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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双有:我们为什么痛恨赫鲁晓夫?

纳文 书生 1095℃ 已收录 0评论

建国几十年来,有一个外国人我们最为痛恨,最为鄙视。我们曾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利用强大的舆论阵地,不断地揭露他批判他攻击他羞辱他,终于把他妖魔化成了五毒俱全、十恶不赦、头上生疮、脚底流脓的头号坏蛋。在我们中国,只有最坏的大人物才能沾上他的名号。

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苏联最高领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

多少年来,笔者和许多人都感到奇怪。赫鲁晓夫是苏联领袖,他思想反动,品质恶劣,蒙羞的是苏联人;他执行了修正主义的错误路线,他制定了资本主义的反动政策,必然会把他的国家搞得乌烟瘴气,经济衰败,民不聊生,受害的是苏联人,那他就会遭到苏联人民的强烈反对,甚至会被苏联人民拉下马来。我们为什么要无休无止地花费如此巨大的力量来批判一个外国领袖呢?

如果我们担心赫鲁晓夫祸害中国人民,办法很简单:不和他来往不就得了吗?他在苏联发出的指示,制定的政策,作出的讲话,中国人不翻译,不转载,不宣传,其修正主义思想又如何毒害中国人呢?其实中国人获知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毒汁”,还是在中国的批判文章中见到的。我们的理论家为了批判赫鲁晓夫,将其“毒汁”引来引去,中国人由此才知道,赫鲁晓夫竟然有如此毒汁四溅的修正主义思想啊!我们批判了修正主义,却又在“引荐”修正主义!

不管怎样,我们在领袖的指引下,长年累月糊里糊涂又义愤填膺地批判着这个外国领袖,几年下来,终于把他弄成了十恶不赦的妖魔。我们的领袖便又开始用这个妖魔来比附中国的坏人,打击自己的政敌。

1964到1965年,党主席毛泽东在“四清”问题上和国家主席刘少奇发生激烈矛盾,欲打倒刘少奇,就将其视为“中国的赫鲁晓夫”。他一再向全党发出呼吁,要警惕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中央出了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你们怎么办?1966年5月文革风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在列举了要揪出的一大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后,说道:“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我们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都高度紧张起来,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呢?那次中央会议揪出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后,刘少奇认为,这四个人就是赫鲁晓夫了吧?在会议上上纲上线揭发批判起来,把自己的亲信部下彭真批判得一无是处。岂不知最高领袖在幕后冷笑:你才是真正的赫鲁晓夫!

几个月后,“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口号响彻中国大地,中国的赫鲁晓夫成了刘少奇的代名词。后来全国各地揪出了众多大大小小的走资派,都被称为赫鲁晓夫。其实在毛泽东看来,真正能称得上赫鲁晓夫的,恐怕只有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等人。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的赫鲁晓夫被平反昭雪,但是真正的苏联赫鲁晓夫,却无人理睬。好像我们以前无休止的铺天盖地的谩骂、批判、攻击、羞辱,把他骂的得狗血喷头,批得体无完肤,过去也就算了!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说:过去我们双方都说了一些空话,说了一些过头话,现在应忘记过去,面向未来。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赫鲁晓夫在九泉之下会服气吗?

笔者以为,这一段历史不能掩盖,不能模糊,而应当梳理一下,反省一下。依据后来历史的发展趋势和实践的检验,查清原因,厘清是非,阐明真相,从中得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在这里,要弄清一个重大历史疑问:毛泽东为何将赫鲁晓夫当作最为痛恨的丑角?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外国领袖成了中国人痛加挞伐的仇敌?

