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克利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五四启蒙”，中国被极不情愿地拖进世界体系，逐渐变得主动地向西方学习。然而，尽管经历了多次惨痛的教训，中国的文化、制度却从未摆脱“向西方学习”的弱势地位。问题出在哪里？我们不妨跟随冯克利老师的追根溯源到100多年前，正当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潮甚嚣尘上之时，我们向世界敞开了怀抱，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现在讲的很多观念，都是19世纪后期的产物，而那是个比较糟糕的时期。非常不幸的是，恰恰在西方文明陷入混乱的这段时间，也就是哈耶克、韦伯这些人认为西方文明陷入了重大危机的时刻，我们中国敞开了大门开始学习西方，这个时机是非常不幸的。
习惯大于启蒙
启蒙，Enlightenment，其实是个很傲慢的词，首先它假定了一个被启蒙的对象是处于愚昧、黑暗之中，所以才需要带给他光——启蒙运动这个词直译就是“给他光”。
我虽然是个读书人，但我不愿做一个启蒙民众的知识分子。因为我认为知识分子的使命不是启蒙大众，而是顺从大众、引导大众， 是为大众服务的，而不是大众的主人。大众在社会生活中，有一套自发形成的行为规则，这些行为规则可能有些问题，但知识分子要做的仅是在他们既有的活动规范体系内做一些调整。这当然需要理性的帮助，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应当保留人们的习惯。
对“人”，我们有很多定义：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政治动物，诸如此类的，中国人喜欢说人是“礼义廉耻”的动物。但是我更喜欢定义人是“习惯的动物”，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常规里，如果把这个常规破坏过于厉害，人会非常痛苦。人还有自我调整的能力，正如哈耶克说的那样，“自发秩序往往在不受权力干扰的情况下会自动形成”。因为人总是在寻求一些便利、舒适、效率，这些是我们日常生活里很自然就会产生的一些愿望。环境如果变化，并对目标有所妨碍时、有所伤害时，人就会自发地改变自己或者改变环境，这是人最本能的天赋。所以知识分子所谓启蒙运动在大众生活中可以起多大作用，从这个角度我是非常怀疑启蒙运动的。
大概两三年之前，杨小凯的学生孙广振和我说起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有一次他和朋友在一个酒店开会，第一天去吃早餐时，取饮料的地方放了两个桶，一边是牛奶，另一边是茶。第二天早上，他们两个很早到了早餐厅，并把那两个桶互换了位置 ，结果他们发现来吃早餐的人大多数都按着前一天的习惯倒饮料，发现错了再换回来，可见一天就足以形成习惯。
习惯是带给我们方便的最有效方法，养成习惯会节约我们生活里大量的麻烦，日常生活中的规则如果总是变来变去，人会感到非常痛苦。所以我不太喜欢讲“启蒙”这两个字，老百姓需要的不是启蒙而是知识、技术。
中国近代敞开大门学习西方的糟糕时机
我们现在讲的很多观念都是19世纪后期的产物，而那是个比较糟糕的时期。当时西方正在经历一次很重大的文化危机，这场危机大体发生在1870年左右，也就是“普法战争”前后。当时，尼采有一个很著名的口号——“上帝死了”，就是指当时的社会在价值规范、行为规范上进入一个很混乱的状态。
这几年广受知识分子推崇的哈耶克，实际上是一个西方文明的强烈的批评者，他尤其批判的就是1870 年前后发生的那种变化。他很推崇的一位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马克斯·韦伯，同样是一位西方文明的非常强烈的批评者，但是他不是笼统地批判西方文明，而只是针对19世纪后期到他们生活的时代思想文化状况的变化，这种批判最简单的表述就是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就是社会失范。
这个社会失范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很多人误以为种族主义是希特勒的发明，实际上它的首创者在法国，最著名的人物叫戈宾诺，他认为因为人种的原因，人类公共生活、科技发明、处理社会生活各种矛盾的能力，天生就有本质的区别。不过，这个理论在法国没有形成像在德国那样的重大政治后果，但它的来源是法国。除了种族主义，其他如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都是发生在普法战争前后，虽然他们的主张、诉求各不相同，但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提倡对抗。这些主义如果贯彻到社会上，只会造成更多的冲突，不会给社会生活带来更多的和谐。
非常不幸的是，恰恰在西方文明陷入混乱的这段时间，也就是哈耶克、韦伯这些人认为西方文明陷入了重大危机的时刻，我们中国敞开了大门开始学习西方，这个时机是非常不幸的。
我有一次在和高全喜他们开会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这个，我把它称为“西学的恶化”，可能大部分人都不以为然，认为那是我们中国人没学好，不能怨人家西方。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近代以来西方世界主导性的力量其实被我们忽视了，我们现在观察世界，用了大量的西方概念，尤其是在学术界，基本上离开西方的概念就无法进行研究，包括研究中国问题，也同样借鉴西方的观念、体系、模式、研究方法。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提供了很多观察世界、观察人类社会、观察各个领域生活的理论，实际上西方在改变我们看世界的眼睛，它给了我们一个眼罩，我们只能透过这个眼罩去看这个世界。
