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当地时间12月7日，备受争议的新晋诺奖得主彼得·汉德克，发表演讲。正式颁奖定在周二，彼得·汉德克将获得9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和诺贝尔文学奖奖牌。

彼得·汉德克的演讲谈论了他母亲描述的细微小事如何给他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创作冲动，以及艺术作品对他作品的文学性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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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这个游戏。不要期待一切都围绕你。寻找挑战。但不要追求某种特定的结果。绕开那些深藏不露的动机。不要有任何保留。要温柔而强大。参与其中，让胜负见鬼去吧。不要过度分析，不要算计，但是保持敏锐，对那些预兆的敏锐。保持脆弱。袒露你的目光，邀请其他人看向深处；要确保还有足够空间，试着认出每个人的形象。如果你不为一个决定而激动，不要去做。让你自己能够失败。

最重要的是，给自己一些时间，长长地漫步。永远不要忽视一棵树或一片水会告诉你的事。在你感到被吸引的地方，转弯，允许自己晒太阳。不要在意你的亲戚，给陌生人帮助，低下身子来打量琐事，潜入无人之地，不要倾心于命运的戏剧性，笑着把冲突变成碎片。展示你真正的色彩，直到你被证明是对的，叶子的窸窣作响变得甜美。在那些村子里游荡。”

四十年前，在那首题为《关于乡村》（Über die Dörfer）的诗剧里，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说出了上面这些话。

在我小时候，一旦有合适时机，一旦时机允许，我的母亲就会反复向我讲述村里那些人的事——村子在斯洛文尼亚语里叫Stara Vas，德语叫Altes Dorf（老村）：至少在我听来，并非故事本身，而是那些短小的叙述，听起来就像“独一无二的事件”——用歌德的句子来说的话。我母亲很可能和我的兄弟姐妹也描述过这些。但在我的记忆中，我永远是她唯一的听众。

其中有一个事件是这样的。在一个本地的农庄，就在进入山区后不远的地方，一个精神发育迟缓的女孩做着挤奶的工作。在那个年代，人们叫她“傻子”。这个女孩被一个农庄主强奸了，她生下了一个男孩，但是那农庄主的妻子像养自己的孩子那样养大了这个孩子。那女孩，孩子的生母，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和小男孩保持距离。于是这个孩子只知道他的母亲是那个农民的妻子。

然后有一天，这个男孩还很小，但是已经学会说话了，他在倒刺铁丝网旁边一个人玩耍，结果被铁丝网卡住了。他越是挣扎，越是被缠得紧。他不断叫喊，直到那智障女工，那个傻子女孩，或者像我母亲那样，用一种介于Sanualpe和Karawank地区之间的方言称她为Treapn——听到叫声跑了过来。她立即解开了被缠住的小孩子。当这小孩所以为的他的母亲最终到达，而那个女工已经回到畜棚或者外面牧场上继续干活，小男孩问：“妈妈，为什么这傻女人的手这样柔软？”

在《短信长别》里，这个事件变成了一首歌，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某家酒吧的某个夜晚，一首民谣唱出了这个故事，歌曲每一节的结尾，歌手都感叹道：“那个孩子就是我！那个孩子就是我！”

母亲向我描述的其他事件，大多数都涉及她直系或旁系亲属，而且主要人物几乎总是她两个兄弟中的一个，他们都在“二战”中“为光荣的土地而牺牲了”。让我试着重述这些讲述中的两个片段，它们都很简单，但是对我选择成为作家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一个段落讲述的是我母亲的弟弟，家里最小的孩子，故事发生在两次战争之间，应该是1936年。那是秋天的一个晚上，破晓前不久，汉斯，或者用村里的斯洛文尼亚语说是Janez或Hanzej，已经离家一个月了。他入学男生寄宿学校Marianum，准备学习成为神职人员。那学校在西边四十公里的地方，就在Klagenfurt/Celovec，就在克恩滕州的首府。

