者其代理人决定的，而监管工程的，通常是国家工程师或者建筑师”。在农村，收税员和理事“已经更多地蜕变为国家的工具，而不是社区的代理人”。可以这么说，“大小事务，中央政府都予以插手：任何事情，都要征询其意见；所有事务，都由其做主”。
中央集权政府的手也伸向了司法制度。“一切与政府有关的都由省督和御前会议管辖。甚至省督或御前会议动不动就把与政府没有明显关联，甚至明显完全无关的案件调取过来亲自审理”，造成了行政干涉司法的不良后果。
因此，托克维尔认为，在1780年“政府权力越来越大，其管理的事务越来越细，其管理越来越开明，越来越规范；它以温和的方式成功地控制了一切；它主宰领域多，但远远谈不上压迫”。
2.2 中央集权的恶性后果
中央集权制度的推行虽然使得中央政府权力得到极大扩大，法国在欧洲大陆成为霸主，但也带来了不少的恶性后果，深深地影响了法国社会内部结构的稳定。
首先，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讨厌人们以任何方式参与监督政务的活动，宁愿死水一潭，也不想有竞争对手”。这一方面造成了行政效率的降低，“为了做到身在巴黎而能够洞察并掌控一切，就得设计成千上万的监控手段，从而造成文山会海，办事拖拉的局面”，一项申请可能需要两三年的时间才能获得批准。另一方面也使得所有公共事务的责任都指向政府，“农民相信，农业落后主要应归咎于政府指导不力与资助不足；市民们认为，唯有政府才能维护公共秩序”。这种政府无限责任导致的恶性后果在频频发生饥荒的18世纪爆发，“每个陷入贫困之人都指责政府，甚至把那些注定无法避免的灾祸都归咎于政府，就连天气异常人们也责怪政府”。
其次，巴黎压倒外省并控制全国。“巴黎不断扩大，地方自治权利无处不在地不断消失，旧时公共生活的最后痕迹正在磨掉，一切皆以巴黎为首是瞻。巴黎不只是商业贸易与娱乐消费城市，而是成为了工业制造城市”。这也使得革命运动中实施斩首行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旧君主制突然而猛烈地灭亡，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毕竟占领巴黎，即占领法国。
第三，中央集权使得法国人人人相似，但同时互相孤立。在大革命前，“所有高居平民百姓之上的中上层人士都彼此相似：他们的思想相同，习惯相同，嗜好相同，他们从事的娱乐相同，阅读的书籍相同，讲话的言辞相同。除享有的权利不同外，他们已经无甚区别”。但这些相似的人却互相孤立，“只顾关心自身利益，完全不关心其他任何人的利益”。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的关系方面，拥有经济特权却不负有公共管理责任的贵族，在平民阶层眼中早已成为社会蛀虫。“在两个阶层不再平等纳税后，他们就几乎不再有必要共同商议问题，不再有理由感到拥有共同的需求与情感”。贵族阶层和资产阶层的关系方面，随着领主统治的瓦解，“封臣家奴成为过去，资产阶层与贵族阶层在公共生活领域不再合作”。而资产阶层和平层阶层的关系方面，“在资产阶层心目中，与他们共同生活于城市的平民，也形同陌路甚至几乎是其敌人。他们经过谋划，把本地大部分开支都转嫁给下层民众独自承担”。即使在资产阶层内部也分裂成小团体，毕竟“城市已委托代理人管理，需要他们参与的公共事务日渐稀少。因此，每个小团体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关注自己那一亩八分地”。
当贵族抛弃农民而移居城市，当贵族顽固坚持要把他们与资产阶层区别对待，当资产阶层抛弃农民进城谋求官职，各阶层无法形成合力。“社会各阶层互相排斥而无法达成共识，更无法形成共同反抗的局势。其结果是，政府在任何时候要对付的只是寥寥数人，从而完全可以分而治之，各个击破”。
看似中央政府已经获得了胜利，但这种胜利却是不稳固的。托克维尔认为，“再也没有什么组织力量可以制衡政府，同样，也再也没有什么组织力量可以帮助政府。这样一来，社会基础一旦动摇，宏伟的君主专制大厦就会顷刻之间完全崩塌”。处在悬崖边缘的法国社会已成炸药桶，只差导火索来引爆革命。
3. 引爆大革命的导火索
引爆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索是路易十六失败的财政改革，但在此之前暗伏的导火索已经就位。
3.1 暗伏导火索：公众急切呼吁财政改革
