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知远
一
他真英俊。
在第一张照片上，他和一群代表坐在新加坡立法院议事厅，他坐在照片最右边，脸上带着显著的孩子气，仿佛刚从学生会走出来。他才23岁，是这个包括首席部长马绍尔在内的宪制代表团最年轻的一员。这是1956年4月，这个代表团将前往伦敦就制宪问题与殖民部官员谈判，为新加坡争取更大的自主性。他身旁的李光耀是一位声誉卓著的律师。
第二张摄于1958年的照片，他走在樟宜监狱的水泥墙旁，穿白衣白裤与凉鞋，正在行走。左手插入裤兜，右手正向上挥舞。他偏分的发型一丝不苟，方正的面孔带着笑。他的神情与姿态，颇有一丝张国荣式的潇洒、不羁。若不是身旁那位黑肤色的狱警，你会觉得他不是前往牢狱，而是去参加一场记者招待会。
另一张摄于1961年的照片上，他站在立式的麦克风前，右手向上挥舞，他的脸颊丰满了一些，仍带着笑，他是在快乐世界向上万名支持者宣布社会主义阵营的成立。
而在第四张照片里，他着松垮的狱服，置身于几个狱友之中，对着镜头，他依旧向上挥舞着右臂。这是1965年的新加坡，这个国家的独立之年。作为独立运动最有力的倡导者，他身陷囹圄，关押他的正是他昔日的盟友李光耀。
在这本《我的黑白青春》中，我看到这些照片，几乎一下子就被林清祥的气质所吸引。他像极了20世纪中叶那些理想主义者的面貌——单纯、无私、乐观、愿意为信念献身。我几乎可以想像他在人群中的超凡魅力，当他大声用福建话反对殖民者的口号时，他一定会引起剧烈的欢呼，而少女们则怦然心动，在那个年代，政治人物仍可以充当摇滚明星。
这本书的作者林清如是林清祥的弟弟，多少也缘与后者的关系，他也在监狱中度过9年时光——20岁到29岁，几乎是青春最灿烂之时。这本书的一部分是林清如对自己成长的描述。作为一个出生于1937年的马来亚的福建移民之子，林清如折射了20世纪东南亚的变迁。他的祖父母在辛亥革命前夕从泉州南下，是15世纪起就开始的断断续续的“下南洋”浪潮中的一员。他则从出生起就卷入了层出的历史事件中，日本人入侵、反殖民的独立运动……作为东南亚的华人，你必然性陷入身份的纠缠之中。不管你反抗的是日本人，还是英国人，你的精神源泉必然来自北方的中国。但是当你面对要独立的马来亚或是新加坡时，你又必须处理自己的华人身份。况且1949年之后的中国，又是被卷入红色意识形态之国，是冷战阵营的另一方。
在林清如的回忆录中，你可以看到这一代华人青年的精神结构，他们是阅读鲁迅、听《国际歌》的一代，对平等的渴望塑造出他们的反抗精神。他们也是群众运动的一代，现代意识形态与传播工具，令学生与工人们获得了参与政治的机会。因为哥哥林清祥的缘故，林清如卷入其中，并随机在其中发现了自己的热情与意义。但随即，他就发现被背叛之痛。同为反英殖民同盟的李光耀在获取权力之后，牺牲了这些盟友，而且他知道唯有牺牲掉他们，自己的权力才可能稳固。
林清如的回忆有跨越的空间的亲切感。他的监狱生活，让人想起台湾的绿岛小夜曲，他们的理想主义热情则是某个时代全世界的左倾青年们的共有特性。他也是个令人赞叹的服刑者，在狱中自修，取得学位。并在出狱后，开始了成功的职业生涯。
但是，他的哥哥林清祥则没那么幸运。在这本回忆录的第二部分，他集中回忆了林清祥，并刊登了后者的遗稿。
在1969年被释放、驱逐到英国后，林清祥不仅失去了政治舞台，甚至连人本身都被损坏了。在英国，他想重回学术界，却困难重重，打击接二连三，包括儿子的去世。在一张旧照片上，他站在伦敦街头，他站在水果摊前，卖水果。几乎很难想像，他曾是东南亚最引人瞩目的青年政治领袖。当他在1996年去世时，他的痕迹几乎被从新加坡历史中抹去。