那农场被深沉的寂静笼罩，还有很久才会传来第一声公鸡报晓的啼叫。而这时，不知从哪里传来院子里扫地的声响。这个在打扫、确实在打扫，而且将要继续打扫院子的人，就是这家里的小儿子，他差不多还是个孩子。令他半夜从城里一路回到乡下的，就是思乡的心情，是斯洛文尼亚语所说的domotožje（没有定冠词）。顺带要说一句，他是个优秀的学生，很喜欢学习，但是刚入夜不久，他就从学校一楼窗户爬了出来，沿着那时还没铺上沥青的公路，一口气走回了家。但是他并没有进屋——尽管门从来不锁——而是拿起了扫帚，开始扫起了院子。

在我母亲的讲述中，那天是“一个星期六”，星期天的前一天，而“星期六的惯例是，必须打扫院子。”他扫啊扫啊，直到天已经渐渐亮了，家里有个人——在我想象中应该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他的姐姐——让他进了屋。他后来再也没回到男子教会学校。他去了邻近的村子，做了学徒，学做木工，或者做橱柜。这个事件，经过一个自然的变形过程，可以说从我写作一开始，就在我的书里一再地自动浮现——我在叙事上的远行，一个人的征程。

而第二个事件，没有经历过变形，但是如果上帝或者命运，或者别的什么，需要它这样，那么也许就会被我写进书里。就像我题为《重现》的那本（原文为Die Wiederholung，中译本名为《去往第九王国》，韩瑞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版），《第二次重现》。

在1943年8月底或者9月初，我母亲的哥哥，家里最年长的儿子，从苏联前线的克里米亚回来休假几个星期。当他下了长途汽车，就碰见了那个地区负责传送战场坏消息的人。这个人正要去村里，为我家人带去消息，说小儿子在冻原上“为祖国英勇牺牲了”。这位传报使者出乎意料地遇见了家族里的一员，于是他觉得自己不必亲自去了。他直接把通知单交给了这位休假士兵。

然后，这一幕发生了：格里高尔回到了家，一阵欢笑迎接了他——我母亲年轻时非常善于表达喜悦——关于弟弟，那位在信里自称“冻原男孩”的死，格里高尔在整个休假期间都没对家里人提一个字。

据母亲说，在平时一直是“真正的恋家小孩”的格里高尔在休假时始终躲避着家宅，父母，姐妹，甚至他的村子Stara Vas，他选择日夜游荡，有时甚至彻夜不归，混迹于附近的村子——Encelna Vas, Lipa, Ruda, Globasnica, Diekše, Rinkolah和Krcanje——在那些地方，在熟人或者彻底陌生的人面前，他双眼“都哭瞎了”。

“双眼”哭瞎了——那独眼士兵吗？哎！“他一直哭个不停。他一定一直在哭，从未停下。”直到最后一天，当他要走到车站去坐车，返回战场，他才把阵亡通知单交给了妹妹，唯一一个他允许给他送行的人。几个星期后，他也“被埋葬在异乡的泥土里，愿它轻轻将他覆盖”，阵亡通知上是这么写的，后来村子里墓地纪念碑上也刻上了这段话。

在诗剧《关于乡村》里，最后一幕是在一个公墓。那开头说话的女人，Nova，面对那个男人、那个次角，但也主要是面对剧本里其他人物，那些主要人物——那个向彼此，也是向自己宣战的妹妹和哥哥说，这些她一直觉得很难说出的话：

“是我，另一个村庄的后代。但你们都应该确信这一点：一个新时代的精神通过我来说话，那个精神将要说出下面的话。是的，危险的确存在，而仅仅是危险就能让我用接下来这种方式说话：用抵抗的方式。

所以听听我的诗剧。你们不再生活在迷梦中，这是对的，但是不要像一群吠叫的狗那样把彼此叫醒。不能怪你们中的任何人，正是在你们绝望的情绪中，你们或许才意识到，你们并不是真的绝望。如果你们真的绝望，你们已经死了。

所以不要表现得好像你自己是完全孤立的。没错，你的故事不能带给你任何可以依靠的抚慰。停止为‘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而焦虑：生存是，而且会继续是，可以想象的，但死亡则不可想象。想想你们有多么相似；要承认你们的确是相似的。

