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假如有个德国骑兵正在强奸你妹妹，你该怎么办呢？”

被告：“我会站在他们中间，争取把他俩分开！”

这段问答在法庭上引发一场哄堂大笑，能在法庭上当众说出这番名言的也非常人，而是当时英国左翼公共知识分子的领袖，以《维多利亚时代四名人传》脍炙人口的利顿·斯特雷奇。

当时欧洲一战正酣，英国政府强制适龄男性服兵役，而斯特雷奇本人正是和平主义运动的领头人，因拒服兵役而被送上法庭，然后说出了那句名言。

很多人认为斯特雷奇一定会坚守自己的和平主义信念，哪怕像罗素一样坐牢也在所不辞。毕竟从表面上看，他必定要服兵役，瑞典式锻炼法和维生素疗法让他身材健壮，面色红润，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他最终拒服兵役的办法，乃是找医生开了一大堆健康证明，证明他的身体差到拿不起枪来。

于是，当许许多多他的和平主义信徒因拒服兵役坐牢时，他却靠着一纸伪造的医生证明在别墅里品酒吃肉，安然无恙。

但没人会知道这些，人们只记得他那句藐视法庭的名言，是啊，还有什么比把正在强奸自己妹妹的德国骑兵分开更合理的办法呢？也许只有拍个照片洗出来去找警察这个办法在合理性上略胜一筹。

就算你认为斯特雷奇迂腐，但他还是善良可爱的。

这段时间在朋友圈，关于杀辱母者一案，确有些朋友发言说：“于欢当时怎么就没想到，被他刺杀的人也是上有老母下有小儿啊……冲动是魔鬼，理性多可贵。”

还有人提出建议，于欢看见母亲受辱，应克制自己情绪，及时拿起影音设备留下证据，求助于法律。

这些人都有超凡脱俗的“理性、中立、客观”精神，简称“理中客”。但我还是更为欣赏加缪那句名言：我相信正义，但在正义之前，我要保护我的母亲。

接下来的这位左翼理中客公知，就更加值得品味了。

“他们越是无辜就越应该被枪毙！”

这不是某个精神错乱者的叫嚣，而是举世闻名的剧作家，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左翼公知领袖布莱希特诸多被刻意掩盖的“名言”中的一句。而他评论的对象，则是如今已经被公认为大冤案的苏联莫斯科大审判（这场虚伪的审判直接启示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和奥威尔的《动物农场》）以及随之而来恐怖大清洗

布莱希特说这句话时是1935年，大清洗正在走向高潮，尽管追捧苏联的左翼公知们曾经成功地掩盖了乌克兰大饥荒的存在，但现在，这场公开做戏的大审判和残酷的大清洗却让这些苏联的粉丝们乱了阵脚，面对指责，他们很难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

不过解释不是没有，布莱希特的名言就是其中之……

布莱希特当时当然不在苏联，他安稳地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老巢美国享受自己欧洲最著名的剧作家的巨大名声。

那天，他来到哲学家西德尼.胡克在曼哈顿的寓所，胡克本来也对苏联充满兴趣，不过莫斯科大审判让他彻底寒了心。他向布莱希特举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无辜定罪的例子，问他怎么能忍受和为这种罪行洗地的美国共产党如此亲近。

布莱希特开始辩解说美共、德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苏共。但当胡克指出这三个党都是一回事儿，老大负责杀人，老二老三负责洗地时，布莱希特说出了那句令胡克感到恐怖的名言：“他们越是无辜就越应该被枪毙！”

胡克以为他听错了，让布莱希特再重复一遍，于是布莱希特又说了一遍，忍无可忍的胡克拿起布莱希特的帽子和大衣，下了逐客令

胡克出于愤怒拒绝布莱希特为冤案罪行的辩护，但布莱希特的说法却极为正确的使用了辩证法里的对立统一概念，是标榜理性、客观、独立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标准回答。

这句话听起来不近人情，但恰恰是这种不近人情证明了它没有诉诸于胡克那种常人的愤怒情感，因此它是理性的，而当他说“越无辜就越应该被枪毙”时，实际上是暗含着这背后一定有着更深刻、更合乎理性的理由，不然作为一个被某些左翼知识分子集体敬仰的正确的政权，它是不会做出违背常理的事情来的，这背后一定有更正确更重要的原因。至于那些“无辜者”，在这个更正确更重要的原因下，一定是罪有应得的

事实上，布莱希特的身边人就有被无辜逮捕的例子，他的情妇之一，卡罗拉.内尔就在莫斯科被逮捕后“消失”了，但布莱希特的评论是“如果她被判了刑，那一定有对她不利的证据，我们并不觉得罪恶已经得到了惩罚”，他更进一步指出，这些对“国内外的渣子、寄生虫和职业罪犯”的审判，证明了“试图颠覆政权的阴谋在事实上是存在的”

如果这些话是一位苏联内部的宣传人员说的，那么它的可信度一定会大打折扣，但这些话由布莱希特来说，那就很容易被人信以为真，因为他一向标榜的就是自己的独立客观，不受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实体的左右。

必要时，布莱希特会选择否认自己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在1947年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上的作证中，他连用六个“不”字否认自己与共产党有任何瓜葛，宣称自己所从事的“一直是具有严格独立纯粹性的文学活动”。

由于布莱希特独立客观地出卖了不少他的与共产党有勾连的左翼朋友，因此被列为“特别合作证人”受到感激，但等逃回到欧洲后，他马上摆出自己是身受迫害拒不妥协的殉道者形象：“当他们指控我要偷走帝国大厦时，我想我该走了”

从现在来看，其实布莱希特标榜自己理性、中立、客观的手法并不新奇，他不过是巧妙地采取一种故意反面的观点，将人们从事实和常识上引开，引到他的比事实更客观更高级的理性思考上来，在这种理性思考之中，坏事其实是好事，如果你认定坏事是坏事，那是因为你被情绪所左右，只看到事物的“表相”，却无法客观地观察到它的“本质”

布莱希特的“理性、中立、客观”的“思考”让他获益匪浅，不仅成为了左翼文人圈里独立的艺术良心的楷模，更获得了很多实在的好……

尽管布莱希特晚年居住在东德，但他却可以随意出入东西方，他的剧作在万恶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剧院上演，由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出版商出版他的著作，他还有一个瑞士银行户头，里面的钱全是坚挺而邪恶的西德马克和美元。

在布莱希特所热爱的东德，他住在一幢从“资本家”手里“没收”来的别墅里，拥有东德文宣部门为他提供的一座专门的剧院，并且在导演新剧时可以不受审查部门的干涉——这些当然都被他吹捧为社会主义体制下党关爱艺术家的铁证，但事实是，党对他的自我审查非常放心。

然而唯一的问题是，他活得太长，以至于赶上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面揭露了斯大林的罪恶，当别人再次问他对这位他昔日诗中歌颂的“五大洲被压迫人民的希望”犯下如此深重的罪行做何感想时，他的回答变得有些吃力了：“想想看，我只有一匹老马，它斜眼、瘸腿、还长着疥癣，可我只有这一匹马，所以我想我还是少想它的缺点。”

这当然又是一个“理性、中立、客观”的回答，但问题是，当这匹马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主人带到沼泽和悬崖边上时，难道不应该把它杀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