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地时间6月12日凌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市遭遇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一家同性恋夜店遇袭，50人死亡，53人受伤。嫌疑人在枪战中被击毙。有报道指出，嫌疑人极可能是阿富汗移民后代，目前，IS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为这次袭击负责。
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恐怖袭击，使得穆斯林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再度以血腥撕裂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而这篇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为何穆斯林热衷暴力圣战的入口。
2016年3月27日，复活节。
巴基斯坦最大最富有的旁遮普省，它的省会城市拉哈尔的一个游乐场，发生大爆炸，至少70人死亡、300人受伤，是5天前的3月22日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爆炸死亡总人数（34人）的两倍。但是拉哈尔爆炸得到的关注，远远低于布鲁塞尔。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爆炸的3月22日，是举国震惊与悲悼死难者的一天；大爆炸的巴基斯坦，氛围完全不同。拉哈尔爆炸的同一天，首都伊斯兰堡爆发数千人大规模抗议示威。民众抗议他们的“英雄”，穆斯林枪手卡德里，在一个月前被处以绞刑。“英雄卡德里”之所以被判死刑，是因为卡德里在五年前刺杀了旁遮普省的塔希尔省长。
这两个事件有着内在关联：如何对待非穆斯林宗教。
“杀死那个女基督徒”
对拉哈尔爆炸负责的巴基斯坦塔利班，宣称他们的爆炸是针对基督徒：那天是复活节。可是，基督徒在巴基斯坦是少数，所以，在游乐场被炸死的，绝大多数是穆斯林妇女儿童；再看卡德里枪击案：他刺杀塔希尔省长的理由，是塔希尔省长反对《巴基斯坦刑法》中的“渎神法”， 他在电视里，公开为一个因“渎神罪”而被判绞刑的女基督徒辩护。塔利班和在首都抗议的数千民众，都一致认为：非穆斯林的基督徒是应该杀掉的。
这名女基督徒叫诺林，大家叫她比比，一个38岁的贫苦农妇，抚养着丈夫和前妻的三个孩子、自己生的两个，共五个孩子。她就住在距离爆炸的拉哈尔30英里外的小村庄。基督教在巴基斯坦是宗教中的少数，比比一家是村里唯一的基督徒家庭。
2009年6月的一天，比比和一群同是雇工的穆斯林妇女，一起在农场打工，在摄氏四十五度的太阳下采浆果。大家都渴了，叫她去一口井打水，她顺从地去了。打水的时候，她顺手捡起井边一个旧金属杯，舀了水，刚把水杯送到唇边。只听见一声尖利喊叫：“Haraam！”这是伊斯兰律令中“禁止”的意思。那是一个以前和比比家有过纠纷的邻居，她对其他女工们造谣说，这个基督徒用我们的杯子喝了水，还一次次用这杯子再去井里舀水，“就是因为她，现在我们都不能喝这口井的水了！”因为，基督徒是“不洁”的。
其他穆斯林女工也跟着一起愤怒指责，就这样，争执起来。她们一起诋毁比比的宗教信仰，情急之中，比比回了一句：“我信仰我的宗教和耶稣基督，他为了给人类赎罪，死在十字架上。你们的先知穆罕默德为救赎人类做了什么呢？”
就是这句话，给她引来杀身之祸，还是以法律的名义。
先是一群穆斯林村民闻讯冲进比比的家，见人就打，比比的脸被重击，满脸是血，直到最后警察赶来把她从暴民手中抢出来。谁料，灭顶之灾还在后面。接着，是调查，调查的结果是：暴民不必追究，而比比违反了巴基斯坦刑法中的“渎神法”，必须起诉。“渎神法”被控的“违法者”，绝大多数是巴基斯坦处于少数地位的宗教信仰者，例如基督徒。
2010年11月，比比被法庭判定有罪，必须绞刑处死，外加1100美元的罚款。在1987年到2004年的17年里，就有超过1300人被指控违反“渎神法”，主要是被控亵渎了《可兰经》，其中60人在审判前就被狂热的穆斯林民众私刑处死。假如比比被执行死刑，她将是第一个被《渎神法》处死的女性。