最早呼吁改革的声音来自文人。与其他国家文人直接卷入政治或者埋头哲学相比，法国文人“终日谈论的是社会起源及其原始形式问题，是公民原始权利以及政府原始权利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天然以及人为关系问题，是风俗习惯的利弊及其合法性问题，是法律原则问题”，“敢于提出创新想法，更热爱普世理论，更蔑视古人传承下来的智慧，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虽然他们因长期被排斥在政治实践之外而“对自己国家的事务很生疏而缺乏了解，对国家制度感到不满却又无力改善”，但这些“因没有政治自由而缺乏政治经验”的文人，时刻关注与政府有关的问题，提倡“用建立在自然理性法则基础上的根本而简单的法则，取代规范他们所处社会的传统而复杂的习惯法”，即呼吁改变不平等现状的改革。
这种反抗不平等压迫的呼吁受到了民众的强烈响应，于是“公众激情披上了哲学外衣，政治生活裹上了强烈的文学色彩，文人引导着舆论并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据的位置”。当呼唤改革成为主流舆论之后，公众陷入宗教式的改革狂热之中，理性至上战胜了宗教权威，“在传统宗教规范被废除的同时，世俗法律也被铲除，导致人类精神完全失常”。革命家们“对任何新鲜事物都习以为常，对任何谨小慎微都不屑一顾，在执行任何计划时都非常坚决”，不断提出更为激进的改革诉求。
那些主张改革的人们最为关注的是财政改革。因为王权政府在“其最后二十年成为最大的工业品消费者，境内最大工程承建商。国家财产与私人财产交织在一起，但相应的财政问题会给千家万户带来灾难。即使是获利者，支持现政府的人，最迫切希望改革，彻底变革财政系统”。财政改革势在必行。
3.2 直接导火索：路易十六失败的财政改革
面对濒临崩溃的国家财政，路易十六不得不着手改革，但事与愿违。失败的财政改革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促使底层民众反抗意识的觉醒。“1788年以三级会议的名义，命令各郊区理事会召集全体农民开会，征询他们对其负担的各种捐税及其征收方式的意见。这种做法，简直就是借倾诉自己遭受的苦难而激起每个人的怒火，简直就是要在他们内心深处燃起贪欲，嫉妒和仇恨”。当底层民众意识到自身所遭遇的不平等，受到“满腹怨恨，愤怒与改变自身地位的强烈欲望”驱使而行动起来。他们采取了暴力和蔑视个人权利的方式来试图改变自身不平等的境遇。而这种革命方式来源于旧王朝所宣扬的思想“敌视个人，反对个人权利，鼓励暴力”。
财政改革的同时政府改革不断激进，其结果是“公共事务陷入混乱不堪的境地，影响遍及每一个人乃至每一户家庭的生活”。例如，1787年各行省议会获得自治权从而取代了省督，但新机构在管理过程中却显现出弊端，“改变了人们彼此之间的地位，造成各阶级发生冲突对立。结果，将人们召集起来，不能彼此团结亲近，而是让人们更清楚地看清彼此之间的差异有多大，彼此之间的利益是如何对立的”。这种社会秩序的混乱，使得“所有法国人都亲身感受到了一种震动：动摇了每个人的地位，打乱了每个人的习惯，干扰了每个人的职业；尽管国家大事的处理仍然遵循正常程序，但是，在社会日常生活的小事上，没有人知道该听命于谁，该找谁办事，该如何行动”。
因此，路易十六失败的财政改革激起了底层民众的反抗意识，同时也让公共秩序陷入混乱，国家已经失去平衡，大革命即将到来。
4.总结
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爆发的根源在于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它“保留了其伤害或者刺痛人的东西，却完全丢掉了其保护或者服务人的一切”，例如贵族保留了经济特权，却放弃了管理公共事务的责任。中央政府通过省督和省督代理人直接管理地方事务，管理一切公共工程，将大小事务揽于一身，但限制其他阶层参与政治事务的自由。
造成的结果是大革命前法国社会已显露崩溃迹象。在农村，地方贵族被剥夺了政治权力，因此也就不再承担管理农民的责任，农村逐渐凋敝，“在农村无人施暴，也无人引导或服务”，农民被抛弃；但地方贵族因保留了经济特权而财产相对丰厚，使农民直接感受到经济的不平等，乃至产生愤恨。在城市，地方贵族虽然依靠经济特权而衣食无忧，但在资产阶层面前却显得日益贫困，“贵族”只剩下象征意义；资产阶层拥有大批资产，但有钱无权，在强势政府面前并不能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
面对中央集权制下的法国政府，社会各阶层都有所抱怨。贵族阶层有地位但无权，资产阶层有钱但无权，平民阶层没钱没地位更无权。但此时这三个阶层之间相互孤立而无联合之心，王权政府依然能够依靠帝王术而逐个击破，不过大革命的炸药桶已经就位了。
此时，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文人大声呼吁改变不平等的改革，这一呼吁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欢迎而成为宗教式的改革狂热，其中财政改革因牵扯个人利益而成为焦点。当路易十六推行财政改革时，一方面促使了底层民众反抗意识的觉醒，“苦难，一旦有人主张清除，就会显得无法忍受”；另一方面激进改革下的社会秩序陷入混乱，“人们本想改变一切，结果却把一切都搞得乱糟糟的”。国家失去了平衡，摇摇欲坠之下大革命的爆发成为必然。
