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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杀死那个孩子

纳文 书生 1101℃ 已收录 0评论

《天空之眼》已经看了一段时间,尼斯暴恐案后才决定写这篇,但因为时效性写得匆忙,不怎么满意。后来看到有读者评论说,《三体》里程心正是因为这种看似人道主义的善良,把全人类推向了灭亡。

因为《三体》中这一段已经有点模糊,去知乎上看了一个帖子,不出意外,讨论中大量出现“圣母”和“白莲花”这种羞辱性词汇,刘慈欣有相对冷酷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这在书中体现得很明显,作家有自己的倾向无可厚非,但记忆中,连他也没有对程心的选择做过多道德判断,作为读者如果不能理解一个人物自身的复杂,只能说是世界和视野都太窄。让我想到几个月前看BBC版的《战争与和平》,弹幕里有不少人讨论娜塔莎是不是绿茶婊,如果只会如此这般下判断,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看托尔斯泰。

我个人不大喜欢功利主义,虽然密尔的《论自由》是我的启蒙书之一,我相信哈耶克所说:“功利主义的标准解释不了道德,功利主义必然是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因为它把所有人的快乐的最大化作为标准,就失去了基本人权的尺度衡量,也是导向社会主义的产物。”但这依然不是这篇文章讨论的标准答案,我想说的是,我们反复讨论的过程,本身就证明了道德是一种不可辩驳的存在。

 

谁会杀死那个孩子

反恐题材电影《天空之眼》今年3月11日在美国上映。十一天之后,布鲁塞尔发生连环爆炸,造成32人死亡,340人受伤,三名携带人体炸弹的嫌犯现场身亡,加上另外两人,均被警方认为和四个月前的巴黎恐怖袭击也有关联,ISIS随后宣布对该爆炸案负责——一整套我们已经越来越熟悉的恐怖袭击流程:人体炸弹、人群聚集区、大规模伤亡、最后是ISIS以大BOSS的身份亮相,炫耀战绩。

就像用生命为电影做宣传,《天空之眼》讲述暴恐案发生之前的故事:英国情报官员历经六年,终于追查到在东非恐怖分子名单上排名第四和第五的夫妻,二人正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比一栋民宅内,策划一起新的人肉炸弹恐怖事件,美军的无人机和两枚导弹已经就位,万事俱备,只等无人机驾驶员按下发射按钮。

但新的变量在此时出现,驾驶员发现在院子隔壁生活的小女孩(之前有他通过监控镜头看着小女孩转呼啦圈的温馨镜头),蹦蹦跳跳出门,在藏匿恐怖分子的院子围墙外设了一个小摊,卖妈妈做的面饼,小女孩天真可爱,笑起来任谁都难以拒绝,于是驾驶员拒绝发射,想给小女孩留下求生的时间——他期望小女孩能够迅速卖光面饼,离开爆炸区。

但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恐怖分子正在穿上装满炸弹的背心,因为监控能力有限,一旦他们错失发射良机,人体炸弹进入平民聚集区,就会带来80人左右的伤亡,电影向戏内戏外的所有人抛出一个难题:应该为了八十人的“可能”死亡,而让眼前的无辜小姑娘“确定”死去吗?

和很多人一样,我最早是从桑德尔的公开课“公正”里第一次听说那个著名的胖子:你站在一座桥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沿着轨道从远处开来,轨道尽头有五名即将被撞死的工人,这时你发现身边有一个大胖子,如果你把他推下铁轨,他必死无疑,但电车会停下,你救了那五个人,却杀了一个无辜的胖子。

这个假设在经公开课传播后如此知名,以至于桑德尔将《公正》出书的时候,只能用其他例子代替,但“电车难题”(Trolley Problem)本就是伦理学上最有名的悖论之一,电车难题有无数衍生版本,上述胖子这一个,大概最契合《天空之眼》的剧情。