从法庭记录看，庭审时曾要求证人描述当时双方究竟说了什么。证人们都不敢再重复一遍当时的争论，她们说，如果在法庭上重复一下比比的话，害怕自己也会被定为“渎神罪”。就这样，比比稀里糊涂就被判了死刑。
比比对记者回忆说，听到审判结果，“我把头埋在手里，独自哭泣。我无法再忍受满目是充满仇恨的人，为杀死一个贫苦女农工而鼓掌庆祝。我不再看着他们，但是还是听到他们的欢呼。他们起立对法官鼓掌，大叫‘杀死她！杀死她！真主是伟大的！’法庭的门被民众冲破，他们高呼‘为先知穆罕默德复仇！真主是伟大的！’……我像一个麻袋包被扔进了车子，在他们眼里我已经不是一个人。”
她进入上诉程序，上诉审理被推迟五次以后，拉哈尔高等法院，终于在2014年10月16日裁定：“维持死刑原判”。国际社会在关注比比死刑案，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巴基斯坦总统曾经要求塔希尔省长为他做个调查，塔希尔省长曾经公开表示，比比有可能获得总统大赦。拉哈尔高等法院立即表示，假如总统大赦，他们将再发一个禁制令，反对大赦。律师把比比的案子又送到了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就在去年，最高法院决定，案子发回高等法院重审。
今天，比比还在等候最后的结果。她被单独关在一个7.2平方米、没有窗户的囚室里，已经将近七年。一个当地穆斯林领袖，以相当于一万美元的悬赏，给任何一个能够杀死比比的刺客。根据一项调查，有上千万巴基斯坦人表示，他们愿意亲手杀了比比，有的说是为了奖金，有的只是因为宗教理由。
伊斯兰世界两股力量的拉锯战
宣称对拉哈尔大爆炸负责的，是巴基斯坦塔利班（TTP），他们有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占领区，在那里，苛严的宗教律令成为法律：阻碍女童教育，禁止妇女购物，禁止接种疫苗。电视、音乐更是犯了大忌，修剪胡子违反宗教律令，凡理发师、卖音乐CD的店主和窃贼，均要处死。TTP随时抓男童进入“学校”，除了灌输宗教极端思想，就是把他们训练成自杀炸弹手。
在巴基斯坦经年的北部战争中，政府军俘虏了一大批这样的少年，关起来不对，又不敢放，最后建立一个过渡学校，对他们思想解毒，请来老师给孩子们教《可兰经》，告诉孩子们《可兰经》是“提倡和平、反对杀人”。那位男老师，很快就被TTP杀掉了。
可以看到这个国家两股力量的拉锯。
我们已经看到，反恐战争很难打赢，尤其是正规军打恐怖组织这样大炮轰蚊子的打法。巴基斯坦政府军和TTP的战争就是这样。第一场斯瓦特战争打到后来，中央政府不堪压力，以支持TTP在斯瓦特地区实行伊斯兰律法而不是现代刑法，以交换TTP的停火。最终，TTP认为总统签署的伊斯兰律法，还远达不到严苛的伊斯兰教法（Sharia）标准而拒绝停火。即便是支持“渎神法”的中央政府立法和司法体系，也难以接受对TTP的司法妥协。巴基斯坦扎尔达里总统和恐怖组织塔利班失败的交易，也显示了邻国阿富汗政府对付阿富汗塔利班的困境：打，打不下来；谈判，双方没有可以妥协的核心价值观。这就像犹太人要和希特勒谈判，肯定不会成功。现在听得最多的外交辞令，就是“希望某某和某某，双方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而在现实中，有些对立是无法通过谈判解决的。而阿富汗塔利班之所以打不下来，和民众的支持度有关。
在巴基斯坦两股势力的拉锯中，可以看到伊斯兰极端思潮、极端势力，在大家远没有去关注之前，就在推进。
“渎神法”进入巴基斯坦刑法，是在1987年，十四年之后，才发生9·11事件。2011年1月4日，塔希尔省长只因公开反对“渎神法”，就被穆斯林极端分子卡德里用一把AK-47冲锋枪，开二十七枪杀害。卡德尔并不是一个塔利班军事人员，他只是塔希尔省长的警卫员，只是一个受了极端宗教思想影响的、所谓“孤狼”式恐怖分子。