按照一般的观点,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了《秘密报告》之后,中共和苏共就开始发生分裂了。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十分不满,多次发表谈话和文章,予以批评和敲打。这话有一定道理,但没有揭示出关键问题。苏共20大后的两年间,中苏关系还是比较亲密的,并未显出分裂迹象。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亲率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即莫斯科会议)以及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活动。受到赫鲁晓夫的热烈欢迎。

虽然之前在内部传达时,中央认为,赫鲁晓夫的国内外政策已脱离了马列主义轨道,两党已经发生分歧;毛泽东还在讲话中说,苏联的顽固分子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一些问题。这些人利令智昏,最好是臭骂一顿。但是到了苏联,毛泽东既没有“捅穿”,也没有“臭骂”,而是和和气气,十分融洽。

在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上,赫鲁晓夫讲完话,紧接着就是毛泽东讲话。他说:“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地第一次在世界上五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同时强调,社会主义阵营必须以苏联为首加强团结。赫鲁晓夫听完讲话,非常高兴,当毛泽东从讲台回到座位的时候,他便迫不及待地迎上去,与毛泽东握手、拥抱,以表示感谢。

11月7日,毛泽东参加了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典礼和检阅群众游行活动。在主席台上,毛泽东站在极为显眼的位置上,左边是赫鲁晓夫,右边是主持阅兵典礼的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中国代表团的宋庆龄、邓小平也在检阅台上。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只有团长一人在台上。游行队伍到达中国代表团面前时,都会情不自禁地高呼:“苏中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这就说明,1957年以前,中苏两国虽然由于对斯大林的认识问题、对和平共处等理论问题发生了分歧,但是,两国关系还是十分亲密的,是不可能发生剑拔弩张的大论战的。尤其是在莫斯科会议后期,当赫鲁晓夫发出15年超过美国、建成共产主义的口号以后,毛泽东立即毫不示弱地响应道:

“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归根到底,我们应当争取15年的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

问题就出在这儿。两国领袖发出豪迈誓言,夸下海口,引起了竞争,原本是件好事。然而就因为这一争,争出了矛盾,争出了激烈冲突,为中苏交恶埋下祸根。

毛泽东一回到中国,就开始发动大跃进运动。他连续不断召开一次次会议,发表一次次讲话,提出一个个口号,《人民日报》据此发表一篇篇社论,强力推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1958年8月17日,党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正式通过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运动的文件,于是,公共食堂、大炼钢铁、大办水利,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强迫命令、瞎指挥等,统称为“大跃进”的极左狂潮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如脱缰野马肆意奔腾,几个月时间就乱象纷生,对生产力普遍造成极大的破坏,5亿农民顷刻间十室九空,饥肠辘辘。

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大跃进当然十分关注,但对中国发出的一些浮夸口号不以为然,对报纸上公布的粮食产量数字表示怀疑。为了维护与中国的关系,采取了既不赞成也不批评的态度。后来他要求苏共联络部对中国大跃进进行评估。联络部通过考察,发现了大跃进的弊端,向中央建议道:“或者为了苏中关系正常化而赞扬中国大跃进,但那样的话,就是欺骗国际工人运动,欺骗苏联人民;或者为了维护真理,而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评价为一种左倾政策的表现,但那样的话,就会走一条加深两党分裂的道路。”

但是,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赫鲁晓夫开始担忧起来。他在回忆录中说:“中国开始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肆宣扬,说每个国家都应以中国为榜样,组织公社,照搬大跃进,这种宣传在中国报刊上比比皆是。过了一段时间,靠近中国边境的我们自己人出版的报纸也出现了这种宣传。我当时很害怕中国人的做法,他们企图让我们采纳他们的口号和政策。由于情况越来越糟糕,我们不能再继续沉默了,我们不得不站出来讲话——不是反对中国和大跃进运动(这是他们内部问题,与我们无关)而是反对把他们的座右铭照搬到我们苏联中来。”

1958年12月,不再“沉默”的赫鲁晓夫对美国参议员汉弗莱说:“公社制度今天对俄国是不适宜的,无论如何这个词是用错了,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选用了这个词。因为‘公社’一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它是一种城市而不是农村管理形式。无论如何,中国的制度是倒退的。苏联以前就尝试过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苏联现在采取的是物质刺激的方法。”

他认为毛泽东有些头脑发热,脱离实际,他说:“中国要在5 年内超过英国,再稍许长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我们读到中国口号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种想法是荒谬可笑的!”

