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眠
“你们别看我这屋子旧，按照现在时髦的说法它还算别墅哩。”这是婆经常说的一句话。
在我们家管奶奶叫婆，单字，上海话发音，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和含义，大抵只是因为那时作为家里孙字辈的第一人，堂哥出生的时候开口晚，爸，妈，爷，这些两个音节的字勉勉强强能叫得利索，碰到三个音节的“奶”就怎么也叫不出口了，大人们为了方便他称呼，于是“奶奶”就退化成了“婆”，他一叫就叫到了现在，而后继而出的我们也就这么跟着叫了。
婆口中的别墅，按照一般世俗的眼光和现在传统意义上约定俗成的定义和解释，它其实有着另外一种统一的名称，叫做：私房。不同于现在私房菜中“私房”的概念，它仅指对早些年那些独栋的，层数大多在两层至四层间徘徊，建造时也不过多地讲究格局和精致度，只是作为挡风遮雨的一个处所而存在的此类建筑的统称。既然都是独栋，既然都是多层，那私房和别墅间为何始终画不上等号，深究到底终究还是所住人的阶层和身份所决定的吧。
婆不懂得这些，在她心里，她的房子就是和别墅一样一样的。
房子是她和爷爷刚到上海时自己亲手建的。现今的上海人中除去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几乎有一半是在爷爷辈或者更上一辈的时候从各个地方迁移过来的，海纳百川，终成上海。婆说爷爷本意上是不愿意来上海的，因为在老家呆着也着实很舒服。
我们家在老家那个地方算得上是户大户人家，太爷爷是十里八乡唯一的一位私塾先生，在那个绝大多数人都还在以劳力为生为主的时代和地域里，一个知识分子的名号闪耀的是何其夺目的光茫，而这些光芒自然衬得太爷爷的地位和身份也更与众不同些，这种与众不同是每时每刻，无所不在的，老家的房子自然是要比寻常人家的更精致和考究些，庭院里的枇杷树蔼蔼，芳草萋萋，里厢房、外厢房间隔分明，东厢房、西厢房错落有致，重脊，高檐，白墙，黑瓦，梁上间或有彩绘的花纹，被流光一照会有一些熠熠的光彩泻下来，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最里侧的厢房全都做了书房，古籍册书满墙满壁，纸磨砚台侧倚卷章，十里书香悠久绵长。
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里的院子就挤满了赶来拜年走动的乡里乡亲，拜年祈福是一意，来找太爷爷写对联自然也是一意，碰到要写阖家平安，来年安顺的，太爷爷大笔一挥，两行丹青落上红纸，那厢也就高高兴兴地提着对联回了，碰上要写求财求官的，太爷爷也不多言语，照例还是在红纸上写上阖家安康，身健体强之类的，但却并不涉及当事者所想的财官心思，倘若对方问及，他总说：财官皆虚渺，家庭安顺乃大幸。他就是这般的独特，甚至在那个一般孩子都被唤作“二狗”“大牛”“五伢子”的年代，他为爷爷取名叫“妙涟”。所以后来他将爷爷和一众堂爷爷从安逸的老家都赶来上海的事情，似乎也就不那么出人意料，令人意外了，毕竟他是那么的独特，那么的与众不同。
落定上海，爷爷便开始计划着要修建自己的房子，将老家的房子原模原样地复制一遍显然不那么实际，虽然当时上海的地价还没有现在这般金贵，但在寸土寸金的地界能有一屋瓦砾，一壁厚墙遮风挡雨已算是幸事，庭院深深，想来对于当时的爷爷来说也只能算做是一时美好的幻想。
房子建成后和左右两隔壁的房子成“品”字形，故而进门之前总要通过一段甬长的过道，过道是全封闭式的，白天里如果不开灯，就会漆黑得像是被幕布裹得严严实实般，丝毫光亮也透不进来。孩子们过剩的想象力让小时候的我和堂弟对于这条过道总是充满了恐惧，我怕的是不知道哪一步踏空，掉下去的就会是万丈悬崖，他怕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个黑黢黢的角落里就会飞出些怪鸟将他叼了就跑。我们交流了彼此的恐惧后变得更加害怕了。