在这样的国家，像塔希尔省长这样的政治家，是较量中非常关键的人物。但是在恐怖战争的时代，对方用极低廉的、一个小混混的代价，就可以除去此方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恐怖组织甚至不需要去培训“圣战战士”，在宗教极端思潮之下，他们自己就会走火入魔，自己就会自动变成枪手和炸弹，炸掉自己，也在所不惜。塔希尔省长被杀之后，有五百个“拜勒维”教派的神职人员，禁止其教徒参加省长的葬礼，而在巴基斯坦，百分之六十的穆斯林属于“拜勒维”教派。巴基斯坦有反恐法院，虽然卡德里最后被反恐法院判处绞刑，可是，他仍然是大批穆斯林民众心中的英雄。
所以，就在死难者为布鲁塞尔两倍的拉哈尔大爆炸当天，巴基斯坦首都，是数千民众在抗议他们的“英雄卡德里”被处了死刑。由此看来，卡德里不必担心后继无人。
伊斯兰教派中极端一支在扩展，其中的行动派终于打响了恐怖主义战争。恐怖战争只是宗教极端思潮推出的结果。它有着宗教上的千年根基，有着宗教国家的基础。任何所谓权利真空的出现，只是一个占据空间的契机。
正如在纳粹德国打出去之前，极端思潮已经扩展到了整个德国的角角落落。直到二战结束，世界才知道纳粹集中营；直到基地组织、ISIS等恐怖组织冲出来，才知道大刀一个个切下头颅的中世纪行刑公然存在。其实，它以国家法律的名义，一直存在。
就在今年1月2日，一个新闻成为世界各大媒体头条，伊斯兰逊尼派瓦哈比教派的沙特阿拉伯，公开处决了47名“恐怖分子”。全世界都被两大伊斯兰国家，沙特和伊朗，代表的两大教派激烈对抗所吸引。因为这47人，包括了曾经在2011年领导反沙特政府运动的知名什叶派教长，而伊朗是什叶派的国家。有人从政治角度，指出这是假借反恐镇压异己，也被如伊朗这样的什叶派伊斯兰国家认为，这是逊尼派的沙特对异教派的迫害和挑战，愤怒的伊朗民众还在沙特驻德黑兰大使馆放了一把火。还有人认为，这个伊斯兰两大国间的激烈争斗，令ISIS渔翁得利，因为沙特还在参与打击ISIS。
几乎没有人去特别强调一个细节：这47个人是怎样处死的？
和ISIS的行刑方式完全一样，47颗脑袋，是被阿拉伯大刀，公开地、在砍头广场被砍下来的。最近，一个冒死拍摄的英国纪录片《解密沙特阿拉伯》面世，终于有机会让大家有个重新思考的机会。沙特学校的课本教育每一个孩子：“所有基督徒都应该被处死，直到一个不剩为止”。不但是鞭刑、砍头，妇女不仅不能开车，也没有基本权利，它就是实践瓦哈比极端思潮的中世纪宗教国家：政教合一，以伊斯兰教律令替代世俗法律，他们“解放世界”的理想，就是杀尽异教徒和异教派。
回头一看，这就是ISIS的诉求，ISIS是“伊斯兰国”的意思，他们的诉求，他们要成立的国家，就是那个沙特阿拉伯罢了。它们的区别，只是一个大肆宣扬、一切公之于众；另一个不接受游客、更不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秘而不宣。它们之间也在互杀，却并不是一个是“恐”，一个“反恐”，只是因教派不同而互不相容。再说，本·拉登本人来自是沙特最富有家族，他的恐怖组织资金，大部分来自沙特，这早已经不是秘密。今天的局面，正是伊斯兰极端思潮，假借各种机会，成功地“输出了革命”。
所以，不仅是巴基斯坦，整个伊斯兰世界在两种势力的拉锯中。留在中世纪野蛮落后中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以及，如塔希尔省长这样的现代穆斯林进步力量，在对峙和较量。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溢出的那部分，只是一座巨大冰山浮出水面的那一块冰的顶尖。
穆斯林群体的三个圈层
出生在巴基斯坦，在卡拉奇大学完成学业，在1989年移居加拿大的记者拉希尔·拉扎，就是这个伊斯兰进步势力中的一个。她写了一本书：《他们的圣战，不是我的圣战：一个加拿大穆斯林女性的声音》，反对伊斯兰恐怖主义，反对极端伊斯兰对妇女的压迫，她二十年来致力于警醒世人：伊斯兰极端势力在崛起。
拉希尔·拉扎非常坦率：“我们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对任何议题都可以文明讨论，偏偏是最重要‘激进伊斯兰兴起’的议题，却不能触碰。”因为，在当今西方社会某种语境氛围下，这会使人担心自己是不是有种族、宗教歧视，冒犯了穆斯林，进而政治不正确。拉希尔·拉扎认为，这样的氛围“使得很多人失去了判断力，甚至因此令无辜者支付生命代价。”她举了最近在美国加州圣伯纳迪诺发生的“孤狼式”恐怖袭击，一个移民进如美国不久的穆斯林女子，她和拉希尔·拉扎一样，来自巴基斯坦。婚后不久，还有个两岁孩子，夫妇就策划了这场打死14人、打伤17人的恐怖袭击。一个邻居在事前就发现有问题，只因为怕被指责为种族歧视，不敢报警。一个可能阻止一场屠杀的机会，也就错过了。