1959年1月,赫鲁晓夫在21大报告中,也可能是针对中国的大跃进有感而发,他连续说道:

“是否会有某个社会主义国家走到共产主义,而其余国家还落在后面呢?这种前景是很少有可能的。”

“由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是不能任意破坏或超越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

“有些同志会说,应当快些实行共产主义原则。但是,当没有为此创造好经济条件,没有达到物质财富的丰裕,以及人们还没有共产主义精神生活和工作的时候,过早地过渡到按需分配,就会损害共产主义建设事业。”

“如果哪个国家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就会有利于敌人。”

“社会不能够不经过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就从资本主义跳到共产主义。”

“中国的大跃进毁坏了中国经济,中国深深陷入了困境,大跃进之后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倒退了。”……

现在我们静下心来,细读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的批评,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他对我国大跃进、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看得比较准确,提出的批评也比较中肯,而且是出于善心,并无恶意。他起初是保持中立,不予置评,后来“害怕”极左浪潮影响苏联,才不得不发出一些批评大跃进的讲话。我们拿他的批评,和当时毛泽东在两次郑州会议上的一系列纠左讲话进行比较,发现二者几乎如出一辙,没有多大差别。

但是,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批评,先是不以为然,继而是愤愤不平,接着是怒火中烧。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说道:“赫鲁晓夫不喜欢公社,总有一天给张楼梯让他下来,出一张布告。赫鲁晓夫讲公社,是讲苏联的历史。他只讲物质条件,不讲政治条件。他们的物质条件好,但不出政治觉悟……”

由于毛泽东的批判,赫鲁晓夫的形象越来越坏。在批判彭德怀时,必然和赫鲁晓夫联系起来。恰好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前去苏联和东欧访问过,和赫鲁晓夫见过面。林彪在中央常委会议上便厉声批道:“彭德怀,你从赫鲁晓夫那儿取到什么经了?赫鲁晓夫为啥对你评价那么高?”于是,一顶“里通外国”、和赫鲁晓夫密谋在中国“搞颠覆”的大帽子便死死地扣到彭德怀的头上了!

到哪国访问,能受到哪国最高领袖的接见和赞扬,原本是十分荣耀的事。就因为赫鲁晓夫被宣传成了“坏人”,因而和“坏人”谈过话的彭德怀就成了里通外国的“卖国贼”了!

在批判彭德怀的斗争不断升级之时,1959年7月28日,胡乔木递给毛泽东一份内参,上面刊载了赫鲁晓夫7月18日在波兰发表的批评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讲话,当头一句就是:“苏联发现,通过公社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办法是错误的。”后面都是批评中国脱离实际、急躁冒进、得不偿失的错误。毛泽东读后于8月1日批转王稼祥,他满腔愤怒地批示道:

“将来我拟写文章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出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接着又向与会人员发出批示:“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台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中这个法宝吗?”

对彭德怀的愤怒,加深了对赫鲁晓夫的批判;对赫鲁晓夫的愤怒,加深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赫鲁晓夫在苏联是“鞭死尸”,彭德怀在中国是“鞭活尸”,于是彭德怀被打成了罪大恶极的“反党集团头子”,那么赫鲁晓夫该打成什么呢?中国人却鞭长莫及。

此时大跃进的败像在各地已经显现,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已经陷入饿死人的危机。然而这一切毛泽东似乎发现不了,对大跃进充满了无尽的豪迈自信,对“反对派”充满了无比的愤怒和鄙视。在他的眼里,大跃进是他一生中最伟大、最正确、最正义、最辉煌的事业!

然而,历史给伟大领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一年以后,也就是1960年以后,彭德怀和赫鲁晓夫给大跃进提的意见得到了应验,大跃进遭到了全面的彻底的失败,国民经济跌到了历史最低谷,整个中国大地真个是“千村霹雳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毛泽东初掌国民经济就遭如此惨败,在大跃进中,在庐山会议上,发出的所有豪言壮语,都成了自我讽刺、不敢再谈的笑话。怎么办?