只是我在说这话。但是我不仅仅是我自己。两种伪装之下的‘我’是这世界上最不可信、最稍纵即逝的东西，但同时也是最无所不包的——最能让人卸下武装的。

‘我’！是唯一的主人公——而你们应该是那让人卸下武装的人。是的，‘我’是人性的本质，并且保存着我们的人性！战争则与此背道而驰。

我们的敌人，并不是站在灰色柏油路上，灰色覆盖着灰色，而是站立于花朵那黄色的喉咙里，黄色覆盖着黄色。俯身去致敬一朵花，这是可能的。也可以对枝条上的小鸟说话。被人工的色彩所凌虐的世界，让我们为能够修复世界的自然色彩留出空间。群山的蓝色是真实的——手枪皮套的棕色却不是；你从电视里看到，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人或者事物，其实你并不了解。

我们的双肩为天空而存在，从土地到天空的道路必须经过我们。缓慢地行走，这样，人才成为让一切距离拥有形状的形体。唯有自然是你能依靠的保证。然而自然不能成为避难所或者逃亡地。

头顶飘过的云朵，即使在它们疾行时，也能让你放慢步子。谁说你们必须玉石俱焚？你们还没有把战争置于脑后吗？好吧，加固这和平宁静的此刻，展示出幸存者身上的安宁。

从远处看来像是散发威胁的死神的头颅，从近处看却不过是孩子的游戏。晒晒你那有一千年历史的床。别理会那些远离了童心的怀疑者。不要期待另一场战争：我们会在自然的见证下，找到真正的和平爱好者。不要向你的后代展示邪恶的一面。在他者的面容上，存在着力量的门。

此时此地，正是感激之心的节日。所以不要让人说你们错失了和平的好处：让你身体的精力疑惑一会儿——把和平传递下去。只有能够去爱的人，能够将它传递：只爱一个人——就能遍及所有。在爱你时，我清醒地认识了自己。即使当大部分事物都无法被提升，也要去做那可被提升者。把目光从那凶残的两足动物身上移开。变得真实。融入那大篷车的音乐。一直走下去，直到消失的线条从那混乱的扭结里再次出现，如此缓慢地出现，令世界再次崭新地属于你，如此缓慢，以至于你能清晰意识到，它并不属于你。

是的，永远要远离那夸耀自身权力的权力。不要抱怨说你是孤立的——甚至，你应该更孤立一点。沿着自然的窸窣声前行。去描述地平线，以免美丽再次化为乌有。向彼此描述生命的图像。善好之物值得继续存在。不吝惜时间——并且保持创造力：让你难以解释的叹息长成坚强有力的歌声。

我们的艺术必须向天空呼喊！不要让任何人劝说你放弃美丽——人类创造的美，让我们彻底震惊。专注于祛魅，而同时它会揭示那唯一的神秘。

记住：无论何时，当一个孩子走过来惊惶地看着你，那一定是你的问题。披上多种伪装是你不可逃开的命运，还有喜好令人愉快的欺诈，胜过公开的真理。参演日常生活的闹剧。陷入迷狂是这游戏的题中之义。（还有：只有不戴面具的人会骄傲地前进。）进入地球上的未知地域，让那些未曾拥有幻觉的人怨毒地冷笑：幻觉为想象提供能量。

是的，就让对真实形体的渴求刺穿自己，在被治愈的世界上穿行——你接受的那些嘲讽的笑声来自无知；那是些行尸走肉，发出死亡之声。死者会给你更多的光。不要担心你不能对他们说话：一个音节就足够。

但是，让那些未出生的人保存在你的思想里。孕育和平的孩子！你们这些出自此地的人：你们有责任。不要让任何人说服你们相信，你们是末日的不再生育的人。我们就像以往任何时候那样靠近我们的源头。

也许不再有荒野存在。但仍有荒蛮，仍有永远崭新的东西，它将继续成为：时间。时钟的滴答毫无意义。时间是让我们能够度过这被诅咒的世纪的振动。时间：我拥有着你！被祝福的日子就在今日。勤勉地工作，你就能感知到它。或许并不存在理性的信念这种东西，但在神圣的战栗中确有理性的信念。见证奇迹然后忘记。完成踏入信仰的一跃。快乐是权力唯一正确的形式。