尽管我们中国有种种传统上的一些问题，很多研究近代中国史的学者对中国近代化的过程这些挫折、困难，总是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找原因，认为西方总是比我们先进，从来没有检讨过西方。但是我们学哈耶克，至少这一点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哈耶克是个西方文明非常严厉的批评者。他很少说苏联的事，他攻击的对象大部分都是西方的左翼，像英国的工党和西方著名的知识分子。他在《致命的自负》里例举了一大堆西方非常知名的知识分子、科学家，那些人对西方群众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爱因斯坦说一句“社会主义挺好”，这话和一般人说，分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爱因斯坦确实有社会主义倾向。19世纪末期以后，西方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主义，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社会主义或者叫共产主义，马列的东西。当时其他的那些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对我们中国都有影响。
严复，开启中国民智以翻译为主要工作的大思想家，他翻译的东西我们可以清点一下。他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现在我们还是承认这是好东西；但他还翻译过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两本书，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社会学》（严复译成《群学肄言》），那种书在近代对中国的影响远远大于亚当·斯密。他为什么翻译这样的书？因为他认为这样的书中国人更需要，这样的书代表了西方更先进的文明。当时所谓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共产主义，在西方很多知识分子里面都认为它是更先进的东西，所以当时中国人病急乱投医。刘小枫这个比喻特别好，他说中国内忧外患，社会陷入文明自我认同、自我保存的一个危机，就病急乱投医，把西方当药铺，胡乱抓药，抓的药大部分都是错的。但是整个这个药铺就是西方的，你不管抓的是对是错，这个药是西方人给我们提供的。
相比而言，日本人比较幸运，开放国门比我们早一点。“明治维新”是1860年代，比我们早十几年，而且它开放的时机比我们要好得多。你看镰仓使团派了十几名大臣去欧洲游历。当时德国相对来讲，它不像俾斯麦时代是个新崛起大国，特别引人注目。当时日本人主要还是从英国那里，认为英国是最值得他效仿的榜样。中国当然也有“洋务运动”，也有一些大臣出洋去考察，但是早期“同治中兴”那个时代，对西方的了解非常有限。那天陈浩武老师提到了郭嵩焘，他就是1870年代到英国，结果回来受到很多非难。当时的大臣都认为搞洋务是畏途，不知道怎么和西方打交道，也没有和西方交流的诚意。
中国真正打开国门的时候是“甲午战争”之后。经营了20年的北洋水师，当时可能是世界最强的舰队之一，非常领先，结果一场战争下来一败涂地。所以，那时候中国人开始认为仅仅“东体西用”是行不通的，开始学习人文科学的知识。在此之前，我们看当时组织的一些翻译都是声光化电，理工科的文献，只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才开始真正全方位地认识西方。但是，这个时候的西方文明品质非常差，它正处在“文明的恶化”过程中。这不仅仅表现在政治上、思想上，在艺术上、音乐上都有反映。喜欢听音乐的朋友应该知道有一种音乐叫“无调性音乐”——传统音乐一个曲子必须有调，如果没有调，按照传统的音乐知识就无法演奏。“无调性音乐”就出现在19世纪末，认为规范不重要。现在看来“无调性音乐”就是一场音乐实验，它在音乐里从来没有占据主流。绘画更明显了，利己主义、印象主义、达达主义，打破西方过去古典主义透视学，基本上是以写实为主，艺术风格变得越来越混乱，这些都发生19世纪末。当然后来有一些流派愈演愈烈，有一些则销声匿迹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失范，是全方位的。
我们不能对西方丧失批判力
非常不幸的，恰巧是在这段时间，我们中国开始大规模学习西方；加上由于太平天国和甲午战争，朝廷控制社会的能力越来越弱，社会思想越来越自由地传播。那时的知识分子认为是在学先进的西方，实际上学习的恰巧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西方。比如我刚举的例子严复，实际上亚当·斯密肯定是个进化主义者，斯宾塞是个设计主义者，这是很矛盾的，但严复意识不到这个矛盾；另一个例子，梁启超关于社会主义的评论，很多人说梁启超不赞成社会主义，好像他的立场比较偏右，但你仔细看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评论，实际上他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什么这么说？他反对在中国搞社会主义的基本理由，就是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论，说中国还没到那一步——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劳工阶级的基础上，我们还没有劳工阶级，我们离社会主义还远，你们这些人要搞社会主义不现实。