在国内,可以封锁舆论,内部自我调整,让刘周陈等人收拾烂摊子。对国外,抓住赫鲁晓夫进行猛批,将他的一切言论都打成修正主义货色,把他妖魔化成十恶不赦的社会主义叛徒。通过这种手段,既可以抵销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影响,又可以压制彭德怀的“翻案风”,继而堵住“黑暗风”、“单干风”,从而掩盖大跃进的错误,掩盖庐山会议的错误,用这一个极左错误掩盖上一个极左错误。于是,就有了震惊世界的标志着中苏大分裂的中苏大论战!

当然,期间,中苏两国也有另外的矛盾。如赫鲁晓夫要在中国搞联合舰队,搞长波电台,毛泽东为了维护主权予以拒绝;中国炮击金门,赫鲁晓夫表示不满;中国和印度发生冲突,赫鲁晓夫偏袒印度,等等。但这都是次要矛盾。你要当“老子党”,老子偏不承认;你要我干什么,我偏不干!个中是非至今也辨不清,毛泽东不会抓住这些大做文章。毛泽东最痛恨的,就是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连番批评,而这个大跃进居然遭到了失败!

那么,这场大论战究竟谁首先挑起来的呢?我们说,是赫鲁晓夫首先挑起来的。但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从大跃进初期,苏联一直担心惹矛盾而不予置评,后来“害怕”大跃进危害苏联才不得不发出批评的态度来看,赫鲁晓夫对中国一直是小心翼翼,不愿惹恼的。但究竟是谁打了论战第一枪呢?

1960年4月,为了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红旗》杂志社编辑部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了《沿着伟大的列宁道路前进》,陆定一发表了《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等三篇文章,阐述了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争论的焦点。按照列宁的观点,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只有用战争消灭了帝国主义,才能建立世界和平;各国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只有用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实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就是修正主义路线。

这几篇文章虽然没有点名,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矛头是对着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的,把赫鲁晓夫指为投降帝国主义、背叛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看后肯定要怒火满胸:你们的大跃进眼看遭到了失败,实践证明我对你们善意的批评是符合事实的。可是你们不去检讨你们的失误,不承认我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反而对我挥舞起了棍子!你们真是愚不可及,固不可彻!

由此可知,中苏论战的第一枪可能是中国先发的。但也可以说是苏联先发的,因为赫鲁晓夫在1958、1959年批评过中国的大跃进,中国于1960年4月开始反击。这就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是个无法厘清官司。但是我们的反击,却不是批判赫鲁晓夫有关中国大跃进的言论,而是批判他在1956年提出的“和平共处”等修正主义路线,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

现在看来,我们的观点是教条主义、脱离实际、对各国局势造成危害的极左观点。而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是与时俱进、符合世道人心、后来形成各国普遍推行、符合世界潮流的观点。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们和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落实了赫鲁晓夫的观点,还是推行了我们的观点?

我们硬要用自己的观点批判赫鲁晓夫的观点,人家能不生气?人家是列宁主义的故乡,不知道如何实行列宁主义?反而是遥远的中国最能领会列宁主义?人家的改革让农业生产不断发展,是背叛了列宁主义,而中国的大跃进把国民经济搞得一团糟,这才是执行了列宁主义?

所以,在1960年6月召开的布加勒斯特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对中共进行攻击。其它各兄弟党也跟着起哄,骂中共是“疯子”、“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至此,中苏论战全面爆发了。

中共对此予以反驳,称赫鲁晓夫的做法“完全破坏了历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兄弟党协商解决问题的原则”,“这是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运中的威信,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

赫鲁晓夫十分恼火,决定把两党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上。1960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片面决定,在一个月内全部撤走在中国的1390名专家,撕毁343个专项合同,使中国正在建设的大批项目无法继续进行。由此中苏关系完全破裂了。

1961年10月,苏共召开22大会议。中共仍然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会议。赫鲁晓夫在会议上再一次批判斯大林,并决定将斯大林遗体从列宁墓中搬走。中共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表示反对。赫鲁晓夫就先拿阿尔巴尼亚开刀,在会上公开号召推翻该党领导人。周恩来为此感到愤慨,毅然提前回国。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到机场迎接,以表示对赫鲁晓夫的谴责。