作为逊尼派穆斯林的拉希尔·拉扎，清楚地给讨论划出界限：“我们讨论的不是伊斯兰教，我们讨论的是威胁日益严重的伊斯兰教激进派，它怎样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当你生病和感染病毒，你要治疗就要确认病症。所以必须说出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它就是暴力、极端、激进伊斯兰主义。”
她承认“这是一个敏感话题，可是，既然当今大多恐怖袭击多少牵涉到穆斯林，既然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和安全，就必须有公开、诚实、以事实为基础的讨论。”
她的事实基础，是著名的中立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做的一系列穆斯林调查数据：世界上有十六亿穆斯林，是世界上教徒增长最快的宗教。在本世纪，穆斯林的数量会超过基督徒。拉希尔·拉扎说：“当然，不是所有的穆斯林是激进分子，但是其中有一定比例是激进的。”那么，这个比例是多少？她引入了《醒来》一书的作者，山姆·哈利斯的分析。
山姆·哈利斯把激进穆斯林分为同心圆的三层。
核心是暴力圣战者，“他们每天早上眼睛一睁开，就不顾自己性命地要去杀死叛教者，相信殉教会入天堂”，他们是ISIS，基地组织，哈马斯，真主党，孤狼式攻击者等等。拉希尔·拉扎补充说“他们袭击了圣伯纳迪诺，德州，巴黎，伦敦，德里，耶路撒冷，渥太华，内罗毕，马德里，波士顿，当然，还有纽约。这些是恐怖分子。”
皮尤研究中心根据世界主要新闻机构的统计数字，仅投身ISIS和基地组织等五个主要恐怖组织的圣战者，就在17万和47万人之间。拉希尔·拉扎指出：关键是，“他们只需要几个人，就可以造成巨大破坏，甚至改变社会运行规则。”
9·11恐怖袭击只有19个袭击者，造成了近3000人的死亡。而且，他们无孔不入：圣伯纳迪诺恐怖袭击的妻子，最初是作为未婚妻移民进入美国；巴黎恐怖袭击的主犯是难民身份，他自诩能够自由出入叙利亚和欧洲。同时根据调查，愿意为ISIS作战的穆斯林英国公民，是愿意加入英军的两倍。根据美国本土安全部的报告，9·11以后，有122起本土策划的恐怖袭击，所幸的是，大部分在事先被破获。
山姆·哈利斯分析说，“在这个暴力圣战者的外部一圈，是伊斯兰主义者。他们也相信殉教可以上天堂，也想把自己的宗教强加于人，不过，他们打算在制度内行事。他们不会在公共汽车上把自己炸碎，但是他们想改变政府，利用民主制度来反对民主。”他们和圣战者在理念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方法不一样。拉希尔·拉扎举了加沙的例子，“在2006年，巴勒斯坦人选出了哈马斯政府。哈马斯是一个激进恐怖组织，就是通过民主获得权力。”又如，2012年穆斯林兄弟会的穆西在埃及当选。他当时就宣称，自己想推行伊斯兰教法，限制妇女权利。穆斯林兄弟会和世界上许多恐怖组织都有联系。
拉希尔·拉扎提到北美的美伊关系咨议会（CAIR ），“它曾经或者现在还是北美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 CAIR总部在华盛顿，在全美各地设有分支机构，他们自己公开的宗旨，是通过媒体和政治游说、教育，推动伊斯兰教在美国的社会政治活动。我自己记得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是在1997年，CAIR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兰开斯特写信，要求把美国最高法院门楣上镌刻的默罕默德浮雕像凿去。