三，以史为鉴
两百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已经烟消云散，但留给后人的历史教训依然历历在目，这也是为何中央领导人王岐山在2012年带起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畅销热潮，毕竟托克维尔提出的几个问题至今仍然值得思考。
1. 中央集权的利弊
中央集权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特征，政府权力相较前现代社会已经有了极大扩展，各项社会工程都离不开国家力量的参与。但中央集权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例如官员腐败，行政程序繁杂，地方行政自主性受到限制等等。因此，中央集权如何在利弊之间取得平衡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广泛的公众参与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补充，既监督和限制政府行为，也能使得民众利益与政府政策相交融。
另外，中央集权制度在带来无限权力的同时，也承担着无限责任，因此也就必须面对民众的一切指责。只是政府真的需要那么多的权力吗？如今流行“弱政府，强社会”，至少在基层社区服务方面政府的权力可以适当下放，无须亲历亲为，起到监管责任即可。
2. 被抛弃的农村
大革命前法国贵族阶层和资产阶层都离开了农村，留下来的大部分是那些无力走出农村的竞争失败者，最后造成农村凋敝，底层民众深深感知到不平等而支持暴力革命。类似的现象可见于在清末民初时期，当调节农村事务的地方士绅被吸收进入城市后，他们与农村的联系逐渐减弱，只在收取田租时才与农民发生关系，其他未出走农村的士绅则可能成为土豪劣绅，农民承担着最重的不平等。没有重新有效地组织农村力量，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亦是必然【见《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金观涛 刘青峰，法律出版社2011年】。
如今中国城市大规模扩张，大量青壮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留在农村的是老弱病残，农村组织已出现漏洞。因此，在近二十年里农村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留守儿童问题”，“孤寡老人赡养问题”，“农村暴力犯罪问题”等。如何在发展城市经济的同时照顾农村地区，依然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一大问题。
3. 缺位的中产阶级
身为贵族的托克维尔，一方面知道反对贵族身份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但另一方面也认为贵族是制约专制王权的一大手段。这看似矛盾，但实际上托克维尔主张的是社会精英力量制衡专制王权并且维持社会稳定，只可惜大革命前的法国贵族没有像英国贵族那般顺利转化为“绅士”阶层。如今欧洲王权不在，绅士阶层也过渡为中产阶级，继续作为社会的稳定器。
当今中国中产阶级力量虽有所发展但仍然薄弱，并没有成为社会的支柱力量。并且贫富分化的加剧，更是在撕扯着中产阶级，若不采取措施，两极分化的社会如何取得共识？
4. 政治理想与现实
大革命前没有政治经验的文人大声呼吁改革，他们虽然提出了众多抽象政治理论，但因没有政治自由而在政治实践上是完全的新手。“因为不再存在自由，所以也就不再存在政治人物，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引领公众舆论的有组织，有领袖的正常党派。因此，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其领导权只有落入哲学家之手。完全可以预料，引导大革命的不是某些现实的事件，而是抽象原则与普遍理论”。作为议员的托克维尔则多年浸淫在法国政治当中，很清楚理想并不能代替现实。
当下中国舆论话语权中知识分子占据一席之地，但没有政治经验的他们提出的观点又有多少能经得起政治实践考验呢？这倒不是说文人误国，而是缺乏政治实践历练的文人容易空谈误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