自此以后,中共和苏共正式开始了隔空大论战。苏共人多势众,气势汹汹,中共单枪匹马,毫不示弱。两者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你那里正义在手,我这里真理在胸;你那里义愤填膺,我这里怒火满腔;直杀得日月无光,天昏地暗,却也难解难分。老百姓莫名其妙,跟着看不尽的热闹。

到了1963年7月,中共在毛泽东指挥下,连续发表《九评》,如一颗颗超级炸弹,把赫鲁晓夫炸得人仰马翻,从而把大论战推向了高潮。文章太长,在此只作简要提示。

《一评》题目为《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指斥中苏论战是由赫鲁晓夫一手挑起并扩大起来的。

《二评》题目是《关于斯大林问题》。毛泽东在上面加道:“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

《三评》题目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将南斯拉夫抛弃斯大林模式、解散合作社、推行个体经济和自由竞争的一系列改革,斥为资本主义复辟,矛头直指支持南斯拉夫的赫鲁晓夫。

《四评》题目是《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批判赫鲁晓夫对亚非拉革命运动的不支持,表明中共大力支持亚非拉地区革命人民的造反起义、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

《五评》题目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毛泽东在文中加道:“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自己“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成功实践,说明只有同帝国主义斗争,才能赢得和平,批判赫鲁晓夫对美国抱有的幻想。

《六评》题目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进一步强调,列宁的和平共处是同帝国主义斗争得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能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外交),批判了苏共领导人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的错误观点。

《七评》题目是《苏共领导人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题目便一目了然。

《八评》题目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着重批判赫鲁晓夫的“议会道路”“和平过渡”的观点,重申中共的暴力革命的观点。

《九评》题目是《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强调了社会主义时期存在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苏联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苏联人民同赫鲁晓夫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

《九评》之9篇文章,从写作手法来说,确实是大手笔,大构思,大运作,其语言之犀利,论证之雄辩,气势之宏大,在中共党史上无出其右者。每一篇文章的发表,都在国际政坛上掀起一阵巨浪,更使赫鲁晓夫之流惊惶不安,目瞪口呆。据说在1964年10月,中共还要继续写《十评》,赫鲁晓夫即被苏共中央的反对派拉下马来,只得作罢。中苏大论战终以“九评”的发表大获全胜而鸣金收兵。

但是,《九评》中,我们慷慨激昂要坚持的主要观点大都是错误的,是经不起历史的检验的;我们猛烈抨击的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大都是符合世界潮流、至今还在普遍实行的正确观点。邓小平不仅说当时的大论战是说“空话”,并且反思说:我们在大论战中真正的错误,在于“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阎明复也说:“大论战是历史悲剧,从总体上应当否定。中国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维护国家主权,是对的,但是在意识形态争论方面,中国坚持的观点基本上都站不住脚。以极左反左,因此错误更多,责任更大。从中国来说,大论战害人害己,以害己更重,后来导致文革爆发,带来十年浩劫。”

但问题的症结不在这里。1957年毛泽东参加莫斯科会议,和赫鲁晓夫一同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拉开了中苏在经济建设上竞争的序幕。三年以后,也就是1960或1961年左右,毛泽东本应该和赫鲁晓夫一同拿出三年竞争的成绩单,比一比,亮一亮,看谁超过了谁,谁败给了谁。毛泽东一直认为中国发明的大跃进是最好的进入共产主义的办法,苏联的办法不行,他们执行的是错误路线;赫鲁晓夫却一直认为中国的大跃进是错误的,唯有他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那么,现在就应该用事实来说话!

比如,中国的大跃进导致工农业生产下降50%,苏联是否下降了60%甚至80%?中国人饿死了3千多万人,苏联是否饿死了5千万多人?我们抓了55万右派分子、300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苏联是否抓了500多万右派分子?……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他们的路线是错误的,我们才可以理直气壮地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

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1960年我们向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发起猛烈攻击的时候,正是我们的大跃进遭到惨重失败的时候,五亿农民家徒四壁,啼饥号寒;到广大农村走一走,令人触目惊心!而我们却丝毫不认真调查大跃进给国家带来的悲惨景象,也不认真总结大跃进失败的教训,也不查找大跃进导致大倒退的原因。更没有派出大批考察团,到苏联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看赫鲁晓夫的“错误路线”造成了多少灾难!当时,我们有多少此类的文章需要花大力气大做特作啊!