房子最终建为两层，底下的一层作为客厅，饭厅以及接待各种闲来唠嗑打哈的左邻右舍的所在，楼上一层则是全家七口人睡觉的地方，不挤但自然也不宽敞。连接楼上楼下的是一把一人多宽，被漆成暗红色的木梯，看着陡峭踩在上面却很叫人心安，偶尔会有“吱噶吱噶”的声响，像是它被人踩着痛处，哎哟哎哟地叫唤两声。屋子的装修和陈设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俭朴风，单调的白墙批得并不均匀，摸上去悉悉索索的沙粒感很像是现在某些特定风格的艺术家所追求的行为艺术品，水门汀地板铺得倒是平顺敞亮，脚踩上去的每一个落点都显得尤为清脆有声，楼上楼下的窗户四周都用木头包了边，照例被漆成暗红色，每一扇的下檐都有一个金属的插销，对应窗檐上的小洞，把插销锁入小洞里，几扇窗户也就安分守己地贴合在了一起成为遮风挡雨的一道屏障。
每个暑假，年幼的我和堂弟都会被丢到这里放养，我们就像两个还未开化的小石猴，上蹿下跳，四处蹦哒。我们拿上大捆小捆的东西蹬蹬蹬地爬上二楼，把窗户开得透透的，把晾衣服的绳子系在篮子的手柄上，狠狠地抛出窗外，篮子落地的姿势很难看，发出的声音也很难听，“啪”的一声，短促而又沉闷。“报告，抛锚完毕。”堂弟兴奋地喊了起来，如同一个真正的水手那样，“你应该说报告船长。”我纠正他。“上次也是你当船长，这次该轮到我了”，这个小水手也有自己的大野心。
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我是家里这辈唯一的女孩，“最小”和“唯一”总在谁的糖比谁多一颗，今天谁饭吃得比较快，我的花仙子厉害还是你的奥特曼厉害这些问题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各不相让，当然还有“谁当船长”。
“下次让你当。”我总是用这样的理由搪塞他，而他也总是天真地信以为真，直至下一次，这样的对话又循环往复，填满我们记忆里童年的位置，我可爱的堂弟。
房子后面是一座中学的操场，暑假的时候总有一些高年级的学生还会留在学校里补课，课间的铃声每40分钟就会发出清脆的声响，那些学生立刻就涌入了操场，三五成群的，吵吵闹闹的，用脚在煤渣的跑道上来回地翻踢，或者用篮球疯狂地砸着篮板，以此来发泄他们不能好好过暑假的怨气。对于年幼的我和堂弟来说，这些就像是一个全新而又陌生的世界，因为陌生才更有吸引力，我们就这样每隔40分钟趴在窗户上看着那些我们也终将经历的阶段，新奇而憧憬地呵呵傻笑，而那些学生看着两个猫在窗户上傻笑的幼稚小儿，也呵呵呵地笑，他们是在嘲笑我们的稚嫩和滑稽，就像嘲笑他们自己稚嫩的童年，怀念他们自己稚嫩的童年一样。
少年不识愁滋味。
偶尔堂哥来，也会带着我们玩，但真的只是偶尔，他太大了，比我大10岁，比堂弟大12岁，三条鸿沟组成的天堑，并不简单的只是“三年一鸿沟”这一句戏言，而是真实的成人世界和儿童的距离，一道跨越了就无法回退的距离。他经常会配合着我们，带一些小孩子喜欢的玩意儿来讨我们的欢心，糖果，小人书，小娃娃之类的。有时，也会带一些冷烟花和飞毛腿，应该是过年的时候没放完剩下的，当然得是在爷爷上班，婆外出的时候，家里的大人是不允许我们两个小孩子玩烟花的，危险。
飞毛腿头朝外地被搁在窗台上，堂哥擦亮火柴，递到引线上，引线滋滋地冒着火星越烧越短，他手一挥，我和堂弟就乖乖地往后一退，看着飞毛腿迫不及待地冲上了天，尾烟循着那不可阻挡的气势划出深深浅浅的痕迹，痕迹的尽头是“啪”的一声，火药燃成一团明亮的白烟，包装的彩纸被炸成无数片小纸屑，红的，绿的，白的，蓝的，天女散花般的，一切归零，空气里有些许轻微烧灼的味道，窗户后是我和堂弟两张兴奋的小脸，开心得微微涨红着。