李光耀的新加坡故事占据了世界舆论的头条与新加坡的学生课本，他正是柏拉图笔下的“哲人王”。李光耀不仅将一个毫无希望的热带小国带入经济最发达国家之列，而他的洞见也远超这狭小的640平方公里、延续的岁月则更是绵长，从美国总统、日本首相到中国的总书记，都乐于倾听他对地缘政治、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的建议。至于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杂音。
二
我从未喜欢过新加坡。在十年前的一次短暂行程里，那些高楼给我一种压迫感，一切过分整洁与富有秩序，无处不在的炎热与潮湿与无处不在的空调，似乎让人陷入感受力的停滞。只是在牛车水的街边排档喝虎牌啤酒时，我感到一丝畅快。我的感受也深受荷兰作家Ian Buruma的影响，这位荷兰作家称新加坡像是一个主题公园，异议的声音被严密、有效地清除，人们在繁荣与富足中过着不健全的生活，所有的问题都被简化成技术性问题。而李光耀，这位剑桥的优等生、又爱谈儒家理念的新加坡建国之父，将英国殖民者的威权统治与中国传统的专制精神，结合到一起。他那套“亚洲价值观”听起来不过像是权力垄断者的混乱自辩之词。他创造的那个繁荣的新加坡，也是个无聊、沉闷的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与个人自主性被极大地压抑。
但十年前，这些感受都是书面上的，甚至是想象出来的。因为同样来自一个威权系统，我对于被压制的个人自由分外敏感，对于用个人自由来交换物质舒适的做法，也更为愤慨。
而这一次到来，我则更真实地感受到“恐惧”的存在，另一个被压抑的新加坡声音的存在。我遇到了孜孜不倦的“异议声音”，他看起来像是个温和的教授，所提的主张，也不过是普遍的原则，却遭遇着长期的压制；当年的南洋大学的学生们，讲述华语在这个新加坡模式中的被深深压抑；还有再普通不过的青年人，他们都觉得自己像被罩在一张沉闷的安全之网上……在书店里，我发现了一本绝妙的小书——《新加坡：被空调化的国家》。一位昔日的《海峡时报》的编辑Cherian Geroge用一种局内人才有的触感，描述了新加坡政府那种全方位的、常常是技艺高超的控制能力，从自然到人的内心，它试图提供一整套方案。
它也包括与林清如先生的会面。在武吉巴梭路的怡和轩中，我和他们喝白粥、吃小菜，据说这福建味道，也是当年到此的孙中山品尝过的。在会馆的一楼则是陈嘉庚的展览。这也真是历史的嘲讽之处。在新加坡的历史中，林清祥被指控是一个共产党，在那个严酷的冷战年代，这足以置他于死地。而如今的档案则证明，林清祥有左倾倾向，却未与马来亚的共产党组织产生关联，这纯粹是李光耀编出来的，他是权力游戏的牺牲品。而在会馆的一楼，则是陈嘉庚的展览。这位当年的南洋的侨领在1950年代初投奔新中国之后，就在历史舞台上消声了，只是作为新政权的装饰品出现。他也无法再返回新加坡。这也是东南亚华人尴尬地夹在历史潮流中的另一个例证。
在乌节路的一家咖啡馆里，我看着人潮之涌动，耳边是此起彼伏的Singlish，到处是建国五十周年的横幅。我在想如果林清祥没有出局，新加坡会变成何种模样？他是另一个新加坡版的张国焘吗？
很有可能，林清祥被浪漫化了。因为同情历史的失败者，我们有意夸大了他的能力与魅力。新加坡也可能变成另一个金边、胡志明吗？
这种可能的“夸张”也是对之前单向度历史的纠正。新加坡模式的裂缝正在出现。重塑记忆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在辛亥革命前，对于明末清初的屠杀的记载，成了推翻满族统治的有力武器；在苏联晚期，对斯大林时代暴政的追溯，变成了结束苏联的重要力量；在台湾，“二·二八”记忆的泛起，也是国民党政权被迫退让的原因之一……
新加坡正开始一场“历史的战争”，亦或“记忆的战争”。尽管李光耀仍无处不在，另一个叙述却开始兴起。这多元的记忆与叙述，或许能创建一个更值得生活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