戴维·埃德蒙兹的《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详细阐释了由电车难题产生的“电车学”,书中提到西点军校将此作为哲学必修课的一部分,因为这有助于学生区分正义战争和恐怖袭击。但不管和电影还是书,都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就像电影片头,打上古希腊诗人埃斯库罗斯的名言:“战争中,第一个倒下的是真理。”战争中我们做出选择,却不是依据真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段对话可被视为是“电车难题”最早的雏形,书中伊万和阿辽沙对谈,伊万说:“你想象一下,你在建造一座人类命运的大厦,目的是最终让人们幸福,给他们和平与安宁,但为此目的必须而且不可避免地要摧残一个——总共只有一个——小小的生命体,就算是那个用小拳头捶自己胸部的小女孩吧,用她的得不到补偿的眼泪为这座大厦奠基,你会不会同意在这样的条件下担任建筑师?”书中代表纯善的阿辽沙毫不犹豫,轻轻地说:“不,我不会同意。”

阿辽沙的回答在道德层面看起来无懈可击,伦理悖论仅仅作为逻辑假设时总是有趣的,但当现实需要不断验证这些假设时,大部分人却没有选择道德完美,在宗教层面,生命不可量化叠加,但在当下,我们真的会为一个小女孩,放弃整个人类的命运吗?

《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一开篇,就是二战时丘吉尔面临的选择:军情五处可以使用假情报,诱导德国将飞弹轰炸的地点从伦敦市中区调整为更南边的郊区,这样会挽救超过一万人的生命,但本来居住南部的人,则会被无辜牺牲,最后飞弹导致了六千多人死亡,南部众多区域被炸得满目苍夷。

埃德蒙兹说,做出这个决定时,丘吉尔可能没怎么失眠,因为他每天都得面对诸如此类的道德困境。同一个丘吉尔也曾说过,“真理无可争议,恶意可以攻击它,无知可以嘲笑它,但最终,它屹立不倒”,没有人知道丘吉尔所谓的“真理”应当如何具化:是六千人的生命?还是一万人的生命?

这就像《天空之眼》的结局,在经过诸多官僚繁琐低效的讨论,以及指挥官强行让技术人员移动炸弹点,将爆炸后小女孩的死亡率降为50%之后,导弹发射了,第一枚没有完全炸死女恐怖分子,于是又有了第二枚,这一次,恐怖分子和小女孩一起,失去了机会。

更为讽刺的是,伤心欲绝的父母试图在路上找车将小女孩送往医院,最终帮助他们的,却是电影中被视为反派的当地军队,战争中正邪双方的标签,因为一个小女孩的生命,来了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调,在电影的最后,是艾伦·瑞克曼饰演的军人对下属说,“永远不要跟士兵说,他不懂战争的代价”。早在三百年前,康德已经警示世人,“永远不能仅仅把人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始终要将之作为目的”,但如果手段和目的同为人的生命时,我们将会在现实层面陷入死局。

这些年有不少影视作品探讨类似主题:在《拯救大兵瑞恩》中,为了拯救瑞恩一人的生命,是否应该让八个士兵茫然冒险?在《战略特勤组》中,为了得到原子弹的下落,拯救几千万人的生命,是否应该以恐怖分子孩子的生命作为威胁?在《刺杀本·拉登》中,为了获取本·拉登的信息,是不是就可以对知情人士无底线使用酷刑?……这些探讨从来不提供答案,但能够进行这些探讨,而非不假思索的做出抉择,本身就证明了人性,在关键时刻的犹豫,既代表软弱,也代表人道主义。

看完《天空之眼》后,我本来没想写一篇文章,因为类似文章已经不少。但清晨起床,看见尼斯恐怖袭击后的照片,满地尸体,宛如地狱,最让人震动的一张,是被覆盖住的小女孩尸体,旁边是她的粉红洋娃娃。这一场悲剧已经不可避免,但倘若在下一场悲剧之前我们有机会制止,但制止它发生的代价,是杀死一个抱着粉红洋娃娃的小女孩,手握武器的人,到底会不会扣动扳机?

 

 

来源:李静睿 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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