1932年建造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楼，门楣上刻有世界历史上对“建立法律”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它的立意显然是“立场中性”的：不管是谁，也不管它建立了怎样的法律。其中有穆罕默德，也有中国的孔子。CAIR提出，伊斯兰教不容许出现默罕默德的“形象”，还有，这个浮雕的穆罕默德手里除了经典还有一把剑，被CAIR认为，这是“强化了穆斯林是不宽容征服者的长期偏见”。所以，要求凿去浮雕。结果，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拒绝。
9·11以后，CAIR庞大的资金来源（2007年为三亿美元）、它和海外伊斯兰组织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受关注议题。拉希尔·拉扎指出，CAIR 和前面提到的伊斯兰主义的形式不同，“CAIR以温和派、在美国代表穆斯林争取权益的姿态出现，但是细看之下，许多问题浮现出来。”它被阿联酋列为恐怖组织，它涉嫌为恐怖组织募捐，它以各种方式“令那些敢于讨论伊斯兰激进主义的人噤声”。
拉希尔·拉扎曾经参与一部名为《名誉日记》的纪录片制作，影片介绍了九个妇女在伊斯兰激进势力统治下的恐怖经历。起名《名誉日记》，是因为内容涉及伊斯兰教法对妇女的所谓“名誉处死”。但是这部电影被CAIR扣上“恐伊斯兰”帽子，成功封杀了它在密西根大学的放映。拉希尔·拉扎也被冠上“恐伊分子（Islamophobia）”的帽子。在拉希尔·拉扎看来，CAIR只是因为在北美，所以必须小心掩盖自己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实质上，他们也是在利用民主制度为伊斯兰极端势力服务，“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山姆·哈利斯提出的激进穆斯林同心圆的最外一层，拉希尔·拉扎说：这一圈“人数最多，最令人担忧。”他们是穆斯林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显然不像ISIS，他们也不像穆斯林兄弟会要去推翻一个政府，但是他们的信仰和习俗，在你我看来，必属激进无疑。他们是谁？他们的信仰究竟是什么？”
激进的极端伊斯兰主义，例如ISIS，他们的一个最基本诉求，是如沙特阿拉伯一样，以伊斯兰教法（Sharia）作为唯一法律。2015年12月7日的皮尤研究中心报告显示：
在受调查的39个伊斯兰国家中，赞成以伊斯兰教法（Sharia）作为唯一法律的穆斯林人数，在50-60%之间的，有突尼斯、加纳、塞内加尔、喀麦隆、利比亚；赞同者占60-70%之间的，有乌干达、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肯尼亚、马里；赞同者占70-80%之间的，有泰国、印度尼西亚、埃及、约旦、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赞同者占80-90%之间的，有马来西亚、巴基斯坦（84%）、孟加拉、巴勒斯坦、摩洛哥、尼日尔、吉布提；赞同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有伊拉克（91%），阿富汗（99%）。也就是在被调查的三十九个国家中，有二十五个国家中的穆斯林对实行伊斯兰教法的支持度超过一半。
拉希尔·拉扎引用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报告指出，穆斯林中对“离教者必须处死”的赞同者超过一半的，有马来西亚（62%），阿富汗（79%），巴基斯坦（76%），埃及（86%），约旦（82%）。他们占全体受调查国家穆斯林的27%，也就是说，有两亿三千七百万人。 她引用的数据还有：“39%的受访穆斯林认为‘荣誉处死’是合理的。”所谓“荣誉处死”就是认为“妇女在婚前或者婚外有性行为的，应该处死”，这样的信仰者，有三亿四千五百万人。
在同一个调查中，对居住在西方国家的青年穆斯林（十八岁至二十九岁），问到“是否支持恐怖主义和圣战”，百分之35%的英国青年穆斯林、42%的法国青年穆斯林、26%的美国青年穆斯林，他们回答“用自杀炸弹攻击平民，可以是合理的。”
支持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应该以伊斯兰教法（Sharia）作为唯一的法律的穆斯林，占总数的53%。在他们中间，支持“偷盗者应该接受鞭刑或者斩手”的，超过52%，这样的信仰者是两亿八千一百万人；支持“伴侣不忠要用石头砸死的”占51%，这样的信仰者是两亿八千九百万人。”
