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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记得发生过的每一件事

纳文 书生 808℃ 已收录 0评论

心理学家夏克特将遗忘列为记忆七宗罪之首,他的同行吉仁泽(Gerd Gigernzer)可能不会同意。吉仁泽认为,遗忘本就是记忆的题中之义,它可以帮助我们从大量的生活细节里挣脱出来,防止那些细节损害我们的概括、推断和学习的能力。

儿童心理学家早就认识到遗忘对于语言学习而言有多么重要。凭借直觉,爸爸妈妈们也是这么做的。他们不会给婴儿朗读《战争与和平》,而是无师自通地使用“婴儿式的语言”跟宝宝交流。婴儿有限的记忆像一个过滤的筛子,父母们懂得把语言掰碎来适应它。用吉仁泽的话讲,这就叫:“少即是多。”

其实很早之前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就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写道:“如果我们能记得发生过的每一件事,我们早就病入膏肓了。”

正如我写到的那样,记忆是脑的选择。我们记住什么,忘掉什么,是极富创造力的大脑的选择。尤其是关乎个人经验的自传性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往往都是选择的结果。面对不确定性的世界,忘却和记住就像两片刀片,组合成一把修枝剪,帮助我们修剪掉诸多繁杂的信息,而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对我们的生活有价值的少数信息上。没有这把剪刀,我们的大脑将陷入细枝末叶的泥淖,无法把个人经验转换成有意义的故事。同样的道理,假如遗忘和记忆的刀片长短各一,不相匹配,这把剪刀也会出大问题。

还记得博尔赫斯笔下博闻强记的富内斯吗?那样的病例现实里就有。一位具有超强记忆力的俄罗斯人承认,他的头脑总是被儿时的各种影像占据,大量的细节更是让他无法进行抽象水平的思考。他还抱怨自己辨识面孔的能力很差,因为些许的表情就会使人脸变幻不定,让他难以记住。另一位记忆力超群的美国女士在一封给心理学家的信里写道:“我今年34岁,从11岁那年开始我拥有了难以置信的回忆过去的能力……每当在电视上或者别的地方看到一个日期,我就会自动地回想起那一天,记起我在哪里,在干什么,那天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回忆无法停止也无法控制,让人筋疲力尽。每天都在头脑里回顾一遍我整个的人生,这简直把我逼疯了。”

如果我们能记得发生过的每一件事

有人做过实验。他们让被试者观看两组照片,同样的景观,一组照片由被试者拍摄,另一组由实验人员拍摄。fMRI扫描发现,当被试者观看第一组照片时,激活的脑区远比观看第二组照片广泛。具体来说,当他们看到自己拍的照片,激活的脑区除了与情景记忆相关的内侧颞叶和与情景加工相关的顶叶皮层,与自我信息加工、视觉空间记忆以及回忆相关的脑区,甚至杏仁核等结构都会激活。

可能正是因为自传性的记忆要调动更多的脑区,心理学家德拉埃斯马(Douwe Draaisma)才认为,在所有类型的记忆中,自传性记忆最容易遭到破坏。即使在健康的前提下,自传性记忆也就是一个为你记录人生,却明显缺乏责任心和领悟力的秘书。不过我觉得这也难怪,因为这位秘书服务的对象不是真实,而是自我。

那么自我是什么?长期关注自我和记忆问题的奈瑟尔(Ulric Neisser)曾经总结过各个领域顶尖学者对自我的看法,列出了一个不短的清单。另一位心理学家布鲁纳(Jerome Bruner)把它精简成了12项,在此我将其再度浓缩,罗列如下:

(1)“自我”是有目的的行动者,充满对目标的欲望、企图和渴求。它具有强烈的占有欲,可以不断扩展、挑拣目标、价值或信念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2)“自我”以“参照群体”和“重要人物”为导向,设置行为标准,并根据这些标准对自身做出判断;

(3)“自我”对实现目的的条件,譬如障碍、现实和环境很敏感。它对目的的达成,例如成功或失败也很敏感;

(4)它能通过改变自己的欲求,或者行为标准,来对成功和失败做出反应;

(5)因为对达成目的的诸多因素敏感,它的行为惊人地多变,且高度情绪化;

(6)但它有一套心智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其动机是保持感觉上的连续性、维系经验上的一致性,从而回避事实上的不连贯和矛盾;

(7)最后,要达成上述几点,它必须依赖记忆的选择性,通过不断地调整过去,来满足自身连续性和一致性的信念。

可见,要让这样的“自我”满意,记忆不能满足于做一个循规蹈矩的秘书,它还得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律师。它为“自我”全力辩护,而“自我”则坚信,律师描述的那个人正是自己。

按照“自我”的上述要求,一个好的故事应该怎么讲呢?这让我想起诗人弗罗斯特(Robert L.Frost)的名诗《未走之路》(The Road Not Taken)。我觉得这首诗被不少人视为人生的最佳写照,就因为它讲了一个关于“自我”的好故事。在这个故事里,自我作为行动的主体,有必然的障碍,知道驻足思考,也敢于做出抉择。同时,这样的“我”总能借助记忆,饱含深情地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把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有人说:“个体失去构建叙事的能力,就失去了他们的自我。”我认为这句话要成立,前提是记忆――不管它有多么不可靠。神经医学家萨克斯(Oliver Sacks)在《错把妻子当帽子》一书里生动地阐释了记忆与叙事以及自我的关系。他发现患有严重科尔萨科夫综合征(Korsakoff’s syndrome,又称健忘综合征)的病人不记得自己是谁,不记得任何事,却有着病态的叙事能力。他写道,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内在的、不间断的故事,来维持他的自我信念,记忆的一大功能即在于此。然而丧失记忆的人无力做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只能不停地编造连续的情节,以此弥补自我感觉的破碎与断裂。

最终他们成了故事狂,无休止地创造着虚假的新世界与新自我。萨克斯写道,在他们闪闪发亮不断变换的虚构之下,是“一团没有深度的幻想和精神错乱”。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样的人生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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