但也并不是每次都能放得如此的成功，飞毛腿冲击的方向似乎不太听人的指挥，也有可能是堂哥没能很好地控制它，这是后来有一次，飞毛腿直挺挺地朝我冲来的瞬间我明白过来的事。大人们总是对的，关于危险。我的意识大概有一秒的停顿，但并不像影视剧里描写的那样，一秒里这一生的走马灯开始旋转，毕竟年龄太小，对死亡，懵懂，不懂。只是堂哥因惊恐而扭曲的脸和堂弟害怕的尖叫声所组成的有声画面让我觉得陌生，这不同于以往放飞毛腿时的情形，太让人感到古怪了。等回过神来的时候，那支顽皮的飞毛腿已经安静地躺在了我的后颈里，不出意外的，我开始放声大哭，堂哥手忙脚乱地拨开我的衣领，还好是支哑炮，没有炸，不幸，万幸。我的头颈只是有些红，没出血，他明白过来，我的哭惊吓大于受伤，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这件事后来成了我们三个绝口不谈的秘密，当然前提是堂哥给我们买了很多糖和玩具。
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死亡，在这座房子里，以一个少儿的心智，模糊，懵懂，觉得遥不可及而又无所畏惧。
读了书以后，去这座房子的频次也就少了，大人们总是望子成龙的，我的暑假里更多的是被国画、舞蹈和各种习题填满，作为补偿，空闲的周日里，父母会领着我回去，周日的大家庭聚会似乎是我们家不用言说的惯例。
这座平日里只有爷爷和婆，冷冷清清的房子里又热闹了起来，两个姑姑会里外穿行，买、洗、切、烧，准备中午的食材，妈妈和婶婶帮着婆处理一些家里的杂事，男人们聚在一起谈天说地，而孩子们则野在弄堂里撒欢似的跑，弄堂错综复杂像迷宫，可我们总能清楚地辨明方向，预知弯过每一个转角后出现在眼前的景象，叫出每一栋房子里那些玩伴的名字，无忧无虑，生活里美好的事大抵也不过如此。
只是那些美好的事，有时也会离我们远去。
在那个穿梭在弄堂里的年纪里，我似乎对于死神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他长得什么样子，会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在什么时候到来，以至于在那个周日的早晨里，他穿过房前那条甬长漆黑的过道走进屋里来，他平凡如一个普通人，仅仅是一个普通人，一个爷爷的同事而已，阳光拨撩着暗红色的窗檐透进屋里来，在他的周身勾勒出一道金黄色的边，这本该是一个美好的早晨。
他开口对着婆说了几句话，那是爷爷的死讯，“妙涟昨晚在厂里值班的时候，心肌梗塞，今早发现的时候，人已经凉了。”这只是一句极其简单的话，字数不多，语法也不复杂，却将我生命里重要的人，我的爷爷从此从我的生活里抽离开来，永远的，冷酷的。
我听到婆的哭声，姑姑们的哭声，各种哭声交织在一起，撕心裂肺般，在这栋房子里蔓延开来，大伯还算冷静，立刻安排车去医院，而我只是死死地盯着那个前来报信的人，眼眶瞪得泛红，是这个人的到来彻底地夺走了我的爷爷，我对于周日一切美好的回想，虽然我很清楚，这个人实在无辜，但我找不出这一切的元凶是谁，所以只能委屈他成为替罪羊。
我搀扶着婆坐进车里，她那么瘦小，整个人的重量压在我身上，几乎将我压垮，这时候我才开始大哭起来，嚎啕的，止不住的，我明白生命里一些美好的东西是真正地离我远去了。
大人们去了医院，几个孩子被安排待在屋子里，由堂哥统一照看，堂弟挨着我，眼睛也是红的，我们想说些什么安慰彼此，但始终找不出恰当的语句，沉默像一条蛇，紧紧地缠绕着我们。
在这座房子里，我第二次认识到死亡，它如此接近，那么真实，比想象中的更惨烈，以一种成人的方式来势汹汹，它咆哮着，嘶吼着，撕碎了我珍贵的人和回忆，绝情而又歇斯底里的。
可这座房子于我，终究还是珍贵的，它屹立在那里，就像是我生命里的一部分。
那一年过后，每年年三十吃饭前，我们都要先在屋外烧一些锡箔给爷爷，然后点上香，开始的一两年，每次烧，婆都要哭上一回，后来慢慢的，时间给了她坚强，她不再哭了，却仍固执地要独自一人操持着年夜饭。
年夜饭基本上是和春晚同时段进行的，像是两条平行的直线，撑起我们家每一个的年三十，一年又一年。八仙桌会被郑重地摆在屋子的正中间，盖上圆台面，再铺上一次性的桌布，宽广的八仙桌承载不下我们家那么多的人，于是孩子们总是被单独隔离在另一个小桌开小灶。菜色基本上大同小异：竹笋扣肉，肉圆蛋饺，各种鸡鸭鱼虾，清蒸，红烧，油爆，椒盐，卤煮，林林总总二三十道菜铺满一桌。