他是从这个角度来反对社会主义，但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个好东西，他和张东荪大体上都是这个观点。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梁启超，他不是个反社会主义者，他实际上是社会主义者，只是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比他的对手更高明一些。中国共产党后来不也说，我们要建立新民主主义，团结工商阶层，先把无产阶级力量培养起来。在中国现有的落后生产状态中，资产阶级还是一个先进生产力，这都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看法，所以早期共产党要团结这部分人。
类似于这些情况都说明了西方的这些思想，不利于稳步地健康地培育自由、培育规则的道路，反而是破坏这种道路的力量非常强大，他们基本的意识形态资源全部都来自西方。因此，我们不能对西方丧失批判力。
从阅读史看中国百年西学
我们说西方的时候，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西方，所指是不一样的，因为西方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每个人理解的西方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凡是自以为比较了解西方的人，都认为西方的文明比我们更先进，所以应该是我们学习的对象。至于应该学习什么，这个就比较混乱，好像只要学西方就是先进的、开放的，实际上远远不是。我们开放了100年，结果学来的大多数是糟粕。只是近30年，邓小平实用主义才使我们真正了解了西方是什么样子。
很多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包括一些西方人，都在关注中国近代思想的转型和社会变革的关系。这些人我觉得大体上都有一个问题，他们在研究中国重要思想人物的时候，对这些人物西学的背景本身缺乏批判力，即使是一个研究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人，他只研究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没有充分揭示无政府主义思潮来自西方，而是就事论事，让人以为这个问题总是出在中国。但是只要你不否认一点，西方的观念体系——船坚炮利不如它，技术方面的东西就不用说了——形形色色的观念体系，是一个世界性的文明，无孔不入。而西方的文明在近代以来，成分非常复杂。所以从19世纪末开始直到今天，中国基本上就是西方各种思想展开竞技的一个大舞台，到底哪一个胜出不好说，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宪政、自由、民主的观念在中国基本上是销声匿迹的。
我们从阅读史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点，民国时期在思想界最吃香的，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费边社，就是储安平他们代表的所谓“第三种人”，拉斯基的思想。还有现在根本没人提的一个人，叫鲍桑葵，他实际上是哲学家，根本不是政治学家。他在1920年代写过一本书，很快就被翻译过来。现在我们回头看他在政治学理论界的地位几乎不值一提，但当时人们都很喜欢看他的书，他是英国少数的深受黑格尔影响的思想家。像那些传统的18世纪很重要的思想家、理论家基本上被我们所忽略了，除了少数大人物，如孟德斯鸠、卢梭等等。
一个很好的例子，《旧制度与大革命》和《联邦党人文集》，这两本书的中译本都是1980年代才出现，被我们忽略了100多年。我们今天看到这两本书这么重要，而且在思想的政治光谱里，这两本书都属于右派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应该是1850年代写成的，《联邦党人文集》就更早了，18世纪末写成的。像这么重要的著作，我们20多年前才看到中译本。类似的例子很多，比如《乌合之众》那本书，刘小枫给我提供的线索，这本书民国时有版本。但这本书在中国的思想史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直到1990年代，我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里，看到熊彼特讲到了这本书——他的一些观点来自于这本书，我才注意到这本书，在网上把它找到，翻译过来，现在成了我所有翻译的书里卖得最多的一本。
类似的例子还非常多。在阅读史上可以看到，1980年代之前，即使把文革10年抛开，因为那是个文化的沙漠，就说1960年代之前，一直到民国，我们检讨一下中国人在阅读西方时，选择的对象是什么？1960年代之前很明确，你要想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著作没问题，我们举国家之力成立了一个庞大的翻译机构中央编译局，专门翻译这些著作，基本上把它完整地译成中文了，跟《圣经》一样。什么最容易得到呢？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德国的“古典哲学”——和这三大来源有关系的著作，像亚当·斯密、李嘉图，1960年代之前我们都有译本；“空想社会主义”，傅立叶、圣西门这些人的著作我们都有译本；德国的古典哲学，中国的哲学界基本上是被德国熏陶出来的，康德、黑格尔，还有浪漫主义的，费希特、席勒、歌德……在这个意义上，还多少要感谢一下马克思，虽然他的思想体系问题很大，但他的知识结构比较丰富，阅读面很广，那时候认为他读过的东西肯定是重要的，所以我们也跟着翻译了一些和这三大来源有关系的著作。还有一部分他喜欢的文学作品，狄更斯、巴尔扎克……除了读马克思的著作，也能读到他喜欢的东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马克思的阅读盲区，我们想了解，不能说没有，但机会很少。