拉希尔·拉扎问道，“你不认为这样的信仰是极端的吗？”这样的研究描绘出了伊斯兰世界的图景，显示了这部分人和现代世界脱节。她说，“当然不是每一个穆斯林都这样认为，但是，这就是数以亿计的穆斯林的信仰。数字在这里，向我们说出事实。现在到了对当下最重要问题进行诚实讨论的时候，禁止人们讨论激进的伊斯兰信仰，等于是我们抛弃言论自由、宽容社会的核心理念，为了满足‘政治正确’而放弃人权。”
最后她说：“我们已经开始讨论，希望你加入我们。”
封杀讨论是对穆斯林民众的戕害
可是，如此重要议题，要讨论却是千难万难。
几天前，我的一个朋友，刚刚尝试在朋友中讨论激进伊斯兰势力，很快在美国被人扣上同一顶帽子：Islamophobia（恐伊主义者）。扣帽子的人完全回避谈论具体事实，只关心是不是“政治正确”。这种道德压力令人难以置信，在西方却真实存在。这也深刻影响到美国大选，政治人物的表态，常常罔顾事实而一心“正确”，纷纷要表示自己没有种族歧视。所以，希莱利·克林顿曾经多次表态：“穆斯林都是和平、宽容的人，和恐怖主义毫不相干。”奥巴马总统更是一再表示：“基地组织的根源不是伊斯兰教”，“ISIS和伊斯兰教无关”，“绝大多数穆斯林反对如此诠释伊斯兰教，99.9%的穆斯林和我们有共同追求，和他们站到一起，这对我们很重要。” 在这些调查数据面前，拉希尔·拉扎问道：“真的有99.9%的穆斯林不支持极端伊斯兰主义吗？”
伊斯兰极端势力祸害一直存在，只是它积累了力量打出去了，才引起世界注意。在9·11袭击之前，巴基斯坦的“渎神法”已经存在了十四年。沙特作为一个以伊斯兰教法（Sharia）作为唯一法律的国家，始终存在。最近《纽约客》乔治·帕克对于突尼斯的长篇调查《输出圣战者》，就提到最近那里大批年轻人在不断消失，投身ISIS。在苏军撤离阿富汗之后，实行伊斯兰教法（Sharia）的塔利班迅速在1995年掌权，大家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塔利班的主张深受大量阿富汗民众支持。这些事实，和皮尤研究中心对这几个国家的调查数据情况密切吻合。必须看到，调查数据不包括沙特，因为它固若金汤的统治，使得需要接触大量民众的民意调查，根本无从做起。
人们在竭力否认一个事实：穆斯林民众接受极端思潮已经达到不可忽略的比例。他们否认的是什么？它的后果是什么？是他们站在了广大穆斯林民众一边吗？他们只是满足了自己的道德感。中世纪的伊斯兰主义还存有相当大的势力，控制了相当大比例的穆斯林民众，否认这个现实，以“支持异民族、多元文化、宗教自由”等种种道德理由，封杀对这个现实的揭露和讨论，无视宗教极端势力是给世界带来最大危险的根源，这是对自己的国家和世界都不负责任，更是事实上鼓励了伊斯兰极端势力对其控制下的穆斯林民众的戕害。
作为巴基斯坦裔的逊尼派穆斯林，拉希尔·拉扎目睹她的祖国，不仅在1987年到2004年，有超过1300人被控违反了“渎神法”，比比因此被判绞刑；近几年，巴基斯坦200所女童学校被炸毁；2014年，仅7个恐怖分子，在巴基斯坦白沙瓦一所学校杀死141人，其中132名学生；至于生活中日日发生的“荣誉处死”、斩手、对女性生殖器行割术等等，根本无法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拉希尔·拉扎说，“我自己是穆斯林，我不需要别人为我的宗教辩护，我需要有人保护我免受极端分子的伤害。极端穆斯林以死对我相威胁。他们砍人头，焚烧活人，向妇女泼腐蚀液体，以我的真主的名义杀人。”
各宗教从中世纪走来，教会、寺庙都是信众的聚合，都有假借神的名义迫害异端、推行极端思维的历史。天主教教会曾经是其中最恶名昭彰的一个，宗教法庭、火刑柱，都是宗教极端势力的恶果。依靠基督教中的勇敢者站出来，说出、批评自己宗教内残酷的极端势力，更靠现代社会的发展，推行政教分离。宗教行为必须受到现代法律的约束，任何人都不容许借宗教名义谋杀、伤残肢体、禁止女童入学等等妨碍个人自由。
恐怖袭击越来越成为常态。在巴基斯坦这样一些伊斯兰国家，恐怖袭击已成常态，在拉哈尔大爆炸的前一天，3月26日，巴格达南部，一个乡村足球场发生自杀炸弹，杀死至少30人；同一天在也门亚丁，发生汽车炸弹袭击，造成22人死亡，人们已经对这样天天发生的新闻麻木。即使在西方国家发生的恐怖袭击，人们也已经开始麻木。