春晚总是非常合时宜地成为背景音，大人们的声音层层叠叠地盖过了它，他们喜欢踩着歌星出场的点讨论时政大事，就着群舞的配乐聊单位里今年的年终奖又发少了，踏着诗朗诵的节拍散布一下左邻右舍的家长里短，然后在赵本山出来的时候都十分有默契地停下，听着宋丹丹对赵本山说“别人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集体哈哈哈的大笑。相声演完，他们又再次回到自己的交谈中，我们知道接下来的惯例是该讨论各家孩子的期末考试成绩了，这对于我们实在是太不利了，于是我们互相传递着眼神，一哄而散，跑到屋外头放烟花去了，身后传来婆的叮嘱“小心点，别跑远”，我们的心早已飞了出去。
2008年，市政府要重新规划那一带，要在原来的地上盖起新的商业中心，于是等着我们的是拆迁，那么远又那么近，拆迁补偿是按面积算的，房子多大给多少钱，实打实的，做不得一点假，婆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以前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爷爷做的主，现在只能听儿子的了。大伯来找爸爸商量，小叔也来找爸爸商量，商量些什么我并不清楚，只知道结果都是不欢而散，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个月也没有一个定调。后来我才明白过来，补偿下来的钱除去给婆买间新房子，还能剩下一部分，大伯想把这些钱三个儿子分了，爸爸想把这些钱留着给婆养老，小叔觉得大伯的户口不在房子里，要分钱也只应该他和爸爸分，于是又是一顿争吵，他们动之以情，打苦情牌，说他们生的都是儿子，儿子以后要结婚要买房，花的都是钱，说我是女儿，女儿不费钱，原来生男生女的差异在此刻竟是一个如此好的借口，我从来不知道，虽然他们说的也都是事实。后来两个姑姑也加入了进来，因为她们觉得分钱也应该有她们的一份，到最后连给婆买哪里的房子也成了他们争执不下的矛盾，因为这关系到最后还能剩下多少钱，战局进一步地扩大化。
他们约在那座房子里做最后的商议，因为时间不等人，偌大的“拆”字已经爬上了那一带的白墙，惨白的底，鲜红的字，苍凉又衰败，大势已去。
他们关上门在屋里剑拔弩张，针锋相对，以各自的观点为真理，说服对方，又被对方说服。亲情、骨血在唇枪舌战里一点点地消弥，那些共同成长的岁月，围在桌前欢声笑语的日子犹如镜花水月，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
我和堂弟被拦在屋外，我们已经成长到有足够的心智去理解在这座房子里此刻正发生着什么，在我们的生命里即将会发生些什么，我们不再是当年那两个趴在窗户上嘻嘻哈哈，争着当船长的小女孩和小少年，我们长大了，于是烦恼寻找到了我们。
屋里是大人们音量渐高的争执，屋外是我们两个相顾无言的沉默，是的，我们又一次沉默了，如同爷爷死的那天一样，沉默像一条蛇，它又回来了。我们很有默契地各自踢着路沿，“姐”这是堂弟第一次叫我姐，我们只差两岁，从小到大他从来只唤我小名，“姐，你说我们还能和以前一样吗？”他不安地看着我，“能吧。”我知道骗人是不对的，可我需要给他信心，也给自己，我别过头去，透过那条漆黑甬长的过道，看着那扇熟悉的木质大门里发生的一切，这座房子即将被拆，连同我的童年，亲情也被拆得四分五裂。
我们看见转角那户人家的孩子们也局促不安地站在屋外，那是我们童年的玩伴，我们明白过来，家家不一样，家家都一样。
房子正式拆除的那天，我和堂弟相约去了现场，原本熟悉的弄堂已成了一片瓦砾和砖块的埋尸场，巨大的挖掘机横行于世，一铲下去，两个小小的船长，冷烟花和飞毛腿，呵呵笑着的补课学生，大人们忙里忙外的周末，八仙桌，我们的疯跑，都裹在了这座房子里化作一摊烂泥，它堆起的形状像是一个衣冠冢，祭奠着那些从此消失于我们生命里美好的，温暖的东西。
结束的时候，我和堂弟相拥告别，我们踏上两辆不同的公交车，被载着互相远去，驶向这座城市相反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