奇怪的是,我们的领袖放着这方面的文章不做,而是大做特作反修防修的文章,把斗争的矛头首先对准曾经给大跃进提过意见的赫鲁晓夫。而批判赫鲁晓夫时,却丝毫不提人家对大跃进的意见,而专批他的“三和两全”等修正主义观点,阐述我们的正确观点。这种批判的理论再高妙,对饥肠辘辘的中国人民有什么好处呢?难道你的理论路线正确,就可以把国家搞得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吗?大跃进造成三年大饥荒,国民经济跌倒历史最低谷,这就是我们标榜的“路线正确”、注重反修防修的结果吗?

所以,有论者说,1960年代我们发起的反修防修和大论战,目的就是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掩盖大跃进的严重失误。以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来震慑中国的修正主义,由此堵住中国大跃进的反对派的嘴。用反修防修做“障眼法”,掩盖大跃进的错误的做法,并不鲜见。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对大跃进弊端有切身体会的朱德元帅,原本是要在大会上发言,和刘少奇一样深刻揭露大跃进和公社化错误的。但是,当他看到林彪歌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讲话受到毛泽东高度赞扬后,他担心落个彭德怀的下场,马上改变主意,作了一个“反对修正主义”的报告。两者的“障眼法”动机不同,但都起到了掩盖大跃进错误的目的。

况且,我们从当时反复高唱“反修防修”的论调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根本无意承认大跃进的失败,无意检讨大跃进的失误。在七千人大会等场合零零碎碎谈到的一些大跃进的败绩,什么“缺少经验,缺少知识”“办了一些蠢事”等等,都是言不由衷的敷衍了事。内心根本不承认大跃进的错误,而对曾经批评过大跃进的人怀恨在心伺机报复。60年代初期是遮遮掩掩歌颂大跃进,当时不断传唱的歌词有“我们走在大路上,三面红旗迎风飘扬!”“总路线,大跃进,公社的红旗插在我们村。”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我们开始大张旗鼓,将批评过大跃进错误的刘少奇、彭德怀和赫鲁晓夫绑在一起痛加挞伐的同时,操纵所有舆论,对曾经给整个国家带来沉重灾难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进行了铺天盖地的高调歌颂;那大跃进带来的人间地狱般的悲惨生活,在文革中被吹嘘成了国富民强、莺歌燕舞的人间盛世!已经下台的赫鲁晓夫看到这样的歌颂,也只能一阵苦笑!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就被反对派拉下马来,取而代之的勃列日涅夫,执行的是比赫鲁晓夫更厉害的反华政策,对中国造成的危害更严重、更漫长。然而毛泽东依然揪住赫鲁晓夫不放松。在《培养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五个接班人条件,每一个都是打向赫鲁晓夫的炮弹: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对这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当时的青年学生都奉为绝对真理的“最高指示”,反复学习,熟读成诵。后来文革风起,揪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人,人们纷纷窃语:毛泽东果然言中,早就发现刘少奇是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

但是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却是莫名其妙。他们认识赫鲁晓夫是谁?他们听过几次赫鲁晓夫的讲话?这上面罗列的赫鲁晓夫的五大罪状,你报纸上不公布,老百姓怎么会知道呢?赫鲁晓夫这么坏,他只能危害他的国家和人民,与我们有何相干呢?

“五大罪状”别的不说了,单说一下这“野心家、阴谋家”的来由。批评中国的大跃进,这不能叫“野心”;提倡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这也不叫“阴谋”。可能就是他做“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是所谓有野心、搞阴谋了。但是,1956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时,已经贵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已经登上权力的顶峰,不需要“篡党夺权”,还需要搞什么“阴谋”长什么“野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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