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六七年前，韦森教授组织了一套丛书，其中把梅因的《早期制度史》列入丛书里。我让一个博士生先译一遍，我再来改一改。最后校对的时候，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发现马克思非常仔细地读过这本书，而且做了七八万字的读书笔记，包括抄一些段落，还有一些评论，他和梅因是同代人。我们的马恩全集是集体翻译的成果，好多人共同参与完成，所以初译、校对，集体讨论，再修改，再讨论，层层把关。按照这个翻译程序的话，应该说翻译水平应该很高了。但是我很意外地发现，马恩全集中看到关于梅因的读书笔记部分，翻译质量非常低下，因为这些译者没有一点梅因知识背景的训练。梅因的书是从早期的前罗马时代开始讲起，讲到了罗马时代，讲到了日耳曼民族，讲到了印度，总结了一些早期不同种族、部族制度形成的一些基本特点，很技术化，因为梅因本人就是一个法律史专家。翻译译马克思著作的这些人，因为没有那些知识背景，中国的教育没有给他们提供受这种知识教育的机会，所以即使在这么严苛的翻译流程下，译经典都译得问题百出，这说明他们的知识结构有严重缺陷。
民国时代我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虽然没有做比较详细的文献史调查，但是我们现在比较推崇的著作，在民主、自由传统这些方面最重要的著作，一方面没有很多，一方面即使有，影响力也非常有限，因为我们是带着有色眼镜去看西方的。今天回头来看，我们选择的东西往往是西方文化里很糟糕的那部分，这种错误现在是不是还在发生？我认为如果不保持足够的警惕，很可能这种错误会继续。
从长远来看思想发展的价值，很多好的东西被我们遗忘、忽略，甚至被我们所批判，等着我们酿成恶果，回头来看才知道我们犯了多严重的错误。所以思想应该保持开放的状态，很多思想今天看来没有价值，也应该让它存在，等我们需要它的时候，随时可以拿来更换我们的头脑。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我们改正错误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休谟三原则远远高于法国大革命三原则
这个社会得以比较健康、有效率地和平运行，确实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则，你不能无视这些原则。从一个好的社会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来说，休谟的三原则要远远高于法国大革命的三原则。法国大革命的三原则：自由、平等、博爱；休谟的三原则是什么？财产的稳定占有、经过同意的转移和遵守承诺。这三条原则不仅仅是针对我们普通人，政权、权贵和普通百姓一样应该统一遵守。如果这个社会遵守休谟的三原则，那它肯定就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如果这三个原则如果被破坏了，社会就一定会充满暴力、不公平。但是像休谟这样的三原则就没有变成政治口号，我们反而认为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大词更重要，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现象。
现在的政治理念中，口号比较容易传播，但这些大词都没有可操作性。而休谟的三原则，就有高度的可操作性，如果把它当成道德原则的话，我们就知道每天处事交往应该怎么做。但如果是自由，什么叫“自由”？它太空洞了，没有实际内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原则没有变成政治口号，反而很空洞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人爱听，好像可以准确传达我们的价值理念，而且可以指导我们的思想行动。但实际上不是这样，你让政府给你自由，政府说你很自由了，包括西方人来中国都觉得中国是一个很自由的社会，比西方还自由。而如果说政府你要准守契约，说话算话，这个它就没法搪塞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我们中国近代之后进入意识形态时代，政治宣传产生了好多问题。
我之所以不愿意用“启蒙”两个字，因为启蒙喜欢用大词，启蒙容易把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上升到原则性的问题，上升到大是大非的问题，这反而会激化矛盾，造成更多的问题。政治的第一要务是解决问题、平息纷争，而不是贯彻理念。只有一个和平的社会，才是一个好的社会，人们都不喜欢混乱、冲突。一个好的社会我不愿意用自由主义、民主这些词来形容，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暴力减少到最低程度的和平”。不管这个社会信什么主义，是一种什么制度，如果人们在这个社会里活着非常和睦、非常平和，人与人之间交往冲突非常少，而且这个和平的状态不是靠暴力来维持的，或者说是用最少的暴力来维持的，那我不在乎这个社会是信自由主义还是信民族主义，它肯定是个好的社会， 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肯定感觉很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