只有当你感受到快乐，这世界的一切才变得安好。——我们没有可以依靠的抚慰，在这故事里这一点依然成立。谁在测量？那些谋杀孩童的、掌握权力的人消失了，但未受惩罚。和平与安宁不会长久：细细滴落的喷泉消失，化为街垒。希望是虚假的振翅。到处都是扫兴的人。当我们在快乐的太阳下面行走，我们却深深地饮下苦涩。

亲爱的乡亲啊：恐惧的哭泣将会永远持续。你对仁慈的请求只会收获拇指向下的手势。所以，团结起来，看看那个在黑暗里穿着黑西装、白衬衣的人。看看河对岸站在阳台上晒太阳的女人。用你们废弃了的方式，去证明，我们人类的反抗！无论多么短暂，每个吻都要被祝福。而现在，你们每个人：回到你们的座位上。通过重复，用恶魔般的能量填满这宇宙。形体是定律，它将你提升。永恒的和平是可能的。听听大篷车音乐。计算、学习，向天堂而去。抓牢这部诗剧。继续向前。在村子里游荡。”

如果说我母亲描述的这些微小事件为我几乎持续一生的写作生涯提供了冲动，那么，是艺术作品给了我必不可少的形式、节奏，或者，更严谨地说，是为那种冲动的表达提供了振动和光彩。我想到的不只是书，也有绘画、电影（最重要的是约翰·福特的西部片和小津安二郎的“东方片”），还有歌曲（比如说约翰尼·卡什和莱昂纳德·科恩的歌）。

然而最初的振动和光彩，并不来自艺术；在我还是孩子时，那让我从头到脚地感到惊惶、震悚的，是斯洛文尼亚—斯拉夫的祈祷，我一次次在我出生地Stara Vas附近教堂的罗马式拱门下面听到它们。那些既单调又充满旋律的祷告向天空飞升而去，仍然令已经七十七岁的我感动、惊奇。它们拨动了我写作之路上的琴弦，向我哼鸣天堂般的音阶和华彩乐段，无声地，正如那不可思议地漫长的、几乎包含一百句祷词的《洛雷托圣母连祷文》，我在此引用几句，有意不翻译成德语，除了那句不断重复的答句“Prosi za nas”：“为我们祈祷”。

几年前，感谢亨利克·易卜生，我去了挪威。但现在，在我结束演讲之前，我要谈的不是剧作家，也不是他的——还有我们的——《培尔·金特》，而是另外两个挪威事件，虽然微小，但也独特。

我有幸和五六个保镖共度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第一件事就有关其中的一位。当时是深夜，我们坐在奥斯陆海滨一家安静的酒吧里。那个男人朗诵了他手机里存着的几首诗，先是用挪威语，然后是英语朗诵，那些都是情诗，非常细腻的那种。

在随后某一天晚上，我终于是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奥斯陆街道上闲逛（或者说是克里斯蒂安尼亚，克努特·汉姆生《饥饿》里称呼这个首都就用这个名字），我看到一家书店灯光照亮的橱窗前有个男人的身影。当我站在他身旁，他转过身来，同时指了指玻璃窗后面的一本书。

“看，那是我第一本书！”他说，“今天出版的！第一天！”这个人很年轻，几乎还是个孩子，或者能够为“青年”这个词提供教科书般的样本。他很快乐——只有孩子会那样快乐。他散发的快乐，这个写作者，这个创造者，仍然能够温暖我。希望这温暖永不冷却！

所以，让我此时对两位先生表达问候，在奥斯陆海滨念诗的那个男人和书店橱窗前的年轻人，现在在我们的西边或者，不管他们在哪儿。也许我应该感到遗憾，我没能背诵那位保镖的一首情诗；那个晚上，我的确记录了一些诗句，但是后来把那张纸条弄丢了。但是，为了代替那首遗失的诗，现在我想念另一首诗，它属于灵魂保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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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汉德克获奖演说版权归属©THE NOBEL FOUNDATION 2019，由世纪文景编辑李琬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