在巴黎《查理周刊》事件和最近一次爆炸案发生的时候，几乎大家都出来写分析评论文章，从历史写到今天。但是，在布鲁塞尔大爆炸发生后，评论数量大减。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就是股市反应。2001年9·11事件，当天美国股市暴跌5%，五天内暴跌12%；在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当天股市跌2.3%，十天后恢复；在巴黎发生《查理周刊》和音乐厅恐怖袭击时，美国股市持续上涨一个月，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反恐战争是特殊的，恐怖袭击发生在世界各地，但是，对于某一个国家和城市，它受到的袭击是有间隔的。在布鲁塞尔被袭击的当天，媒体上一片惊呼道：“活像是经历了一场战争！”但是，它接下来会有相当长的平静间隔，给大家充分的时间悼念，堆满鲜花，点燃一片蜡烛，乐队回到恐怖袭击的音乐厅演奏，回过神来对自己说：恐怖分子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表现自己的勇气，就是不改变我们的生活。这种特殊性，使得人们很难把恐怖战争当作真正的战争，只有在局部地区，例如叙利亚，ISIS有了军队和常规战争的形态，大家才把那一个部分当作战争。
如果你把战争当战争，你会发现，仅仅以照常生活的勇气去面对，是远远不够的。9·11这19个恐怖分子的袭击，就造成了近3000人死亡，超过二战期间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全部人员和经济损失，这只是小试身手，他们还没有动用化学武器和核脏弹。
如果把战争当战争，现在拒绝此类讨论的实质就是：在希特勒上台后，我们应该拒绝谈论纳粹、法西斯思潮，和它们的极端势力对德国人民、意大利人民的鼓动和影响，应该拒绝讨论这种影响将对世界带来的深重灾难，因为：“希特勒、党卫军不能代表德国人民，墨索里尼和他的追随者不能代表意大利人民”，我们不应该“种族歧视”。
伊斯兰世界两种势力在拉锯，而且情况复杂。一些伊斯兰国家，因各种原因，原来世俗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一些是随时代进步而逐渐发展，一些则是以专制、甚至极残暴的专制强行遏制宗教、或者遏制宗教极端势力。但是在国家的条件被改变，或者专制压力被撤除后，本土甚至强大的外来宗教极端势力，反而利用权力真空或者新的自由空间，迅速填充、扩张，利比亚、埃及、突尼斯、伊拉克都面临这样的问题，阿富汗也是在苏联十年专制统治撤离后发生大幅逆转。一些原来相当稳定的政教分离的伊斯兰国家，也开始受到极端势力发展的挑战，例如土耳其。而在控制严酷的国家，弱小的进步力量，也在时代推动下不断尝试从内部突破，例如沙特、伊朗和巴林。一些国家是处在摇摆状态，相反的外部力量的正面和负面支持，有时会很关键。在这些不同的困难复杂形势下，先要正视、面对和讨论。
站出来讨论是困难的，在巴基斯坦，因为站出来谴责极端分子、呼吁女童上学的马拉拉被枪击头部；拉希尔·拉扎说出真相，哪怕身在加拿大，都受到死亡威胁；只是因为反对“渎神法”，塔希尔省长已经被谋杀。
看上去，他们指出了伊斯兰教危险的那个部分，指出了他们对相当大比例穆斯林在精神上的洗脑和毒害，事实上，他们是在试图挽救这个宗教，救穆斯林于水火、炸弹之中；而阻挡他们站出来却很容易，即使在言论自由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美国，揭露伊斯兰激进势力残害妇女的《名誉日记》纪录片，照样轻易就被封杀。廉价的“政治正确”，似乎是站在很高的道德立场上，在为他人宗教辩护，在为穆斯林说话，而事实出来的结果，是阻挡了真相的揭露，阻挡对极端宗教思潮和现实全球危机的讨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千千万万个穆斯林。
这就是那个真